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轮功学员刘祥芬被非法关押迫害的经历

一．99年迫害之初的遭遇

4.25后，中共一方面在报纸上发布公告，不会镇压法轮功，背地里却对我们这些上访的大法弟子进行迫害。4月27日开始，派出所的警察每天到我家驻两小时，以查户口、想学功等借口进行骚扰。尽管他明白我们是最好的人，但是出于“上面”的压力和被党文化毒害了的思维方式，还是麻木的执行他的任务。每天炼功，便衣躲在车篷等隐蔽处，对我们进行监视。炼完功后，对那些他们还没掌握的人进行跟踪，白天也跟踪辅导员。

7月20日早晨，炼完功后，派出所所长要求我们到一个学员家里，用代表政府的身份向我们宣布政府要迫害法轮功了，不准我们再炼法轮功。当时我们根本没想到政府会出尔反尔。

7月21日，我和几位功友得知各地站长在7月20日凌晨被秘密逮捕后，为了避免抓捕，凌晨3点钟来到中南海附近，等待上班后上访。此时整个街上已经戒备森严，警察三步一岗，对我们进行盘查，其中有一位警察不慎泄露了机密：他们和衣未睡，等了我们五天。原来抓站长只是诱饵。在其他几位同来的大法弟子被抓走后，我经过道道关卡，逃过围剿，将近10点才来到信访办前。当天来到北京的大法弟子有几百万，因为关卡太多，能来到信访办的大约只有一千多人，都整齐、祥和地站在人行道上，公安和武警站在我们前面。

12点来了大量的士兵抓我们上车，拒绝上车的被揪着头发，掐着脖子拖上车。把我们拉到丰台体育馆。警察为了削弱我们的力量，把我们按区分开，警察和士兵站在每个区的周围，然后抓年轻的大法弟子。下午六点左右开始大批抓人，有的妇女衣服被撕破了，被强行抬上车时，私处都露了出来，有的鞋被拖掉，有的被打得鼻青脸肿。

7月22日早晨5点，我和另外几位学员准备继续上访，来到西单已没法继续前行，所有路口都有双节的公共汽车和便衣随时抓人，大家只好在人行道上整齐的站着。11点左右又开始大批抓人。把我们运到一所学校，在太阳下暴晒。后来由海淀公安分局带到一个地方，放诬蔑法轮大法和我们师父的录像。逼迫观看中共民政部和公安部颁布的“镇压”法轮功的伪公告。然后由派出所领回。

警察把我非法审到夜里3点，并且必须写“保证”不反对政府才让回家。第二天早晨，我在小区空地炼功，海淀区育新派出所所长带一帮警察把录音机提走，把我和另外一个大法弟子，强行带到派出所。

7月28日派出所以我家是学法点为由，以没收房子、开除公职、停薪降级进行威胁，强迫房东逼我离开。房东知道我们是好人，把我转移到他的另一住处。没想到刚一转移，公安部就来抓我，派出所正四处寻找我。我在不知情时，给派出所所长打过劝善电话，这样他们很快查到了我的住处。当天傍晚发现楼下有人盯梢，同时房东也告诉了我们内情。第二天一早又赶快搬家，逃过追踪，辗转到朝阳区。

二．被劫持到海南遭迫害

9月21日上午9点，我手拿钱包和保姆一路上又说又笑去交电话费，正走在大街上，突然一群彪形大汉急速向我冲来，三辆没有牌照的车急驶过来，把我架住，往车里一塞。我被用棉袄蒙住，他们用手把我按在车底。我以为是抢钱的，原来是便衣，他们已经跟踪了我很长时间。

因为所有的看守所都关满了大法弟子，直到下午5点，他们好不容易才找到北京安全局看守所给我录像，并把我监禁在那里。那是专门用来监禁特务等高级政治犯的地方。

非法关了三天，把我送到海南进行迫害。没有提审也没有任何法律手续，非法关押了100天后，我给公安局长去信表明一个人连做好人、做健康人的权利都被剥夺，活着没有任何意义，准备绝食解脱自己。公安局长才告诉我他们把我抓来，给忘了。这样看来我如果不去这封信，还要等到牢房倒塌才能出去了。可是后来把我放出来时，还强迫我写不上访等违反宪法的“保证”。

