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三度被非法劳教，妻子屡遭酷刑折磨
修炼法轮功，我们夫妻身心健康
我叫郭玉君，一九九七年新年，我们全家回我父母家过年。正月十四这天，表舅带来一本法轮功的书，我丈夫就把书接了过来，一看就被书中的法理所吸引。整整一天，他就捧着书看，看完后，他感慨地对家人说：“这书太好了！”从那时起至今，他的所有不良瘾好──烟、酒、麻将全戒掉了，不久，他身上所有的疾病全都不翼而飞。
修炼后，我们努力按照大法书中“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在各个方面做好人。由于我丈夫不喝酒、诚实、守信，渐渐地车主都愿意雇他开车。我修炼前患有严重的失眠症，神经衰弱，而且脾气也不好。修炼后无病一身轻，精神愉快，脾气也变好了，夫妻和睦。我们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从内心感激法轮大法。
村里人看到我们夫妻的身心巨变，先后有一百多人走入了法轮功的修炼行列。我买来了录放机，放师父讲法录像；把自己家房子的两个房间腾出来，每天和大家一起学法、炼功，有的人多年的顽疾根除了。修炼后，都能主动、及时上交村子的各种费用。
一九九八年抗洪抢险救灾时，村上要求每户至少交二元钱捐款。村干部还自言自语地说：“村上还得花钱买被褥上交。”听后，我们将自己家干净的被褥拿来，有的捐二十元、十元，最少捐五元。当村支书许孝先看到摆在村办公室里高高的一摞干净整齐的被褥，又看到法轮功学员捐了这么多钱时，他感动地说：“你们炼功人真好，让村里人都来学，你们支持我们的工作等于帮了我们。”
迫害初期，屡次被骚扰
一九九九年四月初八一大早，片警蒋海山和指导员孔宪维就开始到我家骚扰。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这么好的功法突然不让炼了，电视上天天诽谤大法，我们村上的喇叭也天天广播让法轮功学员交书，派出所几乎经常来我家骚扰，抄家。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蒋海山领着几个警员再次闯入我家，当时只有我丈夫一人在家。蒋问我丈夫：“你媳妇哪去了？把她找回来。”然后这些警员将我家的录音机、炼功挂图和法轮功书籍等东西抢走，又强逼我丈夫把师父的法像摘下来，我丈夫没答应。这些人临走前将民政部有关禁止法轮功学员炼功的决定粘贴在我家室内墙上。第二天这些人又来了，蒋海山摘下了师父法像。
七月二十五日，村治保主任王继忠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村政府。去后，我给乡书记等人讲法轮大法的美好。第三天，王继忠又打电话让我去，我问干啥？他说：“把书交了。”我说不能交。过了一会儿，钟屯派出所来人将我劫持到村里，到那一看，还有四个功友也在。警察和乡干部逼着我们签不炼功的保证书。我不签，警员杨德安和蒋海山就粗暴地将我拽上车，拉到沙河堡村政府和四方台村书记家，让我看收缴来的大法书，我指出了他们的恶行，直到晚九点多钟，才让我回家。
大约九月十七日，我去一个同修家，派出所的警察已经在那里等着，一帮人把我绑架到派出所。所长马刚恐吓我说：“就想打你一顿。”当时还有几个同修被绑架，第二天送进拘留所非法关押一个月。在拘留所里，我们炼功，警察就打我们，于是我们就绝食反迫害。到十月三日将我们放回，派出所每人勒索一千五百元钱，拘留所勒索五百五十元。
此后，警察一直到我家骚扰，十月十一日，蒋海山和李凯又来我家，正巧有一名同修在我家，我在家做棉被。两名警员说：“你与功友会面，不管有人举报你，还是你在家里自己炼功都得抓你。”我不配合，直到晚上七点他们才走。走时还将录音机中的炼功带抢走。
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数月
想到自己修炼后有了健康的身体，祥和的心态，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炼，心如刀绞，非常难过。每天电视里还在恶毒诽谤，欺骗世人；特别是现在警察三天两头来骚扰，没有一点安全感。没办法，依照《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我们就想去北京和政府说明真相，希望中共政府能改变错误做法。十月十一日晚上，我与几名法轮功学员踏上了进京上访的路。
