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这样站出来的
——采访99年10月25日天安门打横幅当事人
最近，明慧网记者采访了当年参加这次行动的荆天女士，了解到当时的一些情况。
记者：荆天女士，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到北京上访。开始他们主要是去位于府右街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反映情况。后来许多法轮功学员又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喊“法轮大法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作为当事人，能否谈谈当时的情况？
荆天：720以后，去北京上访的学员，很少人能进入信访办反映情况，中共邪党在信访办附近布置了大量警察和便衣，一旦确定是法轮功学员，立即带走。1999年10月18日我母亲陈军，妹妹荆采和一部份法轮功学员在信访办被抓。在这期间，由于上访人太多，信访办一度把牌子摘掉了。上访无门，全国各地的学员都在思考，怎样能更有效的表达我们的心愿。当时不少人在讨论是否可以到天安门请愿。我们一部份沈阳的学员，与北京大学张令翊博士交流后，决定一起去天安门广场打横幅。
记者：当时大家是怎么想的？主要考虑哪些因素？
我和张令翊在九月份曾经见过一面，交流后感觉想法比较接近。那时交流的主题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当时有几位清华大学的同修想到天安门打横幅请愿，但是又觉的不妥，因为师父讲过我们没有标语没有口号。
我们在北京郊区租的一个四合院，住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60多人。天天在这里集体炼功学法，据说北京周边住了不止成千上万各地大法弟子。面对中共的暴力截访，大家有些迷茫，好象在等待着什么。在一次讨论中，我说我们大法蒙难，同修被迫害，师父被非法通缉，我们不能再等待了，应该站出来证实法，去天安门说句公道话。有的学员说我们应该坚持实修不动，现在有人说你不好听的话，你可能还动心呢，你的心不纯净，能证实吗？正僵持不下时，张令翊来了，他用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来形容我们的辩论，他说，小鸡该出壳时不让它出来，它会憋死在里面；不成熟时让它出来它也会死，所以谁悟到了谁就做，不必争论。
听完他的话大家都不争论了。他接着说：“昨天荆天走后，我找了一个地方思考到下半夜一点多，我想明白了，我要走上天安门广场打横幅请愿，这是法律允许的权利，而且我听说信访办的牌子已被政府摘掉了，我们上访无门只好这样做，合情合理合法，而且我们这也不是标语也不是口号，这只是个标志，表明我们是什么人来干什么。”
我很高兴的马上接着说我来配合你做，他表示同意。沈阳的其他十几位同修也表示愿意配合。外地的其他同修没有表示。这时沈阳同修柳延涛打来电话，听说我们要上天安门打横幅，很高兴的说他也要把他带来的沈阳同修带上天安门配合我们一起做。可是不久他又打来电话说不去了，因为大连的同修说师父说过我们没有标语没有口号，说我的做法有可能是中共安排的，说也许我是中共的特务。
记者：看来当时是顶着压力的，不光是政府的压力，也有同修之间的误解。你们决定后，是怎样开始行动的？
荆天：我和张令翊上街准备东西，遇到沈阳和平区的同修苏丽（现被非法关押在大北监狱）和他的男朋友，他俩也要去。我们四个人走到市场在一个卖布料的地摊上停下来，我相中一块白布，大约五米多长。买完后，张令翊又找地方要买刷子和颜料要写字，我问他有信心写好吗？他说没写过，我说那就找打字社刻不干胶字吧。到了一个打字社门前，张令翊就掏出笔在手上写着什么。我过去一看是几个不成句的字：“法、大、弟、……”。我问他写的是什么？他说：“大法弟子和平请愿”。我说：“前面加上法轮两个字吧。”他同意了。打完“法轮大法弟子和平请愿”十个字后，我付了钱，我们四个人一起回到出租房。我和沈阳的大法弟子们很高兴的跪在地上，把红色的不干胶字整齐的粘在白布上。我们当时并不明确这就是我们史前的誓约，只是为了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做了而且选择了这条路而高兴，而幸福，这也许是从宇宙中产生我这个生命以来从始至终我所经历的最幸福的事吧。我不知道张令翊现在在哪里，非常希望和他一起回忆这段往事。
第二天1999年10月25日吃过早饭，我们准备出发，我和张令翊、沈阳的董廷元和其他两位同修最后走，我们默默的整理着行装。由于当时对法认识不高，我们做好了被抓的准备，我准备了两套换洗内衣，换上了一套运动服，我只拎着一个装着请愿横幅的纸袋，里面还装着一本《转法轮》。其余的东西都扔在出租房。董廷元烧了电话本。张令翊说北京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在等他，由他主讲，但他不能到场。
我们坐上了一辆公交车直达前门，下车后穿过地下通道时，我看到四、五名警察坐在一张桌前，我不知道由于我身边有一个叫吴名（化名）的特务，他们早已知道我们要打横幅（这个事情是在2002年3月我最后一次被非法抓捕时沈阳市公安局一处的孙森说的，而且他还说我们是全国第一个打横幅的），所以当时天安门处于暗中戒备状态，各主要路口都是警察。我当时还走到警察跟前向他们打听厕所在哪里，他们指点了方向，大马路中间是骑摩托车的警察在戒严阻止通车，我们从容的从他们身边走过，没人盘查过问。与此同时人民大会堂里人大常委会正在开会准备表决防范和严厉打击“X教”的所谓法律提案，研究着怎样把我们定为X教，被组织来的人们在排队参观毛的停尸馆。广场上零散的游客其实全是雇来的流氓打手装扮的。
