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一）
一、见证4.25
1999年4月25日清晨，我和母亲陈军、姐姐荆天同每天一样，到炼功点炼功。炼完功后姐姐听有的功友议论说炼法轮功的被抓了，有不少同修去北京反映情况，让政府放人呢。当时炼完功后大部份人都散了回家了，只有少部份同修听到这件事情，听到的人都很惊讶，这怎么回事呢，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在做最好的人，不可能触犯任何法律怎么会被抓呢？政府怎么可以随便抓好人呢？是不是对我们有什么误解，那样的话，我们也应该去向政府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请政府部门尽快放人。
于是我所在的炼功点知道这件事的有十几个人自发的决定去北京反映情况。我们由沈阳到北京已是晚上六，七点钟了，我们不知道中南海在哪里，也不知道信访办在哪里，就问了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到北京上访应该去哪里，那个司机好象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直接把我们拉到叫府右街的地方，说：那里有很多人好象都是上访的，你们自己过去看看吧，我不往里开了。
我们下了车过马路一打听，这里都是炼法轮功的，也都是听说了抓法轮功的事情从各地赶来的，他们告诉我们说：已经派代表進去同有关领导反映了，我们都在这等结果呢。于是我们也在这里找个不影响交通的地方坐下来等结果，大家都很安静。大约9点左右事情得到解决，我们得到消息说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已经放了。
在此期间，我们也知道了整个事件的起因、经过，是科痞何祚庥挑起的事端，天津公安抓的人。事情得到解决了，我们都很高兴，因为全国各地听到这件事的人来的很多，听说还有走在途中陆续往北京来的，为了不给北京市带来不便，我们决定连夜返回沈阳，但是没有适合的车次，于是我们在候车室坐到第二天天亮，买了普通列车的票。
第二天4月26日早晨，在候车室里我们忽然发现气氛紧张了起来，铁路警察把候车室里的长条椅全拽到出站口堵在那里，用话机同没進站的列车联络，说车上有多少法轮功到北京来了，要拦截。我看到被椅子围住的验票口里，有一个四十多岁男子贴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耳边小声说着什么。我当时觉得奇怪，用椅子围住的禁地，他俩为什么可以呆在那里而没人管呢。后来我们上了火车以后，我才明白是为什么，我也更加惊讶，他们是政府安排的特工，冒充普通乘客和我们一起上车探听我们的情况。车上的特务非常多，十八、九岁的多，也有年龄大的，装扮成各种身份的乘客，他们互相走动的时候见面点一下头，用眼神暗示一下。我们看的出来他们都是一起的，各个车厢里都有，他们也能看出我们谁是法轮功，差不多每个法轮功身边都站着一、两个特务，车厢里非常拥挤。
我们所乘车次不是到沈阳终点，好象是往齐齐哈尔方向去的，当他们发现车到沈阳站时有一大批法轮功学员要在此站下车时，他们显的很慌乱，不知该怎么办，故意往车门处拥挤，并把两个大行李袋堵在门口，好象让我们错过下车的时间，但是车下站台上的乘务员冲上来，把两个行李袋用脚踹到一边让车上的人下车，我们得以顺利下车。我和姐姐商量，大家不要聚在一起走，分散开走，不让他们的任何不良用心得逞。
回家后第二天我们依然象往常一样每天学法、炼功。但是这件事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政府的让人不可思议的行为，派了那么多特务对付我们，至于吗？
二、7.20恐怖降临
本来我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我们继续平静的走我们的修炼道路了。哪知道从此各地炼功点被骚扰、刁难不断，要么不让我们用场地，要么就是不让我们挂宣传栏。
