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非法判刑的大法弟子妻子致二审法官的信
法官，你好！
很遗憾上次没见到你，本来这些话是想当面与你交流的。我这封信不是写给作为法官的你的，而是写给一个也为人夫，也有亲人、朋友、喜怒哀乐的你。作为一个丈夫，相信你会理解一个丈夫遇难的妻子的心情。将心比心，我相信你也会赞赏一个妻子在丈夫遇难时用尽自己所有的办法去帮助丈夫，让他感受到他不是孤单的。所以希望你能听完我这些推心置腹的话。
虽然只见面一次，从你回答我问题时的心态和方式，我感受到了你的善良。但说实话，那次你打电话告诉我不能做辩护人时，我认为你是在为难我。但后来站在你的角度上想，我明白了你也出于无奈，如果上级给你设了一个框框，你免不了会担心过程中会出现干扰你按部就班的因素、或出现什么超出你预想的情况。
记得那次电话中你问我做辩护的初衷是什么，这句话让我想了很多。
我觉的身为法官问这样的问题很有讽刺意味，是对当今中国的法律程序的讽刺——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难道仅仅是个摆设吗？公民行使天赋人权，难道还需要拿出一个“初衷”来作为理由吗？我也很清楚，这个问话的背后，隐藏的是这种制度的大背景下法律的无奈：因为你我都知道，我丈夫的这种案子，从人这个层面上看没有什么回旋余地，即便是你，也是在上级领导划的框框中按部就班的完成一些必须的程序。辩护这个环节，看起来更象一个摆设，这样一个没有实在意义的努力，有必要吗？我想，这才是造成你这种疑问的真正所在。
身为法官，你一定有主持公道、为百姓伸冤的愿望，当在压力下，不能如你所愿主持公道时，我相信你的内心深处也会遗憾。
为什么我要做辩护，因为我丈夫是冤枉的，他是一个好人，善良又有正义感和责任心，这样的好人不该被关在监狱中。无论是法律层面还是道德层面，他没有伤害社会、也没有伤害任何人。他在家里孝顺长辈，呵护妹妹，虽然我们尚未开始婚姻生活，但我也相信他会是一个好丈夫。尤其是在这个世风日下的社会中，他有信仰，我因为相信他这种信仰对人道德的巨大约束力和提升力而相信他对婚姻和家庭的责任感、和抵制社会上各种诱惑的能力。在社会中，他总要求自己与人为善，他朋友很多，周围的环境总是很和谐。而且此事发生之前，他做智能家居的生意，正要与客户签一笔上百万元的合同，他是一个能为社会创造价值、对社会有益的人，从任何一个角度，我丈夫不应与囚徒的身份有联系。
可这种违天理、逆天意的制度背景，却让他遭受这样的冤屈，而且还不许律师做无罪辩护，这是这个社会的悲哀，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哀。这种情况下，我作为妻子有责任为他讨还公道。
当年的杨三姐拦轿喊冤成就了一段佳话，在我看来，这段故事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双向的：一方面，出现拦轿喊冤现象的本身就是那个社会的失败之处——是政府部门的不作为才逼得百姓不得不“越级上访”，同时，人们对杨三姐不畏权暴、有勇有义、敢于担当的勇气的赞赏，也反映了一种普世的价值观——即便是在强权和暴政之下，人们也渴望有人敢于站出来呵护善良、维护正义。
我相信时间和历史会还一切以公道，那个时候，我的辩护不仅是一个妻子信守夫妻承诺和婚姻责任的见证，也会是我们留给未来的交代——让未来知道，还有比金钱、权利和生死安危更重要、更值得珍视的：那就是天理公道和正义良知；让未来知道，哪怕是在那段已经逝去的历史中、在那个强权和压力充斥的社会中，还有人在维护这种对人类来说最重要人的天赋人权和做人的尊严。
我丈夫作为一个好人，他本来也不该是孤单的，哪怕在强权和压力之下。记得后人曾送给印度的甘地和美国的马丁•路德•金一句话：“正义不会孤单！”
你曾问我过对法轮功怎么看，当时我因为担心对你的冲击太大而没有正面回答，其实我没什么可避讳的，去国保大队的时候，我就告诉了他们我也是修炼法轮功的，因为我觉的信仰是天赋人权，是堂堂正正的，人的精神世界也不是政府能“取缔”的。而且，能在强权和压力之下仍坚持信仰、不背叛良心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就象那些在“反右”中拒绝与父母“划清界线”的子女。在这7年半中，我遭遇了很多，因为信仰问题学位证被扣、被剥夺考研和出国的权利，失去一个很有前途的工作，直到后来被迫害致下肢瘫痪，被某医院宣布“治不了”，我没用任何医治手段仅靠炼功如今能站起来走路，并且还在逐渐好转，所有知道我这段经历的人都见证了这个法轮功创造的奇迹。
有人问我承受这么多“值吗？” ，潜台词是我炼法轮功才遭受了这么多魔难，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使我遭遇不幸的不是法轮功，而是这个颠倒黑白的中共邪党政策和它背后的因素。法轮功让无数人获得身体的健康、道德的升华、家庭的和睦。我从初中时代就在寻找一种可以让自己在这个道德日渐下滑的社会中可以保持洁身自好的依据，法轮功给了我在乱世中做好人的心法约束，让我在与人相处时能够真诚、善良、宽容、忍让。这些品质不仅使我深深受益，而且影响了我周围的人。因此我的承受不是一个“值不值”的问题，而是一个“该不该”的问题。