出来了，也不准我回北京，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给他们写信严肃地提醒他们：希望他们不要把我们的宽容当作怕，从而变本加厉地为所欲为，公安的职责是维护法律的尊严，而不是执法犯法。在这段时间里，我丈夫因为我失踪四处寻找，可是哪个看守所也不承认抓了炼法轮功的。公婆和老父亲因为我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而病倒，女儿在幼儿园无人接送，儿子无人照管，起居不安，学习无序，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

三．遭海淀区东北旺派出所非法关押

2000年6月11日，我和几个学员在公园聊天。海淀区东北旺派出所的几个警察来了，把我们押到了东北旺派出所。因为我们坚持信仰，长时间把我反扣在烈日下的大树上。另一个学员张阿姨，因为抗议他们对我的迫害，被悬空吊扣在门框上，只有一个脚尖偶尔能挨地。并且不准我们上厕所，当时我正来例假，白色的运动裤上流满血和小便。

后来把我关到海淀看守所进行迫害，十五天后把我送到海南省第二看守所进行迫害，在那里非法关押了110天。在这期间我和看守所的负责人交涉，为什么不放我出去，他说，因为查不到我是哪里送来的。

2001年1月初，那时我刚从看守所回来2个月，正在想办法平复因我被迫害而受到伤害的亲人的心，因为我想政府不顾百姓的安危，我们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感受，我儿子马上要过生日了，我拒绝去洗脑班，又被东北旺派出所从家中用铁链锁上，几个警察穿着便衣，把我从六层楼的家中抬下来，非法关到海淀看守所。

因为我不愿妥协，关在那里的一帮犯人在警察的指使下，把我推到风圈，当时正值北京最寒冷的时候，她们要扒光我的衣服，端来冷水往我身上泼，并拿来警察放在监室专门用来打大法弟子的胶皮管和头盔，对我进行迫害。在我高声呼喊把警察叫来后，她们不但没有惩罚打人的凶手，还用铁链把我的手和脚绑在一起，头上戴上钢盔，让我坐在冰冷的地上，还准备用肮脏不堪的擦地布堵我的嘴，并且还写出一个我要自杀的伪报告，蒙骗看守所的负责人。

后来负责这个监室的王青从劳教所学习了怎样用伪善的办法对付大法弟子的经验回来了，用解除铁链和我放弃绝食进行交换，我严词拒绝。她就把我带到监室，因为当时我的手和脚用铁链捆在一块，头只能朝下，她就用手扳起我的下巴，面对全监室20多人，对我进行侮辱。当时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真希望自己的承受能唤起她们心中的善念。有几个人看到我的情形，悄悄的流下了眼泪。后来有的犯人私下里告诉了我：前两天有一个大法弟子被打折了腰，刚送去了劳教所。以后的几天里，因我拒绝脱光衣服搜身和要求出去，警察王青又对我拳打脚踢，这个又胖又矮深受中共毒害的年轻女孩，因迫害多名法轮功学员致伤、致残致死而被中共连升三级。

四．被非法关押在劳教人员调遣处

一个月后，我被押到劳教人员调遣处，这是2000年8月建造，专门用来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暴力迫害的地方，人们把这里叫做屠宰场，阴森恐怖。

我们全体法轮功学员刚从囚车下来，一个又粗又壮的黑脸大汉，手里挥动着警棍，对我们进行歇斯底里的辱骂。他的两旁站满了手持警棍和电棍的警察，随时跑过来揍不服从他们那些侮辱人格指令的学员。

我记得有一个男学员薛红军是一个进出口公司的经理，被一群恶狼似的警察打倒在地，用警棍和电棍把他打得蜷缩在地上不能动弹，然后被拖了进去，其他的几个学员也是这样。女警察揪着我们的头发，使劲往胸前拽，使我们的头低得只能看到脚尖（这是那里最起码的规矩）。然后每两个警察押着一个大法学员进屋子，逼迫我们照着他们写好的带有侮辱人格的“保证书”，如动作慢一点或拒绝写“保证”就遭到毒打。

我想和她们讲道理，嘴还没有完全张开，就被一个姓付的大队长揪着长发往地上一掼，把我摔倒在地，然后她手拿两根警棍闭着眼睛拼命的打。打一阵后又用电棍电，直到她想再打我的手下不来时。我的头被打破了，人也晕了过去，迷迷糊糊中，仿佛她从外面拿来很多雪放在我头上。等我醒来从地上爬起来时，发现我周围是黑乎乎的水，衣服也是湿的，黑乎乎的，地上飘落着我的长发，我的头发已所剩无几（这个姓付的警察因打大法弟子，得到嘉奖，后来迁升为科长）。

