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体检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二十九日,我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拘留所,那里经常关押着大批法轮功学员。警察在牢号的筒道上专门摆了个给法轮功学员检查身体的小桌子,各牢号的学员轮流被狱警逼迫量血压,查心脏。而其他刑事犯要求检查身体都不给查。中共大量绑架、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却又特别“关心”法轮功学员的身体“健康”,大家都感到奇怪。
五名警察押送我去“体检”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八日一大早,我被戴上手脚连在一起的镣铐,推上警车,拉到北京市清河急救中心。竟去了五个警察押着我(四男、一女),其中有一个是拘留所的副所长。他进到一间诊室,出来时手里拿着五、六张化验单,要给我抽血化验。我健康无病,为什么要抽我的血化验?我坚决不从。
医院大厅里有许多人,我就向他们大声喊:“我是法轮功,根本没病,他们强行抽我的血,这是侵犯人权、是犯法!我要告他们!”一下子围过来许多人,一个男警察挥着电棍,驱赶人群,吼着:“走开!不许看!”两个警察抬我的腿、两个警察搬我的胳膊,硬将我抬上了医院的三层楼。经过两道上锁的铁栅门,抬到公安局在医院的一间密室,将我扔在了靠门左边的床上。立即有一个女护士推着小车进来,拿起针就要抽我的血。我不许她抽,拼命挣扎,并极力呼喊:“你们强行抽我的血,是犯法!我要告你们,无论到哪我都要告到底!”“我是法轮功,我没病!不许抽我的血!”我要让密室外的人都能听到,我当时不知哪儿来的力气,声音特别响亮,护士都愣住了,无法抽血,她只好走了。
边遭酷刑边被注射不明药物
警察十分生气,上来把我的胳膊扭到头的上方用手铐铐在床头的铁架上,双脚分别铐在床下面的铁架上,成大字形仰面抻开。我一动不能动,越动铐得越紧,直到铐子铐到肉里卡住骨头。警察强行给我打吊针,灌输不明药物。从早到晚约十个小时,我全身冰冷麻木,虽在盛夏却冷得发抖。这种强行灌输不明药物的违法犯罪行径是中共邪灵虐杀和残害法轮功学员的重要手段之一。
我的质疑
一个年轻的男警察对我说:“这些化验单都交过钱了,很贵的!我都没查过。你不化验,我去化验,要不挺可惜的!”我当时觉得挺可笑,不可思议,警察不是定期由国家提供免费体检吗?怎么还稀罕给我开的这些化验单呢?现在我才觉得这件事十分值得质疑:
1)他们给我化验的目的绝不是关心我的健康。在非法关押期间,连最基本生活条件都给剥夺了,残酷的折磨我,怎么可能在我很健康的情况下,花大钱给我体检化验呢?
2)给我开的化验单里有警察都没化验过的项目,说明给我化验的不是常规体检项目,他们化验非常规项目的目的是干什么?现在才明白这是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而行的,而且罪恶的指令来自高层,这个最基层的小警察未必知情。
3)公安分局一级的拘留所经费都很有限,不可能由拘留所出“很贵”的钱、给我化验,说明这是有上级的专项拨款,用于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而干的罪恶勾当。
4)公安局拘留所在急救中心(医院)设有专门密室,他们联系密切,共同犯罪。这是配套的系统,使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成为可能。
大批外地上京学员下落不明
我在北京市西城区拘留所被非法关押期间,不断有来京上访或去天安门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来,他们大都是京外学员,大都不报姓名住址。因中共大搞“株连”,一人炼法轮功,全家、亲友、单位均受株连,遭下岗、失学等迫害。学员为他人着想,才不说真实姓名和住址,这完全是中共逼出来的。它们把法轮功学员编成“法轮×××号”,我所在监号的学员都是二百多号,一、二个星期就被转走了,新来一批又被重新编号。
而这些只有编号、无姓名和住址的学员,就更失去了家庭和社会的保护,中共也就更加肆无忌惮的進行犯罪活动。
如与我同监号的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学员,脸很白净、梳着长辫子,是画画的,她父母都是画家。为不牵连家人,她始终没说姓名住址,被警察又踢又打。
一天,她被叫出监号,再没回来。我希望她是被放回家了,但同号的“劳动号”(可以在监号外干杂务的被拘留者)说:“不可能!都不知她的姓名住址,怎么送回家?!我看见警察把她与另一个法轮功学员用手铐铐在一起带走了。”
被编号的法轮功学员一批批的被转移,无人能知道他们的下落和死活,更无法查找,极大的可能是,都被运到了死亡集中营,成为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受害者。
现在我才意识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抽血化验和详细体检都是为实施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目的而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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