1999年7月20日全国各地辅导员突然被无故抓捕。7月21日各地大法弟子向当地省政府要求放人，当地政府不但不放，还把去要人的大法弟子也扣下，姐姐和我们炼功点的部份学员被扣在我们当地黄海派出所，当时所长叫苏德祥。
7月22日，我和妈妈及其他大法弟子继续到位于和平区中山公园附近的辽宁省委上访要求政府放人。中共政府居然派了大规模的武装来对付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和平上访的老百姓，好多辆军用卡车载满头戴钢盔的武警，省委大楼门口的台阶上也一排排的坐满了武警。省委门前的和平大街上停满了军用卡车、各种警车、大客车。大批武警、公安开始把静坐在省委对面中山公园围墙下的大法弟子们野蛮抓起强行塞進准备好的大客车里，大法弟子们为了不让他们抓走，手挽着手连在一起，警察们就用力把大法弟子们拆开，我看到有四个男大法弟子臂挎着臂串成一串被警察们拖在地上拽走，还看到在大客车门口由于大法弟子们不配合上车警察就抬起脚使劲踹一名站在车门口的女学员，想把她踹進车里。还有我认识的一名女大法弟子叫黎旭光，当时已怀有三个月身孕，竟被警察拎着四肢象悠麻袋一样扔進一辆警车，还辱骂她，原因是一名警察认出头一天上访就看到过她。
大法弟子们向警察们讲道理，他们根本不听，失了控一样的对大法弟子边抓边大打出手，众多学员被打伤。大抓捕持续了一天，装满法轮功学员的大客车一辆辆开走，关進附近的体育场，后来又用大客车分别拉到不同的地方关起来，有拉到郊外的，有拉到某工厂的空厂房里，有拉到某学校的。我被用客车拉到家附近的一个学校院里，被冲散的妈妈和其他没被抓走的大法弟子们回到家里不知该和谁去说理。下午被困在学校院里的我们接到通知说一会要听广播，下午3点大喇叭开始广播，宣布法轮功为非法组织被取缔，并伴有大量污蔑、造谣之词。邪恶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从此持续至今愈演愈烈。7月22日以后，大法弟子们便开始了旷日持久的進京上访讲真相，从那时起全国各地所有能通向北京的交通要道全都设有关卡堵截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能突破封锁的学员还面临着被北京公安绑架后遣返当地。后来有很多大法弟子干脆就不报名了，这样的学员吃了很多苦，被警察暴力殴打，折磨。
我们家从7月22日以后，也开始过起了家无宁日的生活，派出所、社区不断上门骚扰，今天问你还炼不炼，明天问你去不去北京，后天让你把书交出来，大后天又威胁要抄你家，总之天天有节目。但是我们从未屈服过，我们总是与他们讲道理，反过来还要问他们能说出不让我们炼的道理来吗？他们只能反复的说着一句同样的话：上边不让炼，国家不让炼。妈妈问上边是谁？他们说是江泽民。妈妈说：“国家没有不让炼，就是江泽民不让炼，江泽民代表不了国家。”
有一次，派出所又来了三个民警，其中一个叫高忠武的民警往我家长条沙发上一躺，对母亲说：“你一叶（芥））草民，还敢和共产党对抗，我要用我专政的铁拳砸烂你鸡蛋壳的脑袋。”坐在旁边的一个所长也觉得姓高的民警太不像样了，就叫他先下楼去等着吧。然后嘱咐母亲千万不要去北京。
三、進京上访被拘
再后来，我们听说了山东招远大法弟子赵金华被迫害致死的事件，我们再也坐不住了，必须制止这场迫害，我们决定進京上访。
1999年10月中旬，妈妈、姐姐和我依照《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進京上访，证实大法是好的，法轮功创始人李老师是清白的，希望政府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还我们合法的炼功环境，无条件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