十月十九日，我丈夫也到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我们遭到武警的绑架。在天安门分局，我们被圈进一个大铁笼子里。三十日下午锦州警察把我们带到北京凤龙宾馆（当时各地都有驻京迫害法轮功的机构），里边关有好多法轮功学员，有两位被打得鼻青脸肿，很可怕。当时，那里还有一些被非法抓捕的锦州法轮功学员。古塔分局有个警察进屋就给我丈夫几个耳光，然后又对炼功人挨个搜身。当天晚上非法提审我们。第二天早上，钟屯派出所所长马刚带队，还有乡妇联主任牛某、团委书记田东旭赶到北京，先是提审，然后租了一辆车将上访的锦州太和区法轮功学员全部押回。途中警察不让学员坐在座位上，都塞到车座缝里。晚上将上访的修炼人全部送入了市戒毒所（因拘留所已满员）。
在戒毒所，每天警察都逼我们写保证，我丈夫的父亲来看我们，警察让父亲逼我们写保证，我们不写，警察也不放人，父亲大哭，出门就摔倒了。在出来时又交伙食费壹千多元。
在戒毒所被拘留十五天后，也就是十一月十四日，我们又被绑架到太和区党校法轮功强制转化班（又叫洗脑班）继续遭受迫害。在那里，我们被逼着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每天上午都有专人宣讲谎言歪理，还逼着我们天天写所谓的“汇报”。后来我们夫妇和另外两个功友在洗脑班又被分别关进空屋子里（当时是冬季，屋里没有取暖设备）冻了十二天。
十二月份北方的天气很冷，七十三天后快过大年了，也就是二零零零年的一月二十四日，又给我们绑架到拘留所。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四日，派出所来接我们，拘留所所长李忠伟说让我先走，把我丈夫留下，拿钱来接他。我说没钱，他让我借钱。后来一个学员听说后，就给拿来一千三百多元。给了派出所她想能放我们回家，结果又给我们送进乡敬老院关押两个月，每天都有人看着我们。在敬老院里我们帮助他们打扫卫生，帮老人洗头、洗脚、倒尿盆、痰灌，向每一个老人讲法轮功真相，给他们读法，有的老人还跟我们一起炼功。大约在四月二十六日，又带走我们，老人看要把我们带走，有的老人都哭了。我们夫妻俩被关进看守所，又关押了二十天。
我在马三家教养院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六日，我们夫妻同时被非法劳教一年。我被关押在马三家教养院，我丈夫被关押在锦州教养院。
到了马三家，我被非法关押在女二所。这里共三层楼，二、三层楼关押的都是法轮功学员，恶警把我带到三楼。站在走廊，透过各房间的玻璃，看见每个房间都有三十多人，看见以前在一起的同修，我向她们打招呼，她们谁也不说话。我感到空气都要窒息了，阴森森的让人透不过气来，真是人间地狱。
在教养院里，我经历了被搜身、围攻转化、不让睡觉、干奴工等种种迫害。早上五点多起床洗漱完就开始干活直到晚上九点多才休息，有时加班到十一点多。开始做那种手工缝毛衣的花，后来就做祭奠死人的手工花，我们有很多炼功人手都捻破了，手指不能动。我的手大拇指当时就不能打弯，回家后半年多才能动。除了做操、上厕所外，其它时间都是坐着，四十多个人在一个房间里，（就是两个单人床并在一起，总共有五张床，一铺睡四个人，横睡都不能翻身，上下铺就八个人，地上还睡八个人，最多时一屋睡四十八人。）我们的身上都是痱子，同修的臀部两侧都有两个硬茧子，非常痛，坐在塑料小板凳上，要求坐军姿，手放在膝盖上，两眼目视前方，稍有动弹，就会被四防或队长骂，不让我们站着，整天坐着，白天还放那些诽谤大法的东西给洗脑，精神压力太大了。不放弃信仰的学员每天都受到各种刑罚，蹲着、撅着、面墙而站、多干活、晚上不让睡觉、电棍电，一般都能听到法轮功学员受刑时的喊叫声，转化后有很多炼功人都病倒了。
丈夫连续两次遭非法劳教，受尽折磨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我从马三家劳教所回来，同年十月二十七日被加期半年的丈夫也从锦州劳教所回到家。可我们在家没过上几天安稳日子，丈夫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就在十一月十四日晚九时，钟屯乡派出所孔宪维、李凯、杨德安，王建国、郭锦宁等，突然闯进我家，没有任何手续强行搜身、抄家。他们又同四名武警、三名村干部将我们夫妻强行抓走，先把我绑架到车上按到车座缝里，两个人按住我不让我动，他们把我们绑架到钟屯派出所，十五日把我们劫持到拘留所，他们问什么，我都不回答。
