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中共各级政府人员、警察迫害的遭遇
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上午十点，不知道为什么村会计领着乡政法书记王丹一行四人开两辆车到裕隆街我做生意的地方把我带到乡派出所（乡政府、派出所是一个院）。一进门，临时工黄涛说：你还炼！拿大法书打我的脸。周围的王丹及乡政府的十来个人把我打了一个脸黑，所长王克林也打了我几下。傍晚前又把我送看守所，行政拘留十五天。村书记还到我家要五百元钱，家里没给。
春节过后，我搬了家，它们通过我父亲又找到我，每天一次，必须看见我。它们说怕我上北京。当时我怕心很重。二零零一年春节，我与外地来的两个同修交流了三次，便决定进京上访。当时有几个同修说一起去。正月初六早八点我们进京上访，在金水桥上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警察把我们的脖子卡住，打了另一个同修，把我们带到前门派出所。不让大小便。当时被关的有几十个同修。警察问我们是哪里人，我们不说，傍晚就用警车把我们拉到郊外分到各派出所（每派出所二个）。我和另一同修分到北京顺义区南采派出所。还是问地址，我不说，两个警察、两个临时工把我扒光，光着脚推到外面，后又把我拉回，给我头上戴了个头盔，不让睡觉，拿小棍打脑袋，拿电棍电。第二天把我铐到外面铁柱子上 ，用脚蹬上去往下踩，一个临时工说给他身上放冰块，它们就给我腰上、脖子上各放一块，把我衣服拉锁拉开，用塑料桶给我脖子里灌了二桶冷水，上身、毛衣都冻冰了，我把嘴咬出血。过了一会儿，又把我带到屋里，用电棍电。第三天，又换了两个警察，给我一碗米饭，让我吃，我没吃，他们说：你不吃饭，也不放你。第三天下午，用吉普车把我拉到北京顺义区黑河宾馆，实质是新建的看守所。到了那里，强行给我们按手印，在那里过了两个晚上。第五天把我带到办公室给我杯子水放上奶粉让我吃，我没动，他们说不吃就灌。它们用中巴车把我拉到一个小医院，把我按住用管子往鼻子里插，我用牙咬住，护士让我松开，我不松开。后来它们说：不灌你了，知道你是辽宁的，你回家吧。另一个说放了他，他还去天安门，送他去天津吧。它们用中巴车把我送到了廊坊，我就回家了。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我们又去了北京打横幅。警察把我们带到天安门前门派出所，由保定驻京办事处两人把我们三个带到他们的办事处。我们不吃不喝。第二天把我们三个送到保定地区蠡县公安局。过了一会儿，蠡县城关派出所把我俩接走，打了几个耳光。傍晚有人说拿铁锹把他们埋了。他们用吉普车把我俩送到一个有很多平房的小院。那里已有五、六个同修。一个小伙子踹了我一脚，把我俩铐到床上呆了一宿。第二天，来了四、五个小伙子，把我俩打了一顿，我不听他们的，他们用皮棒用力打了我后背，然后说：打老的去。他们去了另一个屋。我一看门也没锁，心想走吧！
刚到家，家人说，这几天派出所和乡政府的人见不到你都疯了。我想怎么办？是走还是不走？我没走。给刘乡长打了一个电话。不料，新上任的政法书记张爱臣和派出所黄涛等三人开吉普车来到我家，黄涛说让我上派出所去一下。用吉普车拉我到乡政府，车还没到门口，几十人等着打我。黄涛说先别打，可是耳光子已经在我脑袋上开花了，紧接着上了老虎凳。黄涛说拿大棍子来。在我的左脚脖子左右开弓，打了十几下，脚脖子肿的象腿那么粗。把我放下后，又把我带到乡政府会议室。政法书记张爱臣说：你们打他吧。几十人把我围住，脑袋上拳头、耳光，一会儿把我打晕在水泥地上。我在水泥地上躺了一宿，外面下着雨。第二天上午派出所所长王克林过来又打了我几个耳光，下午把我送到看守所非法拘留十五天。
