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岁小弟子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叫琪琪（化名），来自中国大陆，今年14岁，是法轮大法（法轮功）修炼者。

1996年底我5岁时，喜得法轮大法。从那以后，开始和爸爸、妈妈一起修炼，身心受益。我是个早产儿，在得法之前抵抗力很差，几次因患肺炎、气管炎住院，打针、输液的次数更是数不清。因做皮试次数太多，至今在右手手腕处还留下一处被针头插进的印记。我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后，连普通的感冒都很少得过，身体状况好了许多，再也没有进过医院、没吃过药。我的妈妈曾因身患严重类风湿而一度卧床不起，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也在短短的一个月内恢复了健康，再也不用吃药、求医，每天都可以下地和我一起玩。

法轮大法要求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来做一个好人。我们一家人在修炼过程中都改掉了自己的许多毛病，一家人生活得其乐融融。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祥和的家庭环境和一个快乐的童年。那时，在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像我们一样的家庭因修炼法轮大法而受益非浅。

这一切都在1999年7月20日改变了。那时中国共产党政府突然下达指令，禁止修炼法轮功，所有的报纸、新闻媒体都不顾大法给无数的中国人带来的美好，而都攻击大法和我敬爱的师父。不久后，当地两个警察来到我家里，进来后二话不说就抄家，拿走了所有大法的书籍、挂在墙上的师父像，并强行带走了我的妈妈。我当时8岁，看到这样的情景吓得要命。我的父母都是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的守法公民，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呢？后来在学校时，我原来的班主任（因我妈妈曾给她介绍过法轮大法书籍，但她拒绝了）还总来问我：“你爸爸妈妈还练（指法轮大法）吗？”

2000年以后，当地警察局不断派警察到家里骚扰，谈“法轮功问题”，每逢节假日还要打电话来说：“不许去北京。”（因99年7月20日后每天有上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去北京、或当地政府上访）。年幼的我看到这一切非常害怕，总是怕他们再带走妈妈，警察们每次来都给我带来很大精神压力，我也总是搞不清到底为什么他们总要来家里。

2001年1月23日，发生了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当时所有的电视台、媒体都报导了这一假案。中国共产党就是想制造这样一个事件，让人们害怕，让人们真正认为法轮大法不好，会让人自残。而在这个假自焚事件中，有男的、女的、小孩、女大学生，每一个镜头都会刺痛人的心灵。我当时年龄太小、缺乏判断力，目睹了电视上烧得黑乎乎的人、还有他们神志不清的叙述，很长一段时间晚上睡不着觉，觉得非常恐惧，晚上脑子里也不时地显现出那些自焚的人的影子，怎么也不敢关灯。后来我实在害怕就叫醒了妈妈，妈妈就给我念大法书，我才渐渐睡着。

那年寒假过后，我回到学校，班主任老师在全班面前说这个事情，说大法不好，说学大法的都是神经病，还问：“咱班家长有练的吗？”班里几个知道我父母修炼大法的同学，回过头来扫了我一眼，当时我的心像是针扎了似的疼。此后，同学们在背后也经常议论我说：“她家长练法轮功的，是神经病吧？会不会自杀？”学校还发了诬蔑大法的小册子，课本里也添加了许多诬蔑大法的文章。而共产党不顾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还把自焚的照片放在教科书里，目的就是为了让所有孩子都害怕而反对法轮功，老师还要求大家都发言。由于长期的压力，和受了邪恶的共产党的严重蒙骗，以后对于大法的事情，我更是不敢触及、不敢谈论，因而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当时我才10岁。

我不修炼的这段时间里，没能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经常为了当班长、得奖争斗。2003年以后，身体也不好了，经常得胃痉挛，有一次还胃疼得死去活来。我身体各方面体能素质也开始下降，每到春季、冬季都要得感冒。

后来，妈妈为了让我了解真象，带我来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旅游度假。其间我惊奇地发现，原来大法这几年在世界各地、各个大洲洪传，海内外的大法弟子都在向世人讲清中国共产党政府对大陆法轮功学员迫害的事实。我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海峡都遇到了大法弟子，他们向我传递了自焚真象资料《伪火》，和大法在全世界洪传的图片。看了资料我又回想了国内的录象，发现是有很多疑点的：那个主要的自焚者前面放着的塑料瓶却没有烧坏；有个女人还说自己当时喝了半瓶汽油。按照医学上来说一个人喝了那么多汽油应该早就死了，而她还能好好地说话来诬蔑大法；所有自焚的人送到医院后身体都是用纱布包着的，而烧伤病人是应该晾着伤口才能使伤口痊愈；慢镜头显示，刘春玲是被人当场打死的；12岁的小女孩刘思影气管切开却能够清晰地说话，还能喊“妈妈、妈妈”，声音清脆……

回到国内，我和爸爸、妈妈共同修炼，又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我还把真象告诉我的全班同学和老师：共产党在惨无人道地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六四学生运动时就杀了不少人，现在还要用假新闻蒙骗我们，法轮大法是好的。同学们纷纷表示同意，一些从香港旅游回来的同学还说也看到了大法学员在那里讲真象、做展览。