我被拘留十四天回家，但无法进家门（因为派出所把我家的门钥匙给拿走了），为抵制迫害，我被迫流离失所。几天后我丈夫被绑架到锦州市第一看守所关押，十二月十四日，丈夫被送往锦州市劳动教养院，被非法劳教三年。丈夫曾经被非法劳教一年，由于坚定信仰又被非法加期半年，被释放十八天后又被非法抓捕，并被秘密非法劳教，无端遭受迫害。丈夫在锦州教养院新收大队被严管，几次蹲小号，遭受酷刑折磨，迫害得很严重。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日，丈夫结束了近三年的炼狱生活，终于出狱了。
我在派出所、看守所遭受电棍电击和野蛮灌食，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二零零二年八月八日，我去参加锦州法轮功学员曹淑芳的葬礼时被锦州石桥子派出所绑架。一个姓许的警察打我十多个耳光，嘴角打出血了。之后他们用绳子把我的两手背扣绑上，有人在后边拎手、使劲儿拽绳子，我感到剧痛不止，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松绑时我的两臂都不能动了。我心想：我不能在这里呆，我得回去讲真相。下午我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我的手铐开了，我就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派出所。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晚，我和朝阳市法轮功学员楚秀梅、宋志富、吕大伟，张宝凤在去讲真相的路上被朝阳县警察绑架，当时张宝凤走脱（张宝凤现已迫害致死），朝阳县国保大队队长吴宝良和范铁林、王立军等，公安局局长白某等和看守所警察郝乃峰把我折磨得奄奄一息，十六天后，我又一次走出魔窟。
当时，朝阳县国保大队的警察用电棍电我；强迫我坐在铁椅子上六天不让我睡觉，每天都有人看着，一闭眼睛就电我，一天晚上是那个姓白的局长值班，两条电棍放在我的两腿上，连续几个小时在我的脸上从前到后来回电，胳膊上来回电，直到天亮，我的两腿、胳膊和嘴上都是紫泡。我没有吃饭，他们就野蛮地给我灌食，用三块大木板子把我按在地上，两个胳膊成一字形，两大腿分开成大字型，用床单布扯成条，把我的手臂和两腿用布条绑在木板上。
看守所的郝乃峰训练有六、七人，专门是给法轮功学员灌食的。用一块竹板撬开嘴，再用一种器具把张开的嘴撑住，用一根比大拇指还粗的胶皮管从嘴里插进去，那几个人按着我灌食。他们还用几个电棍电我，往地上倒水，让我坐在水上电我。有一个叫王立军的还电我的阴部，我喊“法轮大法好”！他们说：“可能喊大法好不疼。”他们还说：“打死你从楼上给你扔下去，就说你自杀。”一个警察说：“就你一个是外地人，判别人一年，得判你十年。”我想，你们说了不算。我就向每一个人讲真相，告诉他们大法的美好，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
后来他们就把我送进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每天灌食二次，还当着别人的面用胶皮管子、铁管子打我，当时屋里的人都哭了，她们说：“人都这样了怎么还打呀，这回我们可相信了，原来看光盘里那个身上的伤，还以为是你们编的呢。”本来在国保大队他们打我就有伤，第二天下午我就高烧发冷。他们就找来狱医给我检查，狱医说可能是因内伤引起的高烧。他们就把我送去医院，当时还给我戴手铐和脚镣。然后就给国保大队打电话，说人是他们打的我们不管，国保大队来人了，看守所的人都走了，他们也怕担责任。在医院里先给我输液，再给我下胃管，插了很多次，也没插进去，把我的嗓子插破了，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又给我转换到另一个部队医院。他们用车子推我，一路上我就喊“法轮大法好！”那个警察说：别喊了，都没声音了。到这个医院里时，来一个医生和护士，我想告诉他们记住大法好，还没说出来那个警察就说法轮大法好，我替你说了行吧，我看你太痛苦了，都说不出话了还说，我说谢谢你啊。在医院里每天都有至少两个警察看着我。
大约四天后我的父母来看望我，看我身上都是伤，老人都哭了。母亲伤心地说，怎么会这样？我说，如果我死了就是他们迫害死的，你的女儿没做坏事。警察问父母带多少钱？父亲说，连路费都没有。父母不想离开我，可是他们不允许，就这样老人带着悲伤的心情走了。回家后老人担心我随时有生命危险，让我的弟弟，妹妹借钱去接我。