10月18日，我和母亲到北京信访办上访，当时姐姐被北京当地同修留下来交流一些修炼中的认识。信访办深藏在一个不起眼的小胡同里，很难找到。在胡同口的马路上聚集了很多人，有很多穿便衣的人拦在那里，不许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進去，并且盘问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哪里人，当得知我和母亲是沈阳来的，就有一个人喊：“来来来，沈阳的往这边来，这边接待。”我们过去后母亲问：“在哪里，谁接待？”那人说：“别着急给你安排地方，有人接待你们。”说话间伸手拦住一辆出租车让我们上车，说“到地方就有人接待你们了，有什么话和接待的人说。”我们想不管谁接待让我们说出心里话就行。
其实在这之前、99年7月22日以后，進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就一直没断过，我们也听说为法轮功上访的人遭到的待遇是前门進信访局，后门進公安局。但是我想他们（指政府）怎么做是他们的事，我们就做我们应该做的，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就是应该维护大法，作为公民看到有对国家、对民众有害的事情也应该站出来指出，这是公民的义务也是权利，从哪个角度讲我们都要站在正义一边，不管遇到什么压力。而且我认为只要我们善意的把事情说清楚，问题会解决的，初期他们可能对我们有什么误解，反映情况的人多了，他们会改变态度的。但是这只是善良百姓的单方愿望，看看它们是怎样对待自己的民众的。
出租车把我们拉到信访局招待所，是有人接待我们，但不是问我们想反映什么事情，而是问我们姓名、年龄、家庭住址、身份证号、什么时候炼的法轮功，是否辅导员，把这些内容填在一张表格中，就安排我们進了一个象大会议室的房间让等着。房间很大，地上铺着地毯，靠墙有沙发、椅子、地中间有大桌子。由于上访的法轮功很多，不一会屋子就满了。
我们在房间里遇见了我们当地沈阳于洪区政法委的一个姓王的主任，得知他被派驻京专管接回沈阳来上访的学员。交谈中他说辽宁被中央批评了，因为全国進京上访的辽宁省人数最多，其次是山东。
在信访局招待所，我没有看到其它省市的法轮功学员，听说别的省市的人安排在另外的地方。当时上访人员中有很多康平人，康平是沈阳周边的一个县，归属沈阳管辖。康平县政法委书记当时也被派驻京，负责把截住的法轮功学员送回当地，他送了好几趟了。18日那天，他刚送走一批法轮功回到招待所，就又有一批名单交给他说：“又有几个你们康平的接着送吧。”他当时气得大叫说：“还让人活不了，想累死我呀，知道我都多少天没回家了吗？你们不在家好好呆着，都上什么访？”当时屋里的法轮功学员就对他说：“如果政府给我们解决问题了，我们怎么会上访呢？知道我们上访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我们不愿意上访的，这不是我们的错，让你回不了家的不是我们，是政府。政府逼我们走这条路，你们不同情我们、支持我们还反过来怨我们，你这样对吗？”他说：“你们太傻了，你们想想看，政府什么不知道，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信访办设在一个胡同里，你们看看那牌子锈的看不出上面的字，你们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吗？你们再来多少人也不会给你们解决的。”
10月19日，我们当地于洪区迎宾路街道办事处的主任罗文娟（女，40多岁）和黄海派出所的民警何健、高忠武等人接到通知来接我们回沈阳，罗文娟一進走廊就开始大骂我们，说我们自私，为了自己上天，不顾别人。在罗文娟来京之前，于洪区政法委的王主任就告诉妈妈说往街道办事处打电话了，罗文娟接到电话就气的大哭，说区里刚开完会表扬她说她管区没有一个進京上访的，这下全完了，她管区就有20多人進京上访。因为共产党一贯搞株连政策，转嫁、制造仇恨。所以是非不分的人就会认为是我们给他们带来的麻烦。
