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象以前的我一样被电视谎言所蒙蔽的世人、以及所有被重病折磨得痛不欲生或被医院“判了死刑”而无法医治的人,能有健康的身体和美好的未来,我特将自己亲身的经历告诉天下人,让所有人能通过我的感受也沐浴在佛恩浩荡中。
我曾在二零零五年患了严重的腰间盘突出,迫不得已住了二十六天医院。在此期间,有大法弟子给我讲真相并送书给我看。但因我受电视蒙蔽太深,根本就不相信,法轮大法的书连翻都没翻。
出院两个月后,即二零零五年的七月份,我全身发肿,用手一按就有很深的坑,但在医院却检查不出来任何毛病,后来有人告诉我土方子,多吃青鱼煮冬瓜。结果真的起到了消肿的作用。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因为做生意劳累过度,我身体又开始发肿,但在医院检查一切都正常。到了腊月,大胯肿得如水桶般粗,鞋裤都穿不进去,但本地医院仍检查不出原因。正月,我的手开始剧痛,象千万只针在刺一般,无奈来到黄冈市找最有名的中医,医生说是脂肪肝大,神经末梢炎。开了二十六副中药,每副三四百元,药吃完了后不但一点没好,而且整个人瘦得脱了形,病也更加重。无奈回到家中,家人到处求神拜佛,上庙做佛事,庙里的人要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也花了好几千元。身体不但不见好转,而且日趋严重。
二零零七年六月五日,家人又带我到武汉协和医院,开始住在神经内科做了全身检查,初步断定为神经末梢炎和肢体麻木疼痛症,住了二十天院后,消了点肿,但身上依然疼痛,而且小肚子和大肚子处各有一块硬的,硬的象树皮一般,没有一点弹性,而且身上硬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当医生发现这一现象后,又来了三位博士医生,五名医生同时会诊。会诊后,我被转到风湿内科感染科,刘博士断定是硬皮病,需等第二天最有权威的沈教授来下结论。
第二天,沈教授和周围一串医生都来了,他们都仔细的看了我的所有的病历,下了通知说是典型的硬皮病,并说八至二十天后可以出院。但治疗了一周后没有一点好转,吃饭无味,每天只想吃西瓜,当时我心理压力很大,总是哭,为了减轻我的思想压力。照顾我的妹妹带我到中山公园去散心,在走路的过程中,我发现脖子也硬了。在武汉工作的弟弟提醒我要十分注意观察身体的变化,并说一天一千多元的费用不算什么,最要紧的是别耽误了病期。二十六岁的儿子听小姨打电话说我的情况,更是着急,于是上网查到全国有三家医院专治硬皮病。其中杭州同济医院技术最全面。
当时连医院的出院证明都来不及开,便拜托当地的亲戚办理,我们于七月十一日连夜坐特快卧铺赶到了杭州,去了之后又做全身检查。七月二十日做手术,割开了淋巴处共排除了二十四瓶淋巴液。当时听说灵隐寺的菩萨很灵验,我于是许愿,只要我的病有好转,一定到灵隐寺去还愿。七月二十八日,皮肤开始变软了。
八月四日我们到灵隐寺去还愿。在车上时,我发现两只手皮又变硬了。此医院很有名望的黄教授说这是一种慢性病。二十天后身上开始发肿,而且出现一种怪现象,下午三点到深夜十一点,身上是软的,十一点以后到第二天下午三点之前,身体又硬又肿。按理应该二十二天就可以出院,但黄教授要我继续观察两天。检查后发现我体内蛋白因引流淋巴液时引走太多,需补充人血蛋白。一天补两瓶,一瓶一百七十元,又补了十天的人血蛋白,但身体依然发肿。
黄教授要我出院。我说;“我身体一点都没好,肿也没消,我回去怎么办?”黄教授说:“你这个发肿病到哪个医院都没法治,哪个医生都头痛。”小妹说让我再住一周。黄教授坚决不同意,并说:“好药都用完了,没有药给你吃了,回家想吃什么就让家人弄你吃……”
就这样在武汉协和医院用了二万二千元,到杭州又花了二万六千四百元,病不但没好,还被医院判了死刑。
八月十一日,我被迫出院,走投无路,只能回家等死。
回家的第三天,我发现身上全部硬了,乳房硬得按都按不动,八月二十几日,全身发硬,下巴也硬了,我整天整夜睡不着,总是偷偷的哭,我知道我活不长,哭着翻出我所有的照片,选出其中的一张作为遗像。
九月四日,有学基督教的人来劝我信基督教,我接受了,并定于九月九日全家做了什么仪式后正式加入。
九月五日,有一个大法弟子来给我和我丈夫讲真相。因为我们都受电视谎言毒害太深,还是不敢接受法轮功,但丈夫又不喜欢基督教中规定的要将十字架钉在家里,还要每天搭着白布对着墙跪着高喊。正在我们犹豫不决之际,一个未修炼法轮功的熟人劝我信法轮功,于是我从九月六号开始学法轮大法。
开始只是学法,九月十五日才开始学炼功,到九月二十九日(即今天),我已将师父讲法的碟子看了四遍,《转法轮》看到了第八讲,神奇的是,在接触大法的这二十三天中,我的身体在不知不觉中基本恢复了正常,肿完全消了,全身也不发硬了,脸上的颜色也从死灰色变正常了。
我真的是无法形容对师父和法轮大法的感激之情,我会更加精进的修炼法轮大法并将我的亲身经历告知世人,从而让更多的世人明真相,得救度,以报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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