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刘季芝被带到大队办公室,村里的汪贺林、魏保良、韩玉芝正在那里,柴玉桥看着他们。一会儿,瞿文亭也被抓来了,当时没让她下车,就把刘季芝、韩玉芝和我带上车,我们四个女的、何雪健和一名司机坐一辆红色夏利,魏保良、汪贺林坐一辆白色面包车,带到东城坊镇派出所。
下车后,他们把我们六个人关进值班室,开始做笔录。先是刘季芝、瞿文亭,接着又叫韩玉芝、魏保良。韩玉芝、魏保良刚走不长时间,刘季芝、瞿文亭就回来了,两人被打得够呛。这时,来了一个姓李的警察,瘦高个,长脸,戴一副眼镜,二十多岁的模样。他把我带他的宿舍,让我脸冲墙蹲马步,两手向前平伸,不许动,然后他就出去了。坚持了十多分钟,我连吓带累,心里说不出来的难受,浑身发抖,动作变形。正好被他回来看到,他上去踹我两脚,用做笔录的本子扇我脸两下,让我重新站好,他念了几条规定,警告我老实交代。
李姓警察问我,学没学法轮功,我说,没学,只是听说过。问,听谁说的?我说:有一天,我腰痛,去买药。在门口碰见瞿文亭。她问我怎么了,我说腰痛。她说,她过去瘫了好几年,哪儿瞧都没瞧好。自从学了法轮大法,一分钱医药费没花,全好了,什么活儿都能干了。她劝我也来学大法。李姓警察问,你们接触多长时间了?我说:“四、五天。”做完笔录,李姓警察把我带到另一名警察那里,他正在给韩玉芝做笔录,李姓警察把笔录交给他。韩玉芝走后,他看了看我的笔录,问我:“学多长时间了?”我说:“没学,只是听别人说过。”他问,是谁?我说是瞿文亭。他问,还认识谁,我说不认识别人。李姓警察又把我带回值班室。时间大概夜里两点左右。
当时,村里其他人都在,只有汪贺林、魏保良没有回来,。一会儿,一个叫何雪健的警察把刘季芝带走了。魏保良回来后,李姓警察又把我叫到他的宿舍就出去了。不长时间,李姓警察领来柴玉桥。李姓警察在一边儿玩电脑,柴玉桥当着他的面训我。柴玉桥说,你怎么也学这个?知不知道国家不让学?当家的(指我丈夫闫凤忠)要是知道,饶不了你,就他那脾气我还不知道,把你打个半死,我瞅你后半辈子怎么过?有病不看病,真有那么神吗?别学了,别练了,好好回去过日子!我问柴玉桥:“我家走啊?”柴玉桥说:“你别走。”我说:“我上哪儿去?”柴玉桥说:“你在哪屋来的,还回哪屋去。”我又回到值班室,其他五个人都回来了。后来,李姓警察又把汪贺林叫走了。
二十分钟后,汪贺林回来了,大概夜里两点半左右。派出所警察把值班室门里门外用锁锁上,外边用棍子顶上。值班室点长明灯,一个警察在对面屋看着,其他人都睡觉去了。值班室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我们四个女的挤在单人床上。刘季芝打得最严重,她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汪贺林、魏保良在椅子上坐了一宿。
25日早晨七点多钟,我着急上厕所,一边喊,一边敲门。半天才来人开门,那人气呼呼地嚷道:“敲什么敲,叫什么叫!”警察上班后,何雪健叫我和韩玉芝掏炉灰、倒垃圾。我俩回来后,何雪健又叫大伙出去扫院子、拖地、洗车。何雪健单独问我:“昨晚叫你走,你怎么没走?”我说:“谁叫我走着?”何说:“谁不叫你走?”我说:“你们主任(指柴)不让我走。”打扫完卫生,我们回到值班室。警察们吃完早饭,又开车走了。李姓警察留守看着我们。后来听村里人说,他们又到村里把以前学法轮功的都找了一遍,中午他们在村口饭店吃的饭。我们六个人的早饭是我丈夫闫凤忠早晨看我时出去买的。