一天大夫说让我出院，国保大队还想给我送看守所，看守所说必须下胃管，我们才要。我就向给我下胃管的护士讲真相，前两个人说没事就走了，最后一个说你吃饭我们就不给你下了。他不听真相，又一次迫害我。这时，五、六个人把我绑上，按住我强行插胃管，十多次也没插进去。然后他们又把我绑架回国保大队，手铐脚镣全带上让我在水泥地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们把手铐脚镣给我打开，让我洗脸，梳头，这时我还在地上坐着，突然看到家里人来了，后来我才知道，警察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勒索了我家三千元钱，我被放回家。
我再次被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
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上午，流离失所的我因有事回家，刚到家一会儿，就被坏人构陷。锦州市太和区钟屯派出所恶警孔繁佳、杨德安、李凯和一个姓高的，堵住家门，前门两人，后门两人，强行将我绑架到派出所。将我双手反铐在暖气上，并非法搜身。我问他们为什么抓我，所长孔宪维狡辩说：“不是我们想抓你，而是朝阳公安分局上网通缉你，看，举报还给五百元钱呢。”我就跟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要善待法轮功学员，否则要遭报的，还会殃及到家人，不要为一时之利对自己和家人不负责任。
在被迫流离失所四年多的时间里，当地派出所多次通过我的亲属捎话让我回家住，并声称不再找我。可是这次我刚一到家，就被绑架，再次被劫持到马三家遭受迫害。可见他们的话都是骗人的。
四月一日下午四点多到马三家医院做体检，我不配合他们。大夫问我有什么病，我不回答。后来警察把我绑架到马三家教养院，当时那里的警察已下班，就听值班人说：所长说暂时收下，观察几天再给你们回执单。
队长叫任红赞，坐班的叫刘桂梅，把我带到二楼，到一个空屋里，由一个人看着，让我穿号服，我不穿，这时听到有人喊“法轮大法好”。然后就有很多警察过去把那名法轮功学员拉走，我就想出去，被坐班的给拽回来。任红赞过来，我质问：“你们强制转化？”她否认，还说不知道。
坐班的说：你不吃饭不行，告诉你，没有一个是绝食出去的。这里有的绝食三个多月，每天灌食，还得自己花钱，一次得好几十元呢，另外你得遭多大的罪呀。他们强行给我穿上号服，带到屋里。正好开饭，我没吃饭，也没说话。还有一个女孩儿没吃饭，在一边坐着，后来听说她一直在绝食。有个人问我哪来的，我没吱声。她说：我们都是没转化的，不用害怕。这时我才知道那个女孩儿已绝食二十多天了，每天被灌玉米糊糊，遭受了很多罪。她一直未报姓名。我说：我们不能这样看着迫害她。第二天同屋人全体绝食。警察慌了，赶紧把粗粮换成细粮，并谎称以前是食堂把饭菜搞错了。
到马三家第一天，我也和她们一起被迫坐板凳（一种强制管制办法），每天早上四点五十起床，到晚上九点三十睡觉。我晚上整宿不能入睡，全身疼。四天后，队长带我去医院检查，说重新体检，做B超。体检决定留与不留。
之后，我就呼吸困难，不能走路，他们把我抬到一个空屋，我整天吐。我弟弟来了，他背着我上了车。就这样，经历七天的磨难，终于闯出马三家教养院。
见证马三家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从三月三十一日起，马三家教养院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调整布置新一轮迫害。从新组编三个大队，每个大队有六个分队，每个分队有两个室。马三家女二所又成立了新收大队，对刚绑架来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同时还有男警察，每个大队都有男警，白天黑夜巡逻。第一大队为严管大队，全封闭式迫害，一百七十人；第二大队为半封闭式管制，二百人左右，被关押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每天被逼着背监规，做体操，有时还参加劳动，如不配合则被体罚；第三大队为开放式管制，大约二百五十人。所谓的开放式，即被强制洗脑的人，可以在室内半天劳动。
