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坚定的走出了王村劳教所
一进劳教所，他们首先进行严格的搜身。二十个人组成一个班，被集体严禁。管教让一个非法轮功劳教人员任班长。在这之前，劳教所往这些“班长”头脑里都先灌输了法轮大法不好的邪恶思想，他们都很仇视我们。我所在的这个队由管教郑万新负责，当时是九大队。
劳教所打着“教育、挽救、感化”的幌子，干的完全是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是个正邪颠倒、黑白不分的地方。“夜以继日的促膝谈心”，其实是“日以继夜的不让学员睡觉”；“感化”就是当恐怖压力超过人的承受能力时向邪恶妥协；“挽救”就是要你放弃“真善忍”，走向“假恶斗”。
早上五点起床后大家首先打扫卫生，然后就开始坐小凳子。所有的人都经受了这种酷刑。这种小凳子是用硬木头制作的，大约有七、八公分宽，十几公分长，二十公分高。要求笔直的坐着，两腿并拢、大腿与小腿成90度夹角，两手十指并拢平放在膝盖上。除了十几分钟的吃饭时间，从早上一直坐到夜间十一点钟，坐骨与小凳子硬顶着，疼痛难忍，有的学员臀部底下流出了血。天天这样坐着听管教训话，再就是听小喇叭广播揭批法轮功的文章。
管教、干警要我们服从他们的管理，“认罪认错，写悔过书”。开始我们都不写。不认罪认错这在管教眼里是决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多年来管理非法轮功劳教人员，他们一进劳教所没有不认罪认错的。所以他们非常迷信自己的手段。有一个姓孟的管教说，“我从事劳教工作几十年了，一天学一个坏心眼，你说有多少坏点子，对付你们我有的是办法”。他们要个个击破，以单独隔离、电警棍相威胁，说什么在劳教所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让人感到非常恐怖。大法弟子邹松涛就是在这里的九大队被逼死的。
后来有少部份学员妥协了。管教把他们组织在一起成立了宽管班，要他们去“转化”别人。他们在这过程中越来越背离法，总是断章取义法来为他们的转化开脱。这样他们在罪恶中越陷越深，后来疯疯癫癫完全没有了自己。这就是犹大的由来。他们在以前的修炼过程中，根本没有同化法，是在法的约束下强为，这时，他们一下子没有了法的约束，马上感到特别轻松，都说自己是大自在。它们是真正破坏法的人，比干警坏得多。犹大们除了让学员放弃修炼外，什么也没有。它们为管教出谋划策，有一段时间成了劳教所的主导，怎样转化学员管教要听它们的安排。有人说他们这样表现是想多减期尽早走出劳教所，其实不全是，有时只要你转化，给他加期他也干。那就是被邪恶控制走上邪路了。
犹大们总是一帮人对付一个大法弟子。他们围住你，讲他们邪悟的东西，滔滔不绝讲得满嘴吐白沫，拿着不是当理说，却认为自己修炼达到了高境界。他们讲出的话虽然是错的，可这种恶性的语言中夹杂的黑的东西对学法不深的学员能起到很大的干扰作用。如果学员自己主意识不强，就会不自觉的顺着她邪悟，很多学员就是这样被洗脑的。劳教所主要用这个办法洗脑，昼夜不停的往你耳朵里灌，使人心烦。意志不坚很难过得此关。劳教所管教与犹大们始终抓着这个办法。
一旦这种语言的欺骗应用到极限而无效时，犹大们便撕下了伪善的面纱。他们就对学员拳打脚踢、罚站面壁、挨饿受冻、不让上厕所等等，等等，都是常用的手段。
在这样的环境下，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当时确实有很多人主动转化、向邪恶妥协。
一个原本看上去不错的学员怎么被关进劳教所几天就转化了？这是不了解劳教所的人疑惑的地方。这正是劳教所邪恶的真实体现。人一旦真正转化，就马上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思想一会儿一变，也不知被谁主宰。他们还往家里写信转化其他学员，甚至有的人检举自己的亲人，想方设法把自己的亲人拉入劳教所来洗脑。他们真的认为转化后就可升入天堂，不转化只能下地狱。
假转化的人心里是明白的，因承受不住劳教所巨大的压力违心的揭批大法。可劳教所动不动就要你写认识，日有日评，周有周检，月有小结，全年总结，这都要写上对法轮功持什么态度。假转化的人是最怕表态的，然而谁要是表态表得不好，则马上被视为不转化，最起码要取消当晚睡觉的资格。所以，他们总是提心吊胆、忧心忡忡，魔鬼就在身边，恐怖随时就可降临。
坚定不屈的大法弟子分分秒秒都处在魔难中，总是挣脱了镣铐又迎来了枷锁。管教干警总是鼓励大伙仇视不转化的人，开减期大会后，管教说，“我们队减期少，是因为我们队有不转化的学员”。这样，我们这几个不转化的人一出来，真的是被人人喊打。