在信访办招待所里，有一对年轻的法轮功学员夫妇是沈阳辽中人，男的叫齐向阳，女的叫黎旭光，他们都20刚出头的年纪，当时黎旭光怀有身孕6个月，为了给法轮功说公道话，不顾自身身体不便毅然上访，于99年10月19日被辽中当地公安接回。后来我被非法关在沈阳龙山教养院期间，听到消息说黎旭光被当地接回非法关押，期间被逼让她选择是要法轮功还是要孩子，她不肯放弃法轮功，竟被当地政府强制堕胎，当时孩子已7个月大，打下来后她婆婆看到孩子已经成形，指甲都长出来了，是个男孩。打掉孩子后还要继续关押她，在她母亲的强烈抵制下才得以放回家中养身体。（此事曾在互联网上发表过，传递此信息的人也被中共报复遭到非法关押）。
10月20日清晨我们被当地公安、街道办事处联手绑架回沈阳，和我们同时被绑架回沈阳的还有我们一个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刘祥玉（51岁）、孙舒嘉（20岁）母女，及陈喆、岳慧萍夫妇，还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叫王春义的。我们一行7人于10月20日晚被绑架回沈阳，当晚没让我们回家，直接把我们关在黄海派出所一楼最西头的置留室里，把我们随身带的包搜走，然后锁上铁门就不管了，置留室里没有床，只有一个长条木椅，我们坐在木椅上等天亮，后半夜陈喆挺不住了，干脆躺在水泥地上睡觉，10月下旬的天气已经很冷了，没有人管我们吃不吃饭，睡不睡觉。
10月21日早晨，派出所的警察们来上班了，九、十点钟左右，铁门打开了，有人把我们叫出去上了二楼，我和岳慧萍、孙舒嘉、王春义被带進一个屋，一个叫潘绍国的警长给我做笔录，说我去北京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要拘留我，让我签字，我拒绝签字，告诉他说我依照《宪法》上访合理合法，《宪法》规定公民有上访的权利，况且我还没看到信访办的牌子，没進信访办的门呢就被你们关在这里，我没有妨害任何社会管理秩序，你强制送我拘留是你们在犯法。他不听，说：“你不签也能送你進去。”孙舒嘉和王春义也拒绝签字。
他们办理完手续后把我们带到院里停着的两辆红色面包车上，拉到一个地方说是办什么手续，我不知道那是个什么部门，因为坐在车里没看到牌子，但不是于洪区公安分局，好象是拘留的票子都上这里批。户籍警何健上楼去办手续，警察张家莹在车上和我们说：“你们犯傻自找的吧，呆在家里好好的能被抓起来吗？”妈妈说：“呆在家里就安全吗？山东招远法轮功学员赵金华被当地派出所从家里抓走给打死了，就因为炼法轮功做好人就被随便打死了，我们不上访行吗？我不能坐在家里等死，没有赵金华的死，我还没想起来上访呢。”张家莹很吃惊的说：“不可能，谁说可以随便打死人，你们不要听信谣传，随便打人都犯法何况把人打死呢？不可能，不可能。”妈妈说：“我们修真善忍，不说假话。我们上访没犯法还被你们送拘留呢，不可能的事不也发生了吗。”张家莹说这是上边定的，他们也没办法。母亲就向他讲了很多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他听后摇摇头说：“我怎么感觉你们象正面人物，我们倒象是反面人物呢？”后来何健办完手续回来了，说批完了，快点走吧，到那就得天黑了。
他们开车把我们送到位于沈阳市东陵区方家栏地区的行政拘留所，俗称方家栏拘留所，也叫“五所”的地方。我们上了二楼，被带到一个办公室里，一个女警察叫来两个杂役（就是刑期快到要释放的犯人）搜我们身。一个是年轻的女孩，一个岁数大的名字叫张力。她们搜走我们随身携带的《转法轮》书。我们和她们理论，一个女警察说：这里不允许看，先放我们手里保存，等你们回家时就还给你们。并让人把我们带走。走在走廊里有一种阴森、潮湿的感觉，我感觉好象在做梦，怎么回事？我怎么会来到这里，我什么法都没触犯怎么就会被拘留了？
