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诉成都市恶党人员对我的迫害
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一天走在街上，听人说有一种什么功能祛病健身，我就想去看一看再说。去了之后才知道是“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从那以后我就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行列。在不断的学法修心的过程中，我的身体慢慢好起来，再也不用为无钱治病犯愁了。是李老师的法轮大法救了我和我们全家，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救度众生！
一九九九年四月，寿安派出所的警察到我们炼功点上，说要登记我们的名字，到七月份就不准我们炼功了。接着电视、报纸、电台等所有媒体铺天盖地的造谣攻击。原来是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不让人有好日子过。为了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可那里的警察十分邪恶，只要你说法轮大法好，他们就拳打脚踢、又打又骂。他们将一个名叫王如清的功友按在地上又打又踩的。我们高喊：“不准打人！”但这些恶人根本不听。
后来我们被抓到四川驻京办事处，那里的恶人更恶，象土匪一般。我们晚上没地方睡，就炼功，他们抓着就打，还把功友周才芬和铁二局的一个男功友抓出去一顿毒打。三天后又把我们送到成都戒毒所关押，让各乡政府来认领。寿安派出所干警张德顺和几个不知姓名的恶警把我叫上他们的车后，对我又打又骂，送到温江拘留所非法关押了十八天。回到乡政府，徐元洪、彭昌华、潘启明、李福云等人不停的骂我，并说要罚几千元钱，叫家里人拿钱换人。后来见我家实在没钱，他们才叫我女儿了打了一张欠条，放我回家。这时已是七月二十日。此后徐元洪等人对我时常骚扰不断。
二零零一年三月份，寿安派出所所长和两个干警到团结桥百货市场（我做小百货生意）找到我说：“你不要去北京了，你看电视里说炼法轮功的把人都烧死了。”我说那是骗人的，我去过北京，刚到广场就有便衣跟踪，问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只要回答“是”，马上就绑架上警车，哪有时间去打坐炼功呢？他们几人就没话说了，最后把他们的电话号码抄给了我，我也就正好把它发到了明慧网。
乡政府也派人经常监视我，丈夫在邪恶恐吓下也不让我继续炼功了。由于自己有怕心，炼功不能保证，时常受到干扰，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甲亢病又返出来了，人又黑又瘦，苍老了许多。原通平乡治安室人员经常骚扰我。有一天中午，一位罗姓功友在路上被绑架了，徐元洪、谭长春、潘启明三人马上就到我住处打我家的铁门，我开门见是他们，我说，你们不让我炼功，你看我现在身体象木头一样，啥也做不动了，你们简直不让人活了，我要炼功，你们把我弄死都算了！他们见我身体这样，就说：“你要炼就在家里炼，不要出去散资料了。”说完就匆匆走了。
二零零三年七月三日上午十点多，郫县公安有好几个干警来到寿安百货市场绑架了我，抢走了我近七百元现金，还有没送出去的几百份资料和几本书，又抄了我的家，拿走一本《转法轮》和其它大法书，还妄图搜我家里的钱，结果没找到。接连来好几次，有时家里没有人，恶人竟敢叫邻居开我家门，邻居不理睬，他们只好走了。我被关到友爱乡派出所。警察问我资料是从哪来的？我说是一个不认识的人给我的，恶警们就对我拳打脚踢，又打又骂，打得我嘴里鲜血直流，脑子里一片空白，昏过去了。醒来后，恶警又追问我资料来源，他们用黑布把我的眼睛蒙上，几辆小车把我载到不知什么地方去审问我，这样折磨我一晚上，脚肿得连上厕所都动不了，他们见我脚肿得发亮才停止。
第二天，我女儿女婿向他们要人说：你们二十四小时没有证据就应该放人。直到下午寿安派出所来人带我回去。到了寿安派出所，见我丈夫在那里，我就觉得不大对头。一个姓肖的科长对我说，送资料给你的人在哪里住，叫什么名字，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你丈夫全告诉我们了。原来同修送资料时被丈夫看见了。就这样寿安派出所去抓了这位同修李阳芳，我也被关进了拘留所。当天几个恶警提审我，要我说出我所知道的事，他们威迫恐吓我，叫我骂师父、骂大法，我说你们才是大坏蛋，他们一听便凶狠地打我、骂我，硬逼我骂大法、骂师父，由于怕心、求安逸之心我顺从了他们。当时外面有一个同修被残酷地将手铐绑在架子上灌食，我又害怕又伤心，感觉心都要跳出来了。
他们把我关进了监室，我看见同修李阳芳，我心里难过的连话也说不出来，不停地流泪，我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对不起同修，在我修炼的道路上留下了一大污点。随之身体上所有不好的病态都返出来了。邪恶见我病情严重，就派人值班看守我，一天摸我的心脏好象停止了跳动，就认为我快要死了，就这样一个星期后才叫家人把我接回家。邪恶肖科长还经常打电话骚扰我两年多，直到今年才停止。
修炼法轮功是我的权利，是我的信仰。“信仰自由”是由宪法保证的，我修“真、善、忍”做好人没有半点错，而江××邪恶集团和那些恶警利用职权侵犯人权，执法犯法。我以个人几年来遭受的迫害，向联合国及各位正义之士，控诉他们对我的迫害，我特请你们以国际法的正义法规，将邪恶中共、江泽民一伙政治流氓绳之以法，早日结束这场对人类道德良知的摧毁，对修炼人的野蛮迫害。
（注：严正声明已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