我九五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得法前身患多种疾病,包括高血压、颈椎病等等,经常看病打针、吃药,花了不少钱,病也没治好,身体受病痛折磨,活的很苦、很累,在无望的痛苦中挣扎着。一天,我的同事看我身体不好,介绍我炼法轮功。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法炼功,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变化,曾经困扰我多年的许多疾病都不治而愈,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经常参加集体学法炼功,身心在大法中熔炼着,感受到沐浴在师尊的佛恩浩荡下是多么的幸福美好。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后,中共开始对法轮大法疯狂的迫害,开动所有的宣传工具,诬陷大法及师父,感觉就象天塌了一样,我想师父是让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我炼功后身体健康了,是大法让我重获新生。现在大法及师父遭受不白之冤,作为大法弟子应该维护大法,告诉人们真相,尽到一个大法弟子的本份。我和同修商量要向政府讲真相。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我第一次上北京到天安门证实法,走到天安门广场时被北京公安人员抓走,他们把我们大法弟子集中关在一起,在这里我遇到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的大法弟子。北京警察将我们交给武汉驻京的警察,在返回武汉途中我们上访的大法弟子都是戴着手铐回武汉的,回武汉后他们把我们关进“二支沟拘留所”十五天,每天被强迫干活十四个小时,做电池,到满十五天的晚上才放我回家。
二零零一年元月份,汉光派出所以找我谈话为由,把我骗到“二道棚洗脑班”关押半年,后向我家人勒索一万元钱,才放我回家。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我和同修第二次到北京上访,当时我们带着上访信,本想到信访局去上访。途中上访信被北京警察收走了,没去成,我们就到天安门广场证实法,当时我们喊口号‘法轮大法好’。被北京警察劫持,把我们交到驻京武汉警察。
我们当地汉光派出所派人到北京把我们带回武汉,我们是坐飞机回武汉的,到武汉时是晚上,他们想到机场公安局去拿手铐把我们铐上,可是他们已下班没拿到。第二天把我关在“东西湖看守所”,三十天后又把我送到“二道棚洗脑班”。之后我又被送到‘东西湖看守所’关押三十天。在这期间,我不配合看守所的一切要求、命令、指使,被邪恶之徒折磨,双手向后背铐着,吃、睡都不能自理,晚上睡觉都不打开手铐,戴着手铐睡,一直到满三十天才打开。
之后他们又将我送到洗脑班迫害。在洗脑班我还是不配合他们,他们就把我们四个人分别关在地下室,每个房间都是安装的铁门,吃、睡、厕所都在小房间里,中共把洗脑班办成了行“私刑”的黑监狱。有三个转化人员把我关在房间打我。有一次,一个大个子的女人打完我后,象扔东西一样,把我往房间里一扔,我的腰痛了半个月。她们还用烟头烧我的手。我们不配合她们,我不放弃信仰、不写三书,她们就用各种手段折磨我们,什么坏事都干。
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三年我又多次遭受恶人迫害,当时派出所、居委会人员不断骚扰我和家人,我还被监视居住,他们还利用不明真相的家人对我看管、监视,使我失去了人身自由。
中共邪党对我们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完全都是违法的,手段之残忍,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史无前例,我所遭受的迫害只是千万个大法弟子遭受迫害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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