我和妈妈、刘祥玉、孙舒嘉、岳慧萍被带到210房间。打开门我看到房间里关着10多个人，一问才知道她们全是法轮功学员，都是康平人。我还记得其中有一个叫齐向茹的，2003年被投入辽宁省女子监狱八大队，现在还在监狱里遭迫害。
拘留所二楼关的都是女的，男的在三楼，后来女法轮功学员多的装不下，也往三楼送。二楼负责的是个女所长，姓徐，都叫她徐所。负责210房间的管教是个50岁的老太太，姓张，很多犯人都叫她张妈，她还有一年就退休了。此人99年9月份刚接触法轮功时对大法弟子不了解，曾因大法弟子炼功而疯狂的电击大法弟子，后来接触法轮功多了，也了解了很多，对自己的行为后悔，转变了对大法弟子的态度。等到我们進来时，她一直对我们态度很好。
拘留所里条件很恶劣，晚上睡在地板上，被褥有好几年没洗过了，轻轻一碰都冒烟，很呛人，都是那种很薄的黄军被，破旧不堪。厕所就在房间里。靠走廊的墙上有个长方形的小洞是为了管教可以随时监视房内情况的。两层门，外面一层是厚铁皮门，里面一层是铁栅栏门，门中间也有一个小方洞是打饭时往里送饭盆的地方。伙食是固定的早晨大米粥、腌萝卜咸菜，中午大米饭、白菜汤，晚上基本和中午一样。
拘留所每天都往里送法轮功，各个房间都满了。有一天那个搜我们身的犯人张力对我们说：“昨晚又拉来一车，所里装不下了没收他们，又直接拉走了。”又一天，张力对我们说：“把你们的人都送黑洞里去了。”妈妈问她什么黑洞，她说中山公园那有个地下黑洞，都送那里去了。我们不相信她说的话，她就说：“你看你们还不信，我还能吓唬你们吗？昨天我都跟车去了，亲眼看到的。”当时我们没把她的话当回事。现在沈阳苏家秘密关押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器官的事被曝光，我想起她说的事。
我们听拘留所里后進来的人说，我和母亲那批人被接回沈阳后，信访办的牌子就被摘掉了。后来的人干脆就是上访无门了。人还是继续往里抓，后来听杂役说为了给法轮功腾地方，有的房里把没到期的犯人提前放了。妈妈很担心姐姐的下落，每天问张管教有没有叫荆天的送進来，张管教说：放心吧，我记住她的名字了，如果送到这里来我就和徐所说让她和你在一起。
后来我们当地黄海派出所的警察来提审我们问还炼不炼功，出去后还上不上访，我们都是很坚决的持坚持态度。妈妈问警长潘绍国有没有姐姐的消息，他看了妈妈一眼说：“你女儿在北京闹的可欢了，上天安门去打大旗，让北京公安扣下了，我们去接，北京公安不给我们，说她很严重。”
99年10月30日，拘留所让各房看报纸《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评论员文章“法轮功就是×教”。我们都很难过，觉得政府怎么能这样伤害善良的民众呢？我们这么多人抛家舍业，持续不断的上访，苦苦的讲着真相，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的污蔑，我们对政府很失望，大家决定不吃饭了，绝食抗议政府不负责任的污蔑、迫害行为。
中午打饭时我们不打，打饭的杂役反映给值班管教，一个高个子的女管教过来问为什么不吃饭，当时屋里有一个皇姑区的法轮功学员叫田桂荣说：“都说我们是邪的了，还吃什么饭。”那个管教说：“不吃饭后果自负。”就去所里汇报去了。不一会张管教听说了这件事急忙跑过来進屋就说：“我来了，你们怎么了，为什么不吃饭？”我们把《人民日报》的事说了，张管教说：“你们真傻，那不算数的，那只是个评论文章，评论员没有资格定性的，你们不要理它，该干什么干什么，该炼功炼功，该吃饭吃饭，跟它们生气犯不上。”然后又说：“我告诉你们啊，我可不是替共产党说话才劝你们吃饭的，我真的是为你们好，你们不知道共产党的手段，我当警察很多年了，什么没见过，什么不知道，你们真绝食了，共产党有的是办法，它们开始不会理你们，让你们绝食，等你们身体绝的快不行的时候，给你们灌食，灌食前先把录象机对着你，然后找个领导劝你吃，给观众感觉政府是人道的，它们很会把握时机，苦口婆心的先劝你，那时即使你想吃它们也不会给你吃，会在你想吃的一瞬间把饭拿走，然后再给你灌食折磨你，对外说是挽救你，它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你们都是好人，我不想看到你们遭罪，你们真的都很善良，我接触你们的人很多了，对你们很了解。”她说了很多很多，后来我们同意吃饭了。倒不是因为怕灌食，因为绝食前我们就知道会面临着什么，是因为我们发现一个生命知道了法轮功真相后，作为人她所表现出的诚恳的善意行为，她会用她的方式支持法轮功，看到她真心的为我们的处境担忧，我们真的很感动，我们知道了让人知道法轮功的真相的重要性。
