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与《九评共产党》

近日来，轰动全世界的这桩绑架案的受害者纳塔莎坎普希受到人们特别的关注。时年十岁的纳塔莎于一九九八年三月二日在上学途中被绑架，之后被禁锢在一个地下室里。因为绑匪以杀死她的所有亲人和邻居相威胁，致使纳塔莎放弃了很多次逃走的机会。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终于逃出之后，绑匪立即畏罪自杀了。

按照常理，纳塔莎应该感到解脱才对，但是没想到她却把绑匪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份，为绑匪的自杀感到由衷的伤感并失声痛苦。警方心理专家认为，纳塔莎可能产生认同绑匪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这种被医学界称之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精神病，是在一九七三年瑞士首都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发生的抢劫案后被医学界重视并闻名于世的。当时，受两名匪徒劫持的四名银行职员中，有两人出庭为劫匪辩护，甚至其中一名女士与一名服刑期的匪徒订婚，并在后来嫁给了他。

在死亡威胁的极端情况下，求生的受害者由于与施害者近身相处，渐渐产生出不合常理的正面感情，主要是因为极力求生的欲望变成了对施害者的希求，绑架者稍许弱化的凶残都可能演变成受害者幻想被优待的期盼，甚至，受害者会因为暂时还活着而生出对绑架者的感激或者爱情。这种发生在绑架案受害者身上特别的精神病，显然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对人性的扭曲，是受害者遭受巨大伤害的表征。

可悲的是，这种悲剧却普遍发生在中华同胞身上。无数的同胞，虽然明确的认识到中共的邪恶，甚至与它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但是一提到退出这个邪恶及其相关组织，一想到中共的灭亡，马上就表现出强烈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其代表性的说法就是：“退了我怎么生活呀？”“中共灭了中国怎么办哪？”等等，好象离开了中共自己就活不下去、中国就难以为继似的！

被中共绑架的中华民族，经历了五十多年的凌辱之后，今天的海内外同胞，在历次所谓的“政治运动”中直接或间接遭受迫害的，在中共灭亡之前极度腐败过程中饱受欺凌的，数以亿计。按照常理，这部份人无不想早日过上没有中共的宽心日子，无不想尽力摆脱这个邪恶。

但是，就象那位银行女职员主动要重回绑架者“怀抱”一样，很多有幸挣脱中共的绑架来到了自由世界的同胞，不仅对自己遭受的苦难只字不提（这就附和了中共为逃避罪责堂而皇之的“向前看”的说法），甚至转身“拥抱”中共，反把给自己制造苦难的根源——中共，当作自己的“终身依靠”；就象纳塔莎把绑架者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份一样，因为长期与邪恶“同呼吸”，很多同胞不自觉的就认为自己与邪恶“共命运”，担心没有中共的中国就会乱，正像纳塔莎担心所有的亲人和邻居会被害一样。

中共一再宣称没有它的领导中国就要乱，这和绑架者对纳塔莎的威胁如出一辙。但是，就象纳塔莎成功出逃后绑架者立即畏罪自杀身亡一样，中共在人们都抛弃它之后，它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消亡，而中国会因为销去了最邪恶的致乱因素，走向安定和美好。

反过来看，不愿意脱离邪恶中共的人，虽然也是受害者，但是却不自觉的成为邪恶份子继续行恶的实际支持者。试想，在绑架者逞凶的时候，因为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与作恶者难舍难分的人，其命运将会怎样呢？在解救人质的正义行动中，不是与绑匪一样，随时都有性命之忧吗？

当然，与现实中的绑匪不同，中共是反人性、反宇宙的非现实世界的邪灵，它通过控制人的思想而达到控制人行为的目的。所有的中共党徒（包括所谓的共青团员、少先队员等），都是这个邪灵的“肉票”。这些“肉票”的一部份因为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过于严重，已经成了中共这个邪灵在现实社会中“忠实”的体现和“化身”，成为现实社会中绑架其它“肉票”的凶手，难以摆脱与中共共同消亡的命运。

作为被中共绑架的同胞，要想不真的“嫁给”中共这个邪灵，真的摆脱性命之忧，首先要解决的是摆脱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折磨，而良药就是《九评共产党》。

一旦噩梦醒来，真正认清了中共的本质，又有谁不愿意象纳塔莎那样掌握自己的命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