几个农民模样的大法弟子正在遭到盘查抓捕。同修们问我在哪里打横幅好，我选择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旗杆之间，面向天安门城楼。我们抓住时机，在纪念碑前旗杆后，面向天安门迅速拉开了我们的约一米宽、五米多长的白底红字请愿横幅，“法轮大法弟子和平请愿”十个大字赫然展开。北京大法弟子张令翊和十四、五个沈阳大法弟子（铁西区的董廷元、沈阳雪花啤酒厂的崔健、和平区辅导员李政、和平区的苏丽和他的男朋友、小玉和她的母亲等）每个人都伸着一只手举着横幅，我站在中间举着横幅，仿佛一切都静止了，仿佛宇宙都静止了。
我们就这样静静的站了约十五秒后，旗杆下的武警一边叫唤一边向我们窜来，企图抢夺横幅。他们走到不远处突然停下，可能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有点不知所措，他们又向后退了几步。同时我们后面有二十多名流氓打手（警察雇佣的）向我们扑来，武警这才又向我们冲来。这些人一边抢夺横幅，一边拳打脚踢。我没有挨打，也没有人抓我，愣在那里，一时不知道该做什么。一团混乱之后，同修们被押上了警车，我一看只留下我一个人，我一想话还没说出来，还要继续向他们反映情况，竟然自己主动走上了警车。在车上没有看到董廷元，他已经走脱了，回去后把我们打横幅的事上了网。
记者：听说你受了不少罪。能说一些后来的情况吗？
荆天：我们先被送到天安门分局，后被押往东城看守所。在那里两个月后，1999年12月30日，我被送到了河北省第一劳教所（也叫唐山市开平区劳教所），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劳教。这之前沈阳市公安局曾来要接我回到沈阳，据说马三家已判了我三年劳教，但是北京方面没有将我给它们，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很多大法弟子都被送回了当地。
这其间，我经历了地狱般的折磨，亲眼看到几位同修被害死，关押一年多后，超过原判两个月后，在我绝食抗议的压力下，于2000年12月24日被释放。
记者：明慧网还报道过你们一家人被判重刑，能否介绍一下？
荆天：2001年5月14日，沈阳市于洪区甘官福利院办洗脑班，黄海派出所主抓迫害法轮功的副所长王兆和把我和妈妈连骗带威胁绑架到洗脑班，当天就开始洗脑不让睡觉。因为抄家搜出明慧网真相传单，第二天又拉回于洪区公安分局，问我传单是从哪来的，又说只要我肯转化说不炼了，马上就放我回家，不再问传单的事了。我没有配合他们，他们又把我转入方家栏五所拘留准备劳教。过了几天，他们又发现我参与了在沈阳各劳教所和各大公园挂从网上下载的真相喇叭，又把我转入沈阳市看守所准备判刑。拖到2001年11月16日我绝食抵制非法关押被保外放了出来，他们只是口头判决我十年刑期。
为防止再次被捕入狱，我开始流离失所的生活。和妹妹荆采，弟弟荆渔住在一起，做真相资料。也不敢去看望关在龙山劳教所的妈妈。直到2002年3月7日，我们再次被抓。
2002年10月25日我们被带上背铐押送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在法庭上他们并不让我为自己辩护，我妹妹指出他们的审判是非法的，向他们要相关的法律条文，他们只说有却拿不出来，最后他们强判我13年。他们也不通知我的亲友旁听，来的全是沈阳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的人及各监狱和劳教所的领导。我妹妹荆采也是被判13年。弟弟荆渔被判10年，现在还在辽宁铧子监狱里。
记者：只为做真相资料，就判了这么重的刑期！那你和妹妹是怎样出来的？
荆天：2003年10月22日我和妹妹悟到不能承认邪恶的安排，要尽快出去。我们俩开始绝食抗争，绝食50天后，妹妹生命出现危险，经过抢救暂时脱离危险，狱方不愿承担责任，才被迫放我们回家。我本人的症状是心脏早搏，肾衰竭。连医院都拒收，认为没法治疗。
记者：真不容易。你和妹妹同时出狱，而弟弟却还关在监狱。
荆天：回过头来看看走过的路，我们深深体会到师尊的慈悲和大法的威力，一切源于对师对法的坚信。希望弟弟和狱中所有还在承受巨难的同修们正念正行，坚信师尊和大法，邪恶不会长久了。
记者：你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荆天：我们出来只是想为尽早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邪恶迫害尽我们的一份力量，我们没有因为成功逃离中共魔掌而庆幸，因为在中国大陆，此时此刻还有成千上万的大法弟子在狱中受煎熬，每天都有大法弟子在失去生命，在国内邪恶不让我们发出声音，那我们就要到国际上去发出声音，让全世界的民众认清中共的邪恶，让全世界的善良人关注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被迫害，希望国际社会上正义的机构，正义的人士能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