11月4日，15天拘留到期了，没有放我们，我们问管教，她们说：“你们办案单位不来接你们，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里是羁押场所，没人来接我们也不能放，等着吧。”但是我们看到不是法轮功学员被拘留的到期了没人接的也放了。
11月12日，管教念名单让收拾东西，念了20个人名，有我和妈妈、刘祥玉、孙舒嘉、岳慧萍、姜玉萍、郑佩玲、佟春时、宋悦英、王容、杨丽娟、冯淑霞、李玲华、李凤玲、吴业凤、关玉芝、孙德凤、白洁、董梅、赵卫东。徐所和好几个男女警察把我们带到院子里让上停在那里的两辆面包车。问她们这是去哪，她们也不告诉，我回头向徐所要第一天進所时被收走的《转法轮》，徐所不给还用力推我上车，我差点摔倒。上车后他们把我们两人一付手铐铐在一起。车开了，押车的男警说送你们去自强学校（关押卖淫女子的地方），但车子开到祝家镇时，法轮功学员郑佩玲认出路线，说这是祝家镇，是去龙山的路线。我在沈阳生活了27年，竟从来不知道还有个龙山。
四、邪恶的沈阳龙山教养院
沈阳龙山教养院位于沈阳市东南郊外，在四面环山的山沟里，归属沈阳市东陵区祝家镇，那里是山区。在没迫害法轮功以前，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沈阳还有个龙山教养院。
龙山教养院非法关押第一批法轮功学员的时间是在1999年的10月21日左右。那时正是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的高潮，人数很多，各地政府部门迫于江氏集团的压力把众多的法轮功上访群众纷纷投入拘留所、看守所、收容所、女子自强学校（关押卖淫女子的地方）、精神病院。后来这些场所也关满了，甚至于沈阳市行政拘留所（位于沈阳市方家栏地区，俗称东陵“五所”）把拘留未到期的在押人员提前释放，腾出地方关押没有触犯任何法律的守法公民－－法轮功群众。可是就是这样也装不下因上访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也没有正确面对法轮功群众上访事件，给予合理的答复和正确处理，而是采取了更加粗暴的践踏人权的行为：继续抓、关、打，把善良的法轮功群众关入劳教所。
1999年10月21日左右，从北京非法押回的一批法轮功学员没有经过任何合法手续，到达沈阳后直接投入沈阳市龙山教养院，政府部门也知道这些人不属于劳教对象，所以为了掩盖他们非法拘禁的罪行，把这种非法关押叫“法轮功强制学习班”。
当时的龙山教养院关劳教犯人的是一座灰色二层小楼（直到2002年6月，将关押场所移至四层新楼），一楼是普通男劳教人员，二楼腾出关押法轮功学员。男学员在西边，两个房间约45人左右；女学员在东边，三个房间约60人左右。当时看管法轮功学员的管教都是从龙山教养院外部借调过来的，不是龙山本院管教。男管教是从沈阳张士教养院抽调过去的，女管教有的是从沈阳市司法局机关借调来的，有的是沈阳张士教养院的，有的是马三家教养院的，龙山教养院原来是男子劳教所没有女管教。
当时负责主抓迫害法轮功一事的是一个姓王的男警察，约50岁，大家都称他为王政委，有人说他是大北监狱调来的，有人说是尹家教养院调来的（具体详情请知情者提供）。此人素质很低，常常大喊大叫的骂人、打人。当时的警察们对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基本上是不了解的，完全听信电视上的诬蔑宣传，他们认为法轮功群众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被骗上当学法轮功的，属于“受害者”，认个错表个态，写个不炼功、不上访的保证就可以回家了；另一种属于“骨干分子，顽固分子”，要“打击”。
