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法弟子曹东在2006年5月21日接受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采访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等迫害真相的调查后当天失踪。他的亲属至今得不到官方的任何通知,哪怕是口头的非正式通知。上了年岁的老人顶着酷暑烈日,费尽周折,四处奔波打听,地方派出所、街道610却推说是只听说他“犯事儿了”,可他们管不了。北京市安全局的特务在不告知亲属、不出示任何身份证明的情况下,私自用钥匙打开曹东的家门,非法抄走属于他的私人财产。自称市安全局信访办的人员在曹东亲属找上门上访的情况下,才来“调查情况”,看到事实已遮盖不住了,才不得不承认曹东是被中国安全机构秘密抓捕了。他们不但不对自己的执法犯法行径感到可耻,不向曹东亲属告之他被抓的原因、现关押在何处及其近况等等,反而用暗示或明目张胆的手段对老人进行威胁恐吓,不许亲属给曹东捎钱,甚至蛮横无理的不让亲属与曹东在外地的父母联系,不许跟别人说出他们来找过他亲属的事情!
天下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么?曹东的妻子也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现还在狱中,这样雪上加霜的灾难让家里的老人怎么承受得了?这样的事情,在当今的中国,在法轮功修炼者遭到各种非法迫害的七年期间,决不是个案!一方面,行恶者在全世界大法弟子和正义力量追查迫害面前感到越来越心虚害怕,所以他们的手法越来越阴毒,不敢见阳光;另一方面,这一切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流氓黑社会行径,在其背后恶党势力的撑腰下每天仍在有恃无恐的上演着。
类似的事情,同样也在自己身上发生过。2000年我被非法关押时,警察曾来抄家。父亲事后几乎暴怒的冲我大嚷着:“你知道么,几个警察冲进来,把你的屋子(约十平米)翻了个天,连卫生巾包装都打开来看!我们这样的知识份子家庭,怎么受的了这个?”
文革时因为临产的母亲无意中在报纸上写了“打倒”两个字,不料报纸背面正接在“毛泽东”三个字的前面而被打成反革命,连刚生的孩子都不让见面。现已年近七十的父亲,从此对共产党产生了恐惧。回想当时我的反应,面对他因恐惧而变形的愤怒的脸,只是为自己连累了家人感到内疚。一个“情”字,迷住了正义的本性,没有想到应该理直气壮的回应:警察依据什么法律抓捕我?来家里搜查又通过了什么合法程序?作为父母,你们怎么就可以放进一帮强盗般的人进你女儿的房间?
我悔恨于自己当时的不清醒,在恶人淫威下苟且求生的心理。这一点,不说是一个炼功人,就连一个有正义感的常人都不如。刚刚听到一位从魔窟中正念闯出的同修谈体会:在监狱里,每当恶警凶狠的对待她和其他同修的时候,她就指着恶警说“你们是有罪的。”“我要控告你!起诉你!”此时她想到的不是如果我抵制它可能会遭到更严厉的报复,而是想,我们是最正的,是它们在犯罪。后来,明白了真相后同情大法弟子的警察见到她就友善的微笑,想继续参与迫害她的坏人到了她面前,就低着头,不敢注视她的目光,显出心怀鬼胎的样子,反倒是她昂首挺胸、正视恶人。最后,指使杀人打人的凶手恶警在恶党“保先”中别人宣誓的时候,抱着头蹲在地下哭,哀叹“做人太难了”。是啊,我们正念强大的时候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应该是邪恶怕好人,怕在正义的光天化日之下曝光,应该是它们见大法弟子胆寒,抬不起头来,解体。
长期生活在中共恶党暴政下“乖”惯了的中国人,从前没有意识到要依靠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没有想到为自己应有的权利主动去依法追查、惩办恶人。自己的退缩,才使得恶党更加猖狂而恣意妄为。
常人尚且知道,对坏人的纵容,就是对好人的犯罪。作为一个修真、善、忍宇宙大法的修炼者,怎么能够允许邪恶的败类在人间破坏大法,肆虐的残害和毁灭众生呢?对正信和纯善的坚持、对邪恶的坚决抵制和主动清除,就是在证实大法,展示大法威严的一面,解救众生,我们责无旁贷。正念强,恶鬼亡。我们应该想一想,如何发挥自己的正念正行,解除针对曹东的恶势力因素,营救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