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被抓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母亲被两个黑衣人灌醉了,不省人事。我背着妈妈就跑,跑了很久、很多地方,母亲还是不省人事。第二天得知妈妈被抓了,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以前做过营救小组的工作去营救别人,没想到这次竟轮到我了。
营救小组的成员从第一天开始就一直陪着我,他们中的不少人都亲身经历过至亲被抓的经历,所以一开始就对我帮助非常大,大家一起学法、发正念,讲给我他们自己的经验,让我很快从悲伤中走出来,更加抓紧做好三件事。香港的许多学员也非常心齐,一直帮我母亲发正念,散发传单、征签,呼吁营救母亲,打电话到北京的看守所去讲真相,还有同修在学法时意念当中叫母亲一起学法,正念支持着我们,让我感受到整体的强大的正念之场。
母亲在香港出生、长大、工作,在这里有她的同学,她的同事,她的学生,他们都非常关心母亲,外祖父的学生看到报纸上的报道,主动的打电话要联络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所有的同学为母亲写签名信。我的同事、老板、同学也都非常关心她,帮我签名营救母亲。我的老板还主动的让我用公司的电脑及传真机等等准备营救母亲的材料,并说如果我有需要随时离开都可以。我的同事还为我默默的承担了许多工作。我的旧同事还帮我在她的新同事中去征签。还有几位立法局议员呼吁当局释放我母亲,也有区议员主动打电话来表示愿意帮助我。我为身边的这些生命的选择而感到欣慰。同时也觉的平时在常人社会中做正,对周围的人讲真相,都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真正从难中走出来,谁人都代替不了。突如其来的打击起初让我几乎无法承受,平日学的法理此刻竟然都想不起来,北京家里亲人的电话,成了一种无形的巨大压力,好消息坏消息,都牵动着我的心。既担心母亲因坚持信仰被判刑,又担心她守不住心性写什么保证,更担心家里人对此不理解而从支持变成反对,精神压力大的自己完全没有食欲,学法也无法静下心来。当中还梦到母亲的眼睛瞎了,心疼的我不知如何是好。我意识到,自己陷在难中了,陷在了亲情中,旧势力会不断的利用这点来迫害我,甚至以此为借口,继续关押我母亲。
在我的心中一直都有一念,就是只有师父的法才能告诉我如何做,才能带我走出沼泽地,我必须否定所有旧势力的安排,摒弃一切不符合法的因素。每天的发正念再也不敢懈怠,每日早上必先挤出时间炼功学法,然后才去上班,每天上下班的路上也不停的学法、背法、发正念。下了班,同修和我一起学法、发正念、找议员、讲真相。我每天用法充实着自己,严肃的对待自己不正的念头。几天下来,心中干净了许多。有一天,自己望向窗外,夕阳下的维多利亚海湾宽阔而宁静,上面的船舶小小的,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小小的,路上的行人星星点点,小的象蚂蚁一样。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每个生命都是个体的独立的,都在走他们自己的路,我的焦虑也好,我的担心也好,都是操没用的心。母亲也是修炼人,她能不能走好,要看她自己;我的家里人我既然已经尽了力,选择什么那也是他们自己的路。师父说:“一些人对于反迫害的行为一不理解就说什么搞政治啦,我看对于大法弟子内部个别人来讲,都是怕心,根本就是怕在作怪,就是人的担心。至于说常人怎么认识,大法弟子不管他。大法弟子你只要自己做的正,你就会改变周围的环境,你就会改变人。你用不着去讲太多,我的大法是给今天大法弟子讲的,不是给常人讲的,不要注重太多人怎么想的。只要你们在人世间能够走正自己修炼的路,谁都会正视你。”(《2005年旧金山讲法》)
想到这里,我顿觉如释重负。我不再担心,只是做好自己该做的。师父说过:“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去掉最后的执著》)从那以后,环境越来越明朗,原本哥哥说要花几十万元也没有人肯帮忙把妈妈担保出来,最后没花钱,母亲也没有被逼写什么,就被送回了香港。我知道,是所有被考验的因素都不存在了,旧势力再也没有任何借口继续加以迫害。
谢谢师尊的带领,谢谢所有的帮我和母亲走过来的香港同修。
谢谢大家。
(二零零六年香港法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