可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些法轮功学员不存在什么骨干和随从之分，甚至这些人互相之间都是不相识的，是非法关押使这些人走到一起来的。可是大家的诉求几乎是一致的，就是要求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要求合法的炼功环境。可是没有人给我们合理答复。我们学法，他们抢走我们的书；我们炼功，他们说是与政府对抗，用电棍电我们，用各种体罚折磨我们：罚站、罚蹲、罚撅、壁虎爬墙。“壁虎爬墙”就是双脚并拢双手上举扶墙站直。这个姿势看起来没什么，可是站一会儿两臂就发酸、发抖，胳膊就伸不直，体罚的警察就拿电棍电，说伸的不合格。
头一批被非法关入的法轮功女学员绝食抵制非法关押和迫害，警察找来大北监狱狱医野蛮灌食，用铁勺撬嘴，有一个姓曹的老太太嘴都被撬破了。这个老太太家是沈阳市皇姑区的，徒步去北京上访，一路讲法轮功真相，走到离北京不远的栾县被当地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当地公安扣押转送回沈阳，非法关入龙山教养院。
1999年11月12日，我们20人从沈阳市行政拘留所（东陵五所）被劫持到龙山，我们这些人都是非法拘留已到期和超期的，不法人员不但不放人，还把我们转入龙山继续迫害。
我们20人关在二楼东边一号房。二房和三房的人比我们進来的早，她们的房门都不上锁，而我们住的一房却给锁起来，大家要求上厕所时才打开。我们认为不能关在这里消极承受，应该有所行为，大家认为我们应该继续书面上访，因为老年大法弟子占多数，大家让我代笔写上诉书，然后大家集体签名。晚上我写完经大家看后都签了字，正准备交给值班警察，突然通知我们让大家都站好，说司法局局长来视察了。我当时都不知道司法局是个什么部门，司法局局长官有多大，都管些什么。我真的头一次听到还有个叫司法局的部门，是因为我做梦都不曾想到像我这样老实规矩的人会被关到监狱里。
当天值班的女队长有三个人，一个50岁的老队长叫纪爱菊，大家叫她老纪队长，一个40多岁的姓赵，都喊她大赵，另一个叫何彬。那时她们听信了政府部门的造谣宣传，对我们很戒备，不理解。她们進屋点人数时看到了放在床上的上诉书，好象发现了炸弹一样，立刻问谁写的，并让交出纸笔。她们拿着上诉书转身去了办公室。
后来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份上诉书的原因，司法局长没進来，只到了队长办公室呆几分钟就走了。我们没看到司法局长什么样，听队长叫他张局长，后来知道他叫张宪生，是副局长，专管迫害法轮功的。
张宪生走后，队长们又進来追问谁写的，并指责怎么可以随便写上诉。我们觉的写上诉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很正常啊，有冤情难道不可以说吗，并向她们讲法轮功真相，那个叫何彬的队长当时斥责我们让闭嘴，说我们好逸恶劳的，言外之意说我们关在这里每天就吃饭睡觉，也不用上班干活了很舒服。我们简直不知说什么好，真是岂有此理。
第二天我被叫到办公室，一進屋那个王政委就让我蹲着，问我上诉书是不是你写的，我说是呀，这也代表大家的意思，这是我们共同的看法，王政委说谁允许你们写上诉的，我觉的很奇怪，写上诉也要经过谁允许吗，就告诉他，我们本来不知道可以写上诉的，但是我们在拘留所期间，那里的管教告诉我们如果觉的有冤情，处理的不合理可以写上诉。我们认为这里也应该是可以写的，就写了。有什么不对吗？王政委阴沉着脸说：“国家给你们定性了，知道吗？还写什么上诉。”我说就是因为国家定的不对我们才写的。王政委追问说是谁指使你写的，谁挑的头，我说：不存在谁指使谁，谁做什么都是个人行为，都是自发的，谁指使谁能好使呢，这只不过是我们都有这样的想法，而由我代笔了。王政委狠狠的说那你把事情经过写出来，我们要报上去，你说不出来谁指使的那就算在你身上。我说那就算在我身上吧，我就坐在那里写经过。这时王政委被人找出去有事。