一大队大队长王书争（音），副大队长谢××（男）。一至五分队关押的都是坚定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六分队队长任红赞、裴凤，六分队关押的是新收的人，每天早晨四点五十起床，洗漱五分钟，上厕所五分钟，然后就强制坐板凳，一小时休息几分钟在原地站着，听广播，看电视，做老年健身操，强制灌输党文化及犹大的邪悟文章并强制收看造假新闻；直到晚上九点半钟才能上床休息。不论坐板凳还是洗脑时，都必须两手放在膝盖上，达不到他们的要求就强制你长时间坐板。这种体罚折磨得人屁股上都起了包和老茧子，全身酸痛。确切地说，法轮功学员时时都被各种刑法折磨着。
严管期间禁止购物，包括日用品也不能买，甚至女学员来例假时都没有卫生纸用，不让接见探视的家属。对绝食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未经本人同意强行灌食。有一名听说是抚顺的学员，没报名，都叫她“无名氏”，已绝食二十多天，每天强行灌食一次，玉米糊糊一小盆，每天还被强制坐板凳，在一次上厕所时晕倒，之后每天倒在床上还在灌食（听说一次收取费用二十至六十元左右）。她已生命垂危。
丈夫第三次被非法劳教，家人遭骚扰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五日，我丈夫刘长平开出租车，被女儿河派出所警察绑架，十六日中午十二点二十分，被女儿河派出所警察强行拖上警车，他一路喊着“法轮大法好”。这次，他被劫持到义县看守所迫害，家属去看守所探望，不让见。
这次，丈夫又被锦州太和公安分局非法劳教二年，八月十二日被女儿河派出所警察王永强、肖国强，杨云刚，太和分局的戴勇秘密劫持到臭名昭著的沈阳马三家劳教所（男）一所三大队非法关押，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被非法劳教，而且遭到更严重的迫害。家人要求探视，遭无理拒绝。
八月十六日，我的儿子去派出所找爸爸，女儿河派出所所长张久义让孩子在刑拘证上签字，我儿子不签。孩子问，为什么给我爸扣上罪名？我爸炼功做好人，病都好了……没等孩子把话说完，张久义双手上去就使劲掐孩子的脖子，并且说签不签字都送走。接着五、六名恶警上去按住孩子，把孩子强行拖到楼上。问孩子：你妈在哪里，你妈妈比你爸爸更严重。随同家人问警察为什么抓孩子？他们说孩子妨碍公务。他们想要钱家里也没给，直到晚上才把孩子放回。
爸爸被劳教了，警察又要找妈妈，他也不知道妈妈去哪里了，很担心妈妈的处境，去看爸爸也没看到，义县不让见，马三家也不让见，就这样见不到两位亲人，孩子带着伤痛和无奈离开了家。
几天后，我的公公和婆婆去女儿河派出所打听一下儿子为什么被绑架？开始没人接待，后来有一个警察就把公公给骗到一个屋里，问了半天的话，还按了手印，老人吓坏了。回来后得知，他们问老爷子我在哪？还问了很多亲戚家的地址。由于受到惊吓，回家后老人病倒了。他们是淳朴的善良人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二零零九年十一前后锦州市太和国保大队队长代勇还到处打电话骚扰我的家属，问他们知道我在哪里，让我到分局来一趟，不找我了等等骗人的话。私下里，太和分局四处打听我的下落。
自从一九九九年后，钟屯派出所警察就经常去骚扰我的父母和公婆。有一次去我的父母家是半夜十一点三十分。所以双方老人都不敢让我回家，很是担心，又想我，又不敢见我。听见村子有警车响声就害怕，他们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现在两父母身体都不太好，可是我也不能去看望老人。（因为法轮功学员胡秋霞在母亲去世后回家给母亲送葬还被绑架后判刑，这就是锦州市太和分局所为）所以我不得不撇下老人和孩子，又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乡。
我丈夫刘长平现在还在马三家遭受迫害，处境很危险，因为马三家劳教所是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地方，我很担心他的身体，这是他第三次被劳教。家里人去见他，那个警察说刘长平“态度不好”，他说不好，那就是不听他们的话。
在这里我呼吁善良的人们伸出援助之手，结束至今仍然在中国发生的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吧！
English Version: https://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10/10/30/12113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