和我一起从海淀看守所送来的学员刘秀平因拒绝写“保证”，被扒光衣服，晚上强迫她站在冰天雪地里冻了一整夜（后来她在劳教所被迫害得精神失常），这是我能看到的。

因为迫害大法弟子都是单个的秘密进行，还有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是鲜为人知的。在精神和肉体折磨得同时，还强迫我们义务干活，市面上很多廉价产品都是那儿生产出来的。

当时我在的时候是包一次性筷子，把筷子倒在肮脏的地上，甚至马桶边，因为一天只让我们上一次厕所，十几个人，六个茅坑，一共只给两分钟，同时还要刷牙、洗脸，所以很多人没来得及大便。有的老太太，因为精神高度紧张，大便只拉了一半，逼迫用手折断，赶快起来。稍微慢一点，大棍子便打上来了。

在这种情况，大家只能在监室的超大马桶里大小便。这是一个能移动的木桶，每天早晨由一个学员弯着腰脸冲着马桶，端着去厕所。因为积攒了一天，已经是满的，马桶又大，稍微不小心，大小便就会洒身上。并且也无处洗手洗脸，炎热的夏天也不让人洗澡洗衣，身上又脏又臭。所谓的卫生筷就是在这样肮脏的环境下，用一张写有已消毒的纸或塑料袋包装出来的。警察还经常用电棍电那些她们用来监督我们的犯人，逼迫她们欺负我们。

五．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女子劳教所

2001年3月21日，把我非法关入北京新安劳教所，后改名北京女子劳教所，那里是一个充满了谎言、暴恶及伪善的邪恶黑窝。刚一进出，那里的警察脸上露出阴森的奸笑，说什么一个个都这么脏，这里就是到了家了，赶快洗澡。

在一大堆他们认为信得过的犯人监视下洗了澡后，便被带进一间屋子，要求写“不再炼功的保证书”，“认罪认错书”，及谩骂大法和师父的决裂书，不写的话，就四个人围着进行洗脑，不按照她们的做就拳打脚踢，罚蹲军姿，报头蹲，罚站，坐飞机，揪着头发撞墙，用针扎私处等恶党一贯整人的手段。

不按照它们的要求写出以上“三书”是绝对不让睡觉的。有的学员半年不让睡觉，超过半年也只能一天睡两小时。以上提到的刘秀平就是在这种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折磨下精神失常的。最关键的是，在那种邪恶的环境下，象刘秀平这种“不转化”或“转化”不成功遭警察和犯人虐待的人，也没有人同情。人的善心和良知在高度的恐惧和压力下丧失殆尽，不敢同情弱者，也不敢伸张正义，因为那样要付出代价。

我因为怎么也没法泯灭自己的良知和正义，无数次遭到训斥和威胁，围攻和洗脑，被强迫不断的写那些似是而非的思想汇报，直到变成奸猾、掩盖或缄口。那种生不如死的痛苦，完全可以摧毁一个人的意志，或许完全放弃自己，变成一个指鹿为马的人。与此同时，还派他们信的过的人对我暗中监视，不断挑衅，妄图把我的平静祥和破坏殆尽。同时也一直在不断的找差，妄想把我关入集训队（那是一个用尽酷刑，更加隐秘的迫害大法弟子的地方）甚至妄图延长劳教期。

我亲眼目睹杜蓉芬在升旗仪式上喊出自己的心声“法轮大法好”而遭到一帮警察毒打，当场晕了过去，被拖到集训队继续迫害，几天以后还不认识人。赵小华被恶人反扣，按在地上跪着，用毛巾勒着嘴，以至于实在忍受不住时惊叫，好几个老太太被吓得心脏病突发。刘桂芳的阴部和腋下被针扎而不敢说出实情，在我有机会与她单独相处时，才敢惊慌失措的向我透露一点。刘桂芙罚站18天，邪恶的人要求她目不转睛的盯着一个地方，稍一转眼或眨眼就遭到谩骂，同时用苍蝇拍打头，打手们拳打脚踢，后来腰也被打折了。