在中国学生们都必须要学一门叫做“政治”的课程，教的全都是所谓的共产主义思想。我的政治老师在课上讲到中国人有群体游行、示威、上访的权利时，却说：“但是法轮功不行，那是反党反政府的。”她还在课上肆意对同学们攻击法轮大法，对政府迫害法轮大法学员的事实却只字不提。当天的练习册上还有专门针对法轮功的题目，可是老师却不知道，她认为的那个正确的答案却是错误的。我那天心里非常难受，我把那道题撕了下来。之后我向另一位老师讲我不愿意写诋毁法轮功的作业，她说：“我能理解，我都知道，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在中国，有无数个不知道真象的人不尊重我的信仰，在共产党政府的欺骗下，他们无辜的做着错误的事情。就连我自己的亲戚也因为我们是法轮功学员而伤害我们。所以我在坐出租车时、跟老师讲话时、碰到陌生人时都会利用每一次机会向人们讲清大法真象。

2005年5月，我震惊地获悉“610”办公室（在中国专门负责调查、抓捕大法弟子的部门）正在通过线人调查我爸爸妈妈，想找到“证据”后抓捕他们，并扬言：“我们注意他们好长时间了，他们既炼又传播，还和海外（大法弟子）有联系，是最严重的。”我的精神几近崩溃，每天都担心爸爸、妈妈是否安全，想给他们打电话，可是我自己的手机又被监听了（因我的手机是用妈妈的身份证登记的）。下学时我也不知道爸爸妈妈会不会来接我，周末我会住到哪，是旅馆吗？是亲戚家吗？是农村吗？

我感到非常的孤独、无助和畏惧，我害怕爸爸妈妈会被抓去坐牢、怕他们被人殴打、被人电击、被人灌食、被人强迫放弃信仰，怕没人给他们吃的穿的、怕他们和吸毒犯、卖淫犯关在一起，怕妈妈被投入男牢房，怕自己会被人强行送进孤儿院……怕我们全家只是因信仰“真、善、忍”要做好人而被坏人迫害！

我在学校上课时哭了，老师同学们非常关心我，问我怎么了，可是我也不能告诉他们真正的原因，我只能说：“我真的不能告诉你们……”。后来同学们带我看医生，医生和我谈过后说我“心理压力过大”，问我怎么了，我也只是含含糊糊地说是家里的事情。即使在学校里我也非常害怕，但也不想让爸爸、妈妈在这么艰难的处境中再为我担心，所以我都没告诉他们，只是在日记里写了一次。我当时真的想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只是打个电话而已！而我却不能做。

之后我与爸爸、妈妈一起流离失所，每一天都不知道明天会在哪。我住过亲戚家、旅馆、同修家，甚至有一次和爸爸妈妈住在了汽车里，期间一直在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后来我辗转来到了国外。

那天是一个下午，好不容易到了这里的机场，到了这样一个自由的地方，我以为我从此会安全，爸爸妈妈不会被抓。但是不幸再次降临，我妈妈因为“法轮功”问题被限制入境，她的护照也被移民局的工作人员带走。当时像是晴天霹雳，我觉得全身颤抖。妈妈让我和爸爸赶快离开这里，不要管她，不要一家人都被遣返回去，之后我机械似的跑下楼，然后开始撕心裂肺的哭起来，断断续续地告诉爸爸：“妈妈……因为法轮功……不能来……来这里……”

当时我绝望了，我甚至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容得下我的地方了。当地“610”正在抓她，如果妈妈被送回中国一定会马上进劳教所而没了自由，到时我们天各一方，再也见不了面了。难道这一切就是因为我们信仰“真、善、忍”吗？我痛苦的失声痛哭了一个多小时，后来爸爸打公共电话到世界各地请求营救。

到了当地时间9点多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再等了，一定要回去要人。因我爸爸不会讲英文，我就一个人在机场穿梭，我去了机场警察局，工作人员尽力打电话给各个部门，可是都找不到妈妈。后来一个善良的女警察又带我到了移民局，我一个人与工作人员交涉了许久、并出示了妈妈的机票和护照号码，才被告知妈妈已经离开了机场，进了这个国家境内。可我还是不能确认妈妈是否真的已经离开了。因为我在中国生活很长时间，在中国警察撒谎的比小偷还多，对大法弟子更是这样，想方设法把他们骗进去判刑、劳教。因为我们没有当地的手机卡，在这里根本无法联系。我又去找到另一位官员，她派一个人进去找，后来那个人打电话给官员说证实我妈妈确实已经离开。到了夜里三点多，我和爸爸才在机场的休息室蜷缩着睡着。第二天早晨七点，我们得知妈妈已经安全，但直到八点见到妈妈后，我才松了一口气。

在我写这份申请时，仍不知道我的签证过期了我该去哪。在我们到达这里不久的几天后，当地的610不罢休，又把和我们联系密切的几个大法弟子抓去了，我是在明慧网上看到的，这些大法弟子里有几个的阿姨是在我很小时就认识、一起在公园里炼功的，有时我父母不方便照看我时，她们给我买好吃的，把我带到家里一起学法。她们也因为信仰法轮功而在一个邪恶的劳教所被残酷迫害过。

