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从小学习刻苦,每天读书到深夜,学习《诗经》、《尚书》、《礼记》、《春秋》等儒家经典,立志“大丈夫当利泽生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后来又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敬信神佛,信奉佛法。他的济世精神,他为官清正、爱民如子的思想基础源于儒家“仁者爱人、兼济天下”的理念和佛家“佛性向善、慈悲众生”的境界,以拯民于水火为己任,关爱生命,关照未来。他在诗中写到:“长戴尧舜主,尽作羲黄民。耕田与凿井,熙熙千万春”,希望黎民百姓能够生活在象尧舜那样的盛世,天下清平而祥和。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提出要把个人利益置之度外,不因外物和个人的得失或喜或悲。他为官数十年,生活非常俭朴,即使身居宰相时也没建造一座像样的宅第,有人主张为他建新宅,他说:“人追求的是道义。一个人如果心中有了道义,无论身在何处心里都是高兴的。建造宅第的事你们不要再提了。”范仲淹也没有为子孙置办田地房产,却用自己的积蓄兴学、置办义田、周济他人等,为后人留下了高风亮节。他一生因正义敢言而数次被贬,但他从不为个人的际遇而悲伤,矢志不改初衷。“三出专城”便是例证。天圣七年,刚进京任秘阁校理的范仲淹,因上疏反对皇太后铺张浪费被皇太后贬出了京城。明道二年,任右司谏的他,因坚持为他人讨回公道被皇帝贬往睦州。景祐二年,范仲淹升任礼部员外郎,时任宰相的吕夷简为防范仲淹直谏,影响自己专权,便奏请皇上委范仲淹知开封府,并传话范仲淹“不为言官,不要多费口舌去议论国事”。但范仲淹心系朝廷,不畏权贵,依然为民请命,正如他在上疏中所写“持一节以自信,历三黜而无悔”。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离任在家时,深为国事而忧虑,向朝廷上了万言奏章《上执政书》,提出了“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选举,敦教育,举将才,保直臣,斥佞臣”等措施建议。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他在朝廷任右司谏时,一次,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范仲淹立即奏请仁宗皇帝派人前去救灾,仁宗不予重视,他问仁宗说:“如果宫廷之中半日停食,陛下该当如何?”仁宗感到惭愧,就派范仲淹前去赈灾。范仲淹所到之处开仓赈济,并奏请减免赋税,还特意将灾民充饥的乌味草带回京城,请仁宗传示六宫贵戚、朝廷上下,以劝诫他们勿忘百姓之疾苦,杜绝奢侈之风。
进亦忧,退亦忧。范仲淹任宰相时,规谏君主,任人唯贤,惩治贪官,一心为民。每次被贬为地方官时,都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例如他到泰州海陵做盐仓监官,看到当地海堤因多年失修而坍圮不堪,海水淹没了农田,成千上万灾民流离失所。他立即上书朝廷治堰,朝廷准奏,调他任兴化县令负责治堰。范仲淹率众在东海岸边成功修筑了捍海堰,使人民生命财产得以保障,使受灾流亡的民户重返家园。人们感激范县令的功绩,都把海堰叫做“范公堤”,兴化县不少灾民,竟跟着他姓了范。
奉行“不欺”精神。邓州新科状元贾黯进谒范仲淹,请教治世立身之道。范仲淹对他说:“君不忧不显,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贾黯后来官至御史中丞,一生为官清正廉洁,遇事敢言。不欺,即刚直不阿、光明磊落;不欺,即不欺君心,不欺民心,不欺自己的良心。这“不欺”二字是范仲淹一生为官、做人、处事、治家恪守的信条。他待人宽厚,乐于助人,当时的很多贤士都是在他的指导和荐拔下成长起来的。在地方上他每到一地,保土安民,实行仁政,当地风俗因受其影响感化也为之一变,人们莫不崇尚名节,而羞于谈论钱财利害;人人都有廉耻的观念,知道有所警惕,不敢为非作歹了。
忧国忧民、念为苍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品格影响了千千万万人,人们从中华民族历代的志士仁人和正人君子那里都可以领悟的到。而当今中共却反理性、反正统、反道德,违反宇宙规律,更不尊重生命,正在面临着历史的淘汰。有识之士向人们讲清真相,使人们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并彻底摆脱其束缚,选择正义和光明,这是对他人的关爱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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