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卫处,有警察、社区书记、主任、犹大加上单位保卫处等一帮人围着我,他们说,你这又是九评,又是真相,就凭这就能判你刑,等等。犹大龚良汉让我填表我不填,他们就叫嚷要送我到谌家矶洗脑班,我虽未搭理他们,但犹大冯艳平的出现,却让我产生了怕心,没有正念。她曾是辅导员,我们经常有接触,她被迫害后邪悟了。到了中午,社区书记看我七十多岁年纪了,就担保我不進洗脑班,让我回家了。
但从六月十一日下午开始,洗脑班书记殷林海,犹大龚良汉、冯艳平等人天天轮番到我家,洗脑班都办到家里来了。那时我完全陷于人的思维当中,总觉得冯艳平熟悉我们这一带的情况,害怕连累出其他同修,想要离家出走,又怕影响担保人,想抵制他们,又怕進洗脑班受迫害,心里又是痛苦又是害怕又是无奈。于是在各种人心的驱使下,向邪恶妥协了,做了一个修炼人最不该做的事,这完全是自己苟且偷生,放不下生死造成的。之后,想到自己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心里反而更痛苦。摔了这次大跟头,我爬起来反思自己:争斗心、妒嫉心、色欲心、争强好胜、证实自我、爱指责别人、对情的执著等等,真是人心执著太多了,特别是关键时候对大法不坚定。从那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我都能意识到,那一定是有我要提高的因素在其中,决没有偶然的事出现,也下决心要修去自己的各种人心。
二零零八年六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与两同修去某小区发放真相资料,在一门洞的一楼,我刚放一份资料在一家窗台上,“嗖”一下从后面来一人,死死抓住我的手,后来知是保安。他打手机又叫来一个,不管我说什么他们都不听。他俩一左一右强扯着我往前走,路上乘凉的人很多,我一路高喊:“法轮大法好!”我边喊边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师父,这次不管怎样我一定要做好。”我心里非常平静,一点都不怕。
他们把我拉到派出所一个房间,一警察正在看电视,我上前与他讲真相。他“唿”地站起来说:“讲到这儿来了。”要我到隔壁办公室去,我说我要上厕所。在厕所,我把身上带的九评光碟、真相传单、不干胶等搜出来放到窗台上(纱窗外面),心想:我总想把真相送到派出所,今天正好是机会,救救这里的警察吧。
我回到办公室,警察要做笔录,我不配合。一高个儿恶警一边叫骂着,一边揪着我的头发打我,当时我心里非常平静,没有怕,没有恨,也没有急,只是心里求师父:“师父,请救救他们,他们都是您的亲人,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并发正念解体他们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当时在场的有六个警察,三个保安,我以最大善心对待他们每个人。后来换了个警察让我坐下,我说:“谢谢。”他们从我手提包里搜出几分真相传单,上面讲的是汶川地震中三退保命的内容,他们拿着看,并说:“未必退了就保命。”我和善地说:“你真信,就真的保你的命。这些都是真人真事。”又一警察过来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我没有回答,只是平和的对着他笑。他说:“你敢做为什么不敢说?”我说:“不是我不敢说,而是不能说。我说了就是你们的罪证,法轮功做好人,没有罪。将来平反了,你们怎么办?你们的家人怎么办?你们要真知道真相了,打死你们,你们都不会干这个事了。”他们都不作声,我又说:“你们还年轻,共产(邪)党执政以来搞过多次运动,在所有的运动中,整死人、打死人、做帮凶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有的甚至被秘密枪决。我什么都不为,完全是为了救人,为了你们好,所以不能说。”他们没再说什么。
这时我看到桌子上有从我包里搜出来的两张三退名单,心里一急,但马上又稳住心,心里说:“师父啊,那是十几条人命啊,不能落在他们手里。”便很自然的起身走过去,把那两张名单拿过来了。同时,我看了看桌子上我的手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十点钟要回家。”结果十点钟,他们真的就让我回家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在这同时外面得到消息的同修也一直在为我发正念。
回家后,我向内找审视自己:听了不好听的话,不舒服,在家里对家人有时不守心性,放纵自己的言行,求安逸心等等。这可能就是造成我这次魔难的原因。但我也真切感到了是师父给了我弥补再做好的机会,我万分感谢慈悲的师父为我的修炼费尽了苦心,慈悲宽容的呵护着我,使我能从新在法中归正自己。同时在这次过关当中,我也深深体会到了大法中讲的,善的力量是最大的。在这里也向所有正念加持我的同修说声:“谢谢!”
回想自己两次魔难过关的经历,真是人神之间一念之差啊,今后我更要努力多学法,一思一念归正自己,这样才能走好自己证实法的路,救度更多的众生。最后与同修们共享师父的新经文《贺词》:“坚定的走好最后的路,学好法,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正念自然就会强,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就一定会做好。邪恶完了,环境变了,更不要放松自己的修炼,在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中铸就你们的威德与辉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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