这个劳教所以前只是一个少年管教所，99年中国政府开始镇压“法轮功”以后被改为劳教所，关押的所谓的“犯人”里大部份都是大法弟子，有几个大法弟子就是在这里迫害致死的，还有许多大法弟子从那里出来之后精神不正常、残疾、或双目失明。

这个劳教所里的警察所用的酷刑及其残忍，比如在冬天零下十几摄氏度的时候让大法弟子穿单衣服在雪地里站着、让保持一个姿势站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无故加刑、对大法弟子打骂、羞辱、把大法弟子放到猪圈里、强迫女大法弟子每天十几个小时干很重的活……

现在的中国，很多劳教所在99年以前都是少年管教所或者戒毒所，还有的根本就是为了关押大法弟子新建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关押的好人要比坏人多很多啊！这些劳教所、监狱就像希特勒把犹太人关进的劳改营一样充满着暴力、恐怖，没有人权。自99年以来，有几十万个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有记录已有2800多个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实际数字还要多得多。

在劳教所里，所谓“没转化（指不放弃信仰）”的要戴黄色的牌子，被强迫转化的戴红牌，就像希特勒让犹太人戴黄星星一样。食物也分等级，“没转化”的大法弟子吃最差最少的饭食，比如西瓜皮，有时一天才给一顿吃，可他们干活却要干最多最重、时间最长的。劳教所里的警察公然授权于其它犯人，让他们夹控大法弟子，并告诉他们可以打、可以骂，甚至用酷刑。有的大法弟子绝食抗议，他们就强迫给灌时，灌的根本不是饭，都是一大杯子的盐、玉米面只放一点点水，在中国这样被灌死的大法弟子不计其数。

对于这些迫害大法弟子的真象，包括1989年中共对学生的屠杀，中共政府对网络和电视都进行了强制的封锁，在国内我们只能看到不实的报导，我曾经因为以“六四学生运动”为关键字搜索GOOGLE，而使电脑变得不能显示好几天。（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迫害真象，请登陆网址追查国际迫害法轮功组织的官方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或明慧网www.minghui.org， www.clearwisdom.net）。

我因长时间流离失所而失学至今。我想到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没有人因为我信仰“真、善、忍”而歧视我、不尊敬我的国家，一个我的家人的安全不会受到威胁的国家，一个我可以说：“法轮大法好”的国家去。我想等到了那里，我还可以为大法做更多的事情。

当我在中国时，特别是那颠沛流离的三个月，我遇到很多法轮功修炼者，那些善良的、信仰“真、善、忍”的好人，他们中有被迫害得一只眼睛受伤而失明导致毁容的，有两只眼睛全失明的，有因和平上访还没说话就被人殴打的、有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被人电击、被人吊起来几天几夜的，有被恶警灌食灌盐水的，有受劳教所恶警指令的犯人长期殴打的，有的被骗至警察局就强行被送进劳教所的、有在劳教所里每天要被迫干十几个小时甚至将近20个小时苦工而不给一分钱的，有因炼法轮功被迫和自己在公、检、法工作的丈夫离婚的，有因修炼法轮功而孩子在学校受欺负或者被强行送进孤儿院的、有因修炼法轮功而被亲人要求与其断绝关系的，有因修炼法轮功被断绝一切经济来源的、有因信仰“真、善、忍”而被迫失去自由关如劳教所几年都不能见家人、只能见自己年仅2岁多的孩子的，有逃离至海外而无法再见到自己家人的……这些人的惨状都为我亲眼所见！

其中有一个阿姨这样跟我讲她在劳教所亲眼目睹的惨状：“劳教所里的警察指示几个吸毒犯把一个女大法弟子强行按在一个长条的木凳子上，还有一个吸毒犯在一个缸子里放了两袋盐（每袋净含量500克），只加了一点水，所以是很稠的盐水，然后这个吸毒犯用一个脏牙刷扒开女大法弟子的嘴，就这样把一大缸子盐水灌下去，女大法弟子被他们按着无法挣扎，在场的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和犯人都哭了。”

即使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所有的大法弟子还是表现出平和、理性和善良，当问到他们是否恨迫害他们的人时，他们都说从不憎恨那些人，如果有机会还想和那些人讲真象。恶人无情、残酷的迫害也摧毁不了他们对大法的坚定。

我自己选择要走这条坚持自己信仰的路，尽管我知道，这条路会很艰辛，会让我离开亲人、离开家，离开我深爱国家，但是我知道我和所有的大法弟子，都是理性的走过了一个别人没有走过的历程，我自己也亲历了大法的无比神奇，和按照“真、善、忍”做事而带来的生活上的顺利、幸福，而且我坚信这是生命的真理，对我自己、对中国来说都是深深受益的。我想告诉联合国，告诉全世界：法轮大法好！信仰“真、善、忍”没有错！世界需要真、善、忍！停止迫害法轮大法！

2005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