一个海外媒体针对法轮功学员被关押、酷刑折磨、虐杀甚至活体摘除器官等遭遇曾说过这样的话“追求美好的代价不应如此沉重”。就象“反右”运动中因为不愿意与“右派”父亲“划清界线”的儿子被孤立和打压，这不是父亲造成的，也不是儿子对父亲忠孝这种品质造成的，而是那个疯狂的中共邪党造成的。而且，这个儿子坚持正义不是为他自己坚持的，能够坚守这种为人的起码品质也是为这个社会在付出，是这个社会道德层面的最基本希望。这就是为什么海外媒体把坚持信仰、不畏强暴的法轮功学员称为“中华民族道德的中流砥柱”。
其实，我们这些修炼者都是社会中普通的一员，每天正常的工作、生活，有时间看看大法书，早晚炼功，遇事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在99年迫害开始之前，那就是我们的全部修炼内容。是因为这场迫害，我们才不得不讲真相，澄清世人对佛法的误解，而这些，也都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说真话，不伤害任何人，一切都没有超出“喊冤”和“澄清事实”的范畴，这是最基本的人权，我们没有任何诉求，只要一个信仰自由。天赋人权是任何人都无权剥夺的，因为这个大脑是上天给的，不是哪个政府或组织给的，上天给了我们大脑，同时就给了我们思考的权利、给我们拥有独立思想的权利，与政府的价值观不同就被污蔑为“邪教”予以取缔，这是荒唐的。
“真善忍”这种普世的高尚价值被污蔑为“邪教”予以打压，还有天理吗？上天会允许这种事情一直存在下去吗？那么历史上刘伯温、诸葛亮、法国诺查丹马斯、以及《圣经启示录》中的预言不就是未来真实的预见吗？联想起历史上强大的古罗马帝国因为残害基督徒而遭遇四次大瘟疫，最终导致欧洲最强大的罗马帝国覆没，那么现在被印在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藏字石”风景区门票上的那个藏字石，藏的不就是个天机“中国共产党亡”吗？
在这段即将逝去的历史中，每个人都扮演了一个角色，演得如何，也相应的给自己种下了不同的因果，或善或恶，冥冥之中皆有天理来衡定。曾有两个真实的故事：一个是作者的父亲因为在大跃进时当“监工”，认真的执行命令、举报那些为保命而偷食物的人导致那些人遭受酷刑甚至丧命，因此而在晚年患重疾遭恶报、死的很凄惨；另一个是在日本侵华时被迫做了翻译官的爷爷因为善念利用工作之便救了一个共产党一命，在后来的肃反时很巧合的落在了那个共产党人的手里，而得以保命。同样是做工作，结果就是如此不同，其实，救了“爷爷”命的并不是那个人，而是爷爷当年悲天悯人的善心善举带来的必然善果；害了“父亲”的也不是疾病本身，而是他当年对缺乏人道的邪党政策的盲目追随以及对生命的漠视、无意中行恶种下的恶果。
听说×区法院的法官对法轮功的案子是轮流负责的，因为没有人愿意以法官的身份被胁迫执行残害善良之实，只好每人一次的轮。我想，这就是无奈之下那些法官的选择。负责法轮功的案子，对哪个法官来说，都是自己生命真正的不幸、也是对神圣的法官身份的亵渎，更不用说长期负责了，那就等于长期遭受不幸。×区法院这种对法轮功案件人人避之的现象，是真相遍传、人心向善的必然。
我们都知道，对法轮功的问题完全是在如当年文革、纳粹一样的大背景之下发生的，身在其中时很多人“上派下行”的参与了对一些无辜者的迫害，谁也没有预见到这对自己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但当“四人帮”、希特勒失势，历史还一切以公道之时，那些人无一例外的遭遇了清算。一个善良的人无奈之中做这样的事，我觉的这对你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幸的。我相信上天会给善良人机会，让他们了解真相，从心理上选择一个公正的立场。
我无意于通过这封信让你为我丈夫做什么，因为我很清楚你的处境和无奈。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在这件事中明白真相，从心理上站在一个正确立场上，不给自己的未来留下遗憾。法官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在断案时，即便是在诸多因素的制约下作出相类似的裁决，但也可以持有不同的心态。而且一样事有百样做法，人的立场、是非观念、善恶表现就在其中。上天给每一个人保持内心世界的自由，心里怎么想没有人会知道，但你的心态会跟你的未来有关。国外很多知名大学都有研究轮回转世的机构，一些研究案例中提到几百年前基督徒遭受迫害时，不同人持有不同心态而造成他们在后半生或者下一生中或得福报、或得恶报，有的仅因为对遭遇魔难的基督徒幸灾乐祸、甚至看着基督徒因为拒绝放弃信仰而被投入斗兽场被野兽活活咬死拍手叫好，而在下一世患了先天的肢体残缺的报应——正如那个被他嘲笑的基督徒所遭遇的（虽然他们是因为听信了统治者说“基督喝人血、吃人肉” 的谣言而做此反映，但也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
其实，那么多法轮功学员冒者危险告诉民众真相，就是为了让那些被谎言宣传蒙蔽的人在将来免遭不幸，而别无它求，很多人奇怪：他们冒着危险付出那么多图个什么啊？其实真的不图别的，因为佛家修炼讲的是一个慈悲，修炼的境界就是完全为别人好、慈悲众生。怎么才是对人好？能眼看着人们被谎言蒙蔽、被挑动得仇视佛法、即将面临那样的天谴和不幸而无动于衷吗？
相信你现在会体会到，我这封信不是为我丈夫写的，而是为你写的。
最后祝你和家人能与佛法结善缘、得福报。
一位被非法判刑的大法弟子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