在拘留所期间，把我家里的电断了，又要拆房，见房子破没拆。我的一个亲戚托人把我送到大马坊乡尹庄一个新建洗脑班。那里已有十来个法轮功学员。主任刘建平说：每人每天一百元伙食费。那里没水，让村里一老头送，一桶三块钱。乡里几天换一个人看着我。有一天，区六一零刘增、高朋和乡政府的一个小痞子，用胶皮棒打我屁股，屁股被打成了黑紫。它们说：你以为让你享福来了。十天后乡政法书记张爱臣在村书记刘桂堂指使下，说看守所要三千元伙食费。我说看守所不要钱。张爱臣说不拿不行，刘桂堂说怎么着？我没吱声，他们就走了。
在这里有十几个部队转业在四八二的军人看着我们。有一个张营长找到我叫我拿钱回家。因为我回家心切，就拿了两千元，把我送回家。在这里我被非法关押了十四天。这次回家后，乡政府每天见我三次。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一年在一到敏感日或过节，他们一天到我家三到四次，晚上零点到一点还要去一次。我的母亲一听到汽车响就吓得站不住。
二零零一年七二零前，在村里广播叫我报到。我想离开家算了，刚出家门，就来了三个人强行把我带走，到村委会叫我签字。我不写，它们说还炼不炼？我说炼，它们说上北京不？我说我没上北京。他们说你发传单吗？我说我没发。它们说没发签字，我就签了。回家后，我离家出走。
在二零零二年十六大前一天晚上回村里，发现它们在村东、南、西、北每个路口都安排了五、六个人把守，东边能进村的路口都有汽车，在西环停了七辆车。那天晚上，我上外地回来悄悄进村，发现不对劲，就出来了，心想都十点多了，上哪去呢？回村呆一宿吧，刚过外环路口，七辆车拉着警报就跟过来了。我当时慌了：怎么办？前进不行，停下也不行，我被它们追到一个大沟前边，前边是人后边是车，我没办法，着急之中忽然想起师父，我立即合十求师父帮我，这样我脱险了。
二零零四年年底回家给家里送点年货，结果被恶人举报。十几分钟江城派出所、乡政府来了五、六个人把我抬走，两天后把我送到看守所。我一直绝食反迫害。到正月初八，晚九点多它们看我不行了才放我回家。腊月二十五日上午十点，他们到我家一看我身体恢复很快，下午四点多，以派出所黄涛为首带四个人到我家。黄涛说分局领导找我谈话，跟我们走一趟吧。我不去，他们抬起我把我拉到八里庄劳教所。我闭着眼睛坐在地上，劳教所的一个人说：叫两条狼狗来舔他的脸。他们把我抬到医务室，量心脏、血压都不合格，劳教所的人说哪来的送哪去。他们又把我抬出来，抬上车，拉回乡派出所。一会儿又把我拉回家。我想走吧。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又被迫离开了家。我刚离开家没两个小时，邪恶又去了我家找我。
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点，我在保定市棉纺厂宿舍被棉纺厂派出所非法绑架。他们从我的住处非法抄走了复印机一台，现金七百多元，自行车、炭粉、煤气、电饭锅、一箱复印纸、所有大法书、录音机、收音机、师父的讲法带、mp3，等等。在派出所，所长曹巨光叫两个人打了我一顿。上厕所还要有三个人跟着。五天后他们把我送到看守所。因为身体不合格，看守所不收，它们就到处找人开证明，送了四次看守所还是不收。最后曹巨光开车托同事拿着保定市第二医院的公章到看守所才把我放下。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安全局、新市区公安局去了好多人非法提审我。二十四日送我到劳教所，身体不合格，又到公安局，然后又送新市六一零，六一零主任刘建平领着又送洗脑班，它们说我不转化判我五年。十天后我才走脱。
二零零零年我的身份证就被他们非法扣押，至今没还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