听他们的话“转化”了的也没有好日子过，首先白天干活十八小时左右，只让睡两个小时，叫做“歇人不歇针”。后来经过出去了的学员向上级告发和里面有正义感的学员的付出，减至十二小时。主要产品都是出口的手工制品，象很精致的茶杯垫，手工毛衫，羊绒衫等。还要经常写那些违心的东西，直到自己心中把假的认成真的，完全放弃自己的良知才能从说谎和作恶的羞愧中解脱出来，加上所作所为顺应了那个邪恶的环境而带来的安逸甚至表扬与喝彩。那种是非颠倒，善恶混淆的衡量标准，很多人真的认为那些实实在在的谎言就是真理。

那是一个充满了谎言和欺骗的地方，美国某电视台到那里进行采访，采访的前几天，就开始要我们搞大扫除，把劳教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并且投资，买了一个超大消毒碗柜放在食堂。采访的前一天下午，要我们把平时干活的产品，原材料和工具全部运走，锁在一个很远的地方。采访的那一天，带着我们唱歌、跳舞、打球、下棋、拔河、舞狮子、看书、看电视。平时不“转化”受体罚的学员也进屋，免遭体罚。中午给我们改善生活吃两菜一汤和米饭。在记者来之前，叮咛在外面进行文娱体育活动的学员不要接受记者采访，当记者架起摄像机准备采访时，一声“向后转，齐步跑”，匆忙逃跑着把我们带进监室。所以给记者留下的印象绝对不是迫害，而是中国政府在义务的养一帮年龄不等的听话“学生”。

2002年十月我从劳教所出来后，派出所和居委会也还是不断的上门骚扰。我和孩子的户口也都被注销掉，这样如果我在劳教所被打死的话，就死无对证了，即使国际社会去调查，也会说是法轮功“造谣”，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六．被绑架进海淀看守所

05年2月28日，因中共要开两会，又开始抓人，为了完成抓人指标又把我绑架进了海淀看守所。正值我儿子快考高中，小女儿才一岁半，我心急如焚，因为这几年我遭受迫害，给小孩带来的伤害太大了。儿子小学升初中时，我在劳教所，学习成绩和个人成长都受到很大的打击。从劳教回来后，一心扑在小孩身上，想归正他们，好不容易走上了正轨。眼看2个多月就要考高中，又把我绑架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绝食抗议。

他们把我送到北京公安医院，那里邪恶至极，公安医院在地下室又潮又暗，所有的病人24小时用铁链锁在床上，只有洗漱时才打开一会。平时大小便就在床边，真是没病都会住出病来。

七．非法关押到河北唐山劳教所

到那里以后，他们强迫给我注射一种药，一打上就昏睡过去。后来偶然的机会有人暗示我，这就是在肉体上消灭我们，那里面有破坏中枢神经的药。无奈中，我只好放弃绝食。6月17日，把我非法关押到河北唐山劳教所，又重复上一次劳教所洗脑过程。

这次经过深思熟虑后，我想再放纵他们迫害下去的话，不管是对自己和孩子及人类的良知都是不负责任的。在那种邪恶至极的黑窝里，任何反抗都只能成为他们加重迫害的借口，我还是选择了绝食、绝水抗议。经过两个半月的诱惑与威胁的煎熬，生与死的考验，我回到了家，重新见到了我的亲人。

这时我的小女儿已经两岁半，都不认识我了，她把带她的阿姨叫成了妈妈，把我叫成了阿姨，并且拒绝我抱她。大女儿（十岁）因为承受不了我再次被迫害的打击，用吃东西的方法缓解精神压力，而变成了“发面面包”。丈夫因为我上次劳教而有了外遇，并生下私生子，现在和我提出离婚。一个原本美满和谐的家庭变得妻离子散。

当然相对绝大多数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来说，我算是很幸运的了，虽然精神上、肉体上、经济上的损失都很惨重，三台电脑和打印机至今还没有要回来，但是我毕竟活着从死人堆里出来了。

尽管这几年来迫害带来的恐惧，有时还一阵阵向我袭来，但是我毕竟现在站在一片自由的国度里，一个和平的环境中。然而我的很多同伴还在共产党的魔掌下惨遭迫害，真希望天下所有的人能伸出正义之手，救救他们，匡扶世间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