第二天接班的队长也是三个人，一个姓姚，一个叫陈晶，一个叫李园。其中有一个对我说：你小孩怎么这么傻呢，你担这事干什么，那帮老太太最坏，她们不出头，让你出头，最后遭罪的是你。我当时就觉的她们的思想变异的很可怕，这种挑拨的做法用在我们炼功人身上不管用，她们永远无法理解修炼人的思想境界。后来我意识到了他们是想在我们中找出一个所谓的头，然后拿这个头开刀，镇住其他人。
写完经过他们让我签上名字，威胁我说：等着吧。他们让我回房后又把郑佩玲叫了出去。不一会铁门响了，郑佩玲被送了回来，但不让進房而是让她蹲在铁门里的走廊上。直到我们去食堂吃饭也不让她起来，我们吃完饭回来，不见了郑佩玲。正奇怪呢，郑姨被一个男警察送回来了，接着郑姨给我们讲了事情的经过，她被叫到办公室后，王政委用脚踹她腿，还打了她耳光，说：“说吧，你是不是在里面挑头的，荆采都把你说出来了。”郑佩玲说：“我们没有头，做什么都是自愿的，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王政委还问了一些问题，看找不出头，就气急败坏的让郑佩玲蹲着，一天不许起来。后来院里的一个男警察和郑佩玲的儿子认识，把郑姨叫去谈话，谈完后就直接送回屋里来，此事就此不了了之了。写个上诉也要引起这样的风波，我们感到真是邪恶。
龙山教养院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男、女房间的结构基本是一样的，分上下铺，每个房间除木质房门外在走廊的堵头是大铁门，警察通常只锁走廊里的大铁门，各房间小木门不锁，但警告各房人员不许窜房、走动和接触。当时龙山的王政委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负责人，重点迫害对象是仍坚持炼功的学员。法轮功学员们始终也没中断过炼功，这使王政委异常恼火，下大功夫打压炼功学员，重则电棍，轻则体罚。按规定，晚间就寝后男警察是不允许到女寝室的。而身着警服、肩扛警衔的“龙山警察”，甚至半夜三更做贼一样悄声打开铁门欠一条缝，侧身挤入，蹑手蹑脚探头探脑的往各寝室看有没有半夜起来炼功的，连女房也是如此对待。
有一次，男学员里有一个家住法库的中学教师叫褚殿久，因为炼功叫政委王某看见了，王某象疯了一样在走廊大叫大骂，并扬言：“看今天我非扒了你的皮，叫你练，给你脸不要脸还治不了你？”随后到一楼叫来几个普通劳教犯人，把褚殿久弄到办公室按住，王亲自用电棍电，专电敏感部位，并把电棍放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电，皮肤电糊一大块，褚殿久大声惨叫，整个走廊都可以听到，整个龙山教养院充满恐怖。
由于政委王某身体力行的给下属做出了“榜样”，所以下面管教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也无所顾忌，无论男女老少。关在女三房、家住新城子区的一个学员叫徐焕英的，是个英语教师，大约30岁，长得文弱瘦小，因为不念公安部非法制订的禁止法轮功的“六不准”通告，被一名叫庄涛的30多岁的男队长打耳光，并把电棍从后衣领伸入电击，逼迫她到各房当众念“六不准”通告。
在中国大陆，各监狱、劳教所里都有检察院的常年“驻监工作人员”，主要职责是监督、惩处警察的违法侵犯人权行为。龙山教养院不例外也有“驻监工作人员”监督，但是在江氏对法轮功群众灭绝性的迫害密令下，人权被践踏殆尽，法律被践踏得一钱不值。驻在龙山教养院的检察院工作人员，对龙山警察打人事件不但不制止，反而回避、装作不知情。（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