下午两点半左右,警察回来了。何雪健一个人来到值班室,叫刘季芝:“你出来!”我们都以为是去问话。半个小时左右,我看到刘季芝哭着进来了,坐在床上伤心地哭个不停。随后,何雪健又把韩玉芝叫走了。瞿文亭问刘季芝:“你怎么啦?他们问你什么啦?”刘季芝边哭边说,何雪健问她,贾艳芝、刘艳霞炼没炼?刘季芝说:“没炼!”何雪健就把她按在床上,扒开她的衣服,拿电棍电她的乳头。何雪健反复追问三次,刘季芝都说没炼。屋里还有一个警察,躺在床上,用报纸盖着头,假装睡觉。刘季芝说何雪健当着那个警察的面强暴了她。何雪健用手抠她的阴道,在里面搅动,用毛巾擦。刘季芝说,她求何雪健别这么干,说自己比何雪健的妈岁数还大……,刘季芝说:“我怎么说好的,他都不听,真不是个东西!”刘季芝说:“我也不想活了,我也没脸见人了!”说着,就要撞桌子,瞿文亭把刘季芝紧紧地抱在怀里,我们都震惊了,都哭了。一边哭,一边劝刘季芝想开点儿。刘季芝、瞿文亭叫汪贺林、魏保良快去看看韩玉芝,别再出事。
瞿文亭一直搂着刘季芝,她情绪稍稍稳定下来。我出去上厕所,李姓警察在门口站着。我刚到厕所,韩玉芝也进来了。我问韩玉芝,何雪健问什么着?韩玉芝说:“什么也没问,进去就扒衣服,手往里抠。”“我跟他说好的,怎么说也不听。”这时有人喊,让出去干活。我就到院子里干活去了。何雪健叫刘季芝扫院子、擦玻璃;派出所姓邢的指导员叫韩玉芝给自己洗衣服;汪贺林拖地,魏保良擦车。外边卫生打扫完了,再打扫屋里,打扫了整个一栋房子。
下午四点多钟,打扫卫生时,柴玉桥来了。柴玉桥告诉我们说,没事了,他跟大队书记杨顺说好了,杨顺出面保我们。一会儿家里就来人接我们回去。柴玉桥问瞿文亭家里怎么没人,瞿文亭说,当家的在北京干活呢。柴玉桥把我叫到一个房间里,姓邢的指导员也在。姓邢的指导员问我,去刘季芝家干什么去了,我说,卖羊。他不相信,问刘艳霞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刘季芝的当家子婶。他问刘艳霞炼不炼?我说,不知道。问叫什么名?我说,不知道(的确不知道)。他一下子就火了:“再胡说八道,再说不知道,送你到满城监狱劳教去!”柴玉桥赶紧把话接过来,“得了,得了,回去好好过日子,别练了,回去吧!”
我走出派出所,正好碰见一个熟人,骑摩托车把我送回家。我刚进家,又听说派出所追下来了,吓得赶紧躲了出去,晚上也没敢回家。派出所警察进家就翻,什么也没翻着,就走了。26日上午11点半,我才回家。
后来家里来了几拨人找我做笔录,一共四次。我都如实说了。
(1)11月27日晚9点,涿州市刑警三队的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中等个,其中一个胖子,四、五十岁,另一个三十多岁。时间半个小时。
(2)接了一天,即29日晚6、7点钟,涿州市来了两个人,一个人称马队长,大胖子;另一个人20多岁,瘦高个。时间半个小时。
(3)过了4、5天,上午9点,马队长开车来到我家,说情况不详细,重新做了笔录。
(4)又过了一个星期左右(10天之内),马队长带着保定市“专案组”的两个人到家里找我。两个人都中等偏下。其中一个人瓜子脸,挺瘦的,30多岁,带一黑色公文包;另一个人圆脸,体胖。他们问了事情经过,问的挺仔细,将近3个小时,中午12点多走的。10多分钟后他们又回来了,拿着录像机,跟我丈夫闫凤忠商量说:“把整个过程录下来,以后省得再麻烦你们了”。闫凤忠说:“录就录吧”。我不同意,说笔录都做了,没必要再录像了。他们做我的工作,我才同意。我对着录像机,又把整个过程说了一遍。半个多小时。是那个瘦个子录的。临走时,他们说以后就不再找我了,开庭时不用本人出庭作证,有录像就行了。以后果真再也没有谁来找过我。第一次开庭后,刘建增来我们家说:“你的证词(录像)在法庭上都上过了。”
我这个人本来就胆小,经过这场平空生出的祸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一见生人心里就发慌,一听见车响心里就呼啦一下子。特别讨厌电话、手机,一见就烦。头脑一阵子一阵子发愣,心里总也不踏实。这个阴影抹也抹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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