到12月25日，九大队一百五、六十号人，只剩下四、五个人不妥协。管教要我们抄学员的揭批书，我不愿意抄这些垃圾，就针对揭批书上的错误写了一点我的认识交了上去。这可气坏了恶警郑万新。它对我大发雷霆，然后送到六大队严管。外面下着雪，天很冷，它不让我穿棉衣，用手铐把我挂在铁门上。到夜间三点，腰部以下冻得象冰块一样没有知觉，感到胳膊长了一节。郑万新扬言，“不写揭批，休想下得此门。”当时我一秒一秒的坚持。到元月六日，郑终于妥协，以让我参加队里的一个会为由把我接回九大队。
回去才知道，全队就我一个人坚持不转化。它们就集中全队的力量来迫害我。估计当时有一半人打过我。犹大们除了没权使用警戒具外，其它手段比干警残忍得多。要我严管姿式端坐，两腿间夹一张纸条，如果纸条落地马上就打。它们在我肚子上暖手；到外面攥雪球放在我的肚子上；喝了水就把茶杯放在我的头上，拿我的头当茶几。
潍坊犹大李培红画了一张侮辱我的漫画粘在墙上。莱钢犹大王勇、烟台犹大赵微拿着木棍子，说一句话往我腿上敲一下，一会儿我的腿就不能走路。济南犹大张书忠在恶警李勤富支持下发明了什么“以功破功”。它们要我打坐，不许把腿搬下来。后来，姜德友、宋占君、孙宝江等犹大们干脆把我的腿、手都捆上，它们知道双盘打坐很疼，怕我叫喊就把袜子扒下来塞进我的嘴里。那时每天一捆就是四、五个小时。恶警李勤富说，“你们师父不是说我们是流氓集团嘛，那就得用流氓的手段对待你，我把你折磨死后扔到山上喂狼”。
它们期盼着我的承受力达到极限时，思想会发生变化，这样日日夜夜的折磨。夜间困了犹大们就往头上倒凉水、往眼里抹风油精、用笤帚苗儿捅鼻孔。后来，我居然奇迹般的不困了，好象不需要睡觉似的，这使管教和犹大们都很纳闷。我的身体确实很累，看着那些妥协了的学员个个轻松自在，也很想同他们一样，可我心里很明白，什么才是对的，怎能转化呢？
2002年大年初三，在严管室，恶警郑万新威胁我说，“不转化，你前面的路只有两条，一个是死亡，一个是精神失常。”他伙同恶警岳震宇对我大打出手，用两只手铐把我两只胳膊拉开挂在两张双人床上，象两马分尸一样，一挂就是七天七夜。这期间，宋占君扒在我胳膊上打秋千；岳震宇用小棍抽打我，用香烟熏我，那个痛苦无法形容。这七天没有大便，小便由犹大来提桶，吃饭由犹大一口一口的喂。当放下来时，两手早不会拿东西，两胳膊明明放下来了，可感觉还在床上挂着，两腿和脚都水肿得很厉害。
当时劳教所共有三个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队。为了达到转化目地。管教科把我调到别的队去。那两个队的管教和犹大们当然是卖足了力气，想借我来立功。使我最不能容忍的是它们把师父照片粘在严管凳上让坚定的学员坐。在那两个队呆了一共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依然坚定，故被加期三个月顺延一个半月。
回到郑万新管理的这个队，让我参加劳动，进行新的迫害。不转化一人要干两个人的活，除了吃饭的时间每时每刻都在劳动中，晚上别人睡觉了，我则在走廊里加班。为了表现他们是转化彻底的人，所以他们都拼命的干活，而且干起活来飞快，有的还主动加班干通宵，把劳动当成了“无私奉献”、当成了“修炼长功”。这样，把劳动量抬高上去，形成了对整体的严重迫害。犹大们管得很严，谁要是出了次品、完不成任务，是决不轻饶的。
随着时间的过去，一切都会发生变化。师父每发表一篇经文，劳教所的环境就宽松许多。在《北美巡回讲法》发表后，很多学员清醒了，但这时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减期，都想尽早离开那个人间地狱，敢写声明从新走入修炼的没有几个人。
三年多来，管教总是挑选那些转化彻底的人监视我。他们白天在我的两边，称为“包夹”；晚上等我睡着了，他们还得轮流蹲在我的床头。后来，第一批犹大陆续到期回家了，包夹我的人再也没有过去那么邪恶，我就开始做反转化工作——教他们背法。他们思想中装进了法，慢慢就会清醒，从新走入修炼中来。那时背法很困难，一句法有时要教上百遍才能记牢。一位张姓学员，清醒后写了声明要坚定大法，被送严管室受了多种酷刑走了过来。后来，管教就不让我说话，罚我到走廊里面壁，我就教值班的学员背法。很多事情值班学员都能按照我的意思去办，队里的环境越来越宽松。
解除劳动教养前要填解教表，写个人鉴定，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命名为《回龙表》。郑万新骗我说这样写一定不会解教，让我重新写。这怎么可能呢？他们就又造假材料企图再给我加期。恶警李公明攥着我的手按的手印。加期迫害没能成功，我于2004年2月19日走出了劳教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