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从佳木斯劳教所活着出来　真是九死一生

2002年5月17日，我正在租的房子里看书，就听到有几个人敲门，并用螺丝刀撬门，我忙收拾书和资料。这时门被撬开了，永红分局恶警郭维山拿着手枪破门而入，用手枪对准我说：“不许动，法轮功份子。”又有几个人冲进来，抢走了很多大法书和资料，郭维山抢走了我的手机、传呼机、100元钱和其他物品（这些东西至今没要回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绑架到永红分局。

恶警要给我做笔录，我开始头晕，手和胳膊抽的梆硬，躺在地上。恶警根本不管我的死活，半夜硬拖着把我送进看守所。6月4日我被劫持到佳木斯劳教所。

我因坚持修炼大法被分到集训队，每天早晨6点就要走操。集训队年龄大的人比较多，有时走不齐，恶警林伟、陈晶、李永波经常骂我们，还骂大法。为了制止恶警的恶行，7月8日，全队50多名大法学员集体拒绝走操。无论林伟和程真慧怎么喊口令，我们都在原地不动。林伟把队长张小丹叫来，将大法学员张立娥叫出去打了她。

恶警上班后，何强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9点多，他领着一群男恶警气势汹汹的朝我们奔过来，对大法学员大打出手。把年龄大的人拽到二楼，有的被毒打后回了寝室；把身体好的拽到会议室。恶警穆振娟破口大骂大法学员。

最后剩下我们四个坚决不走操的，被铐在二楼西侧最里边的空屋子。恶警怕迫害恶行曝光，将门的玻璃用纸糊上。白天坐在地上，他们把我们背铐在床架上，晚上换个姿势正铐在床架上，还是坐在地上。

7月份天气闷热，恶警不让开门，憋得我们喘不上气来。晚上不关灯，蚊子叮在脸上又动不了，十分难受。到了第六天，我和一同修犯了心脏病，生命垂危，医生来了之后，才给我们开了铐子。

10月的一天晚上，我要上厕所，恶警陈晶让我们一屋四人同去，这叫“联网”，并喊着说就我事多。那天她和丈夫吵架，把气都撒到我身上，在走廊里踹了我两脚，还追到寝室里打了我两巴掌。

10月23日，劳教所对坚定的大法学员高压迫害，强制洗脑。我们被强迫坐小凳（就是漆包线轱辘，面上有棱，还有螺丝帽）。从早晨6点到晚上11、12点，除吃饭外，必须把双手放在腿上，双腿分开，上身垂直不准动，有的同修臀部都溃烂了。在不足60平米的房间里坐7、80人，每天强迫我们看诬蔑大法的光碟。恶警每天叫出去几人用酷刑强制转化。

11月1日，恶警高杰和林伟给我上大背铐，铐了我两个小时，那真是撕心裂肺的痛，我无法承受，违心的转化了。

11月8日，我写了严正声明，声明在酷刑逼迫下写的决裂书作废，交给了恶警洪伟，他再一次给我上大背铐，酷刑折磨我一个多小时，打我嘴巴，把声明撕了后问我还写不写了。

2003年2月，劳教所强迫我们写“五书”，我不写。洪伟和犯人王杰又给我上大背铐，折磨我达七个半小时，洪伟还用脚踢我铐着的手，疼得我死去活来，痛苦难以言表。

3月7日，恶警蒋佳男让我们写思想汇报，我不写。恶警张艳打我嘴巴，又和犯人王杰给我上大背铐，洪伟还打我嘴巴子。我的旧伤未好又添新伤，疼得我几乎昏了过去。

劳教所恶警经常不让我们上厕所，有时仅给几分钟的时间，还没等上完就集合了。恶警张艳经常说：“急眼了就让你们倒流。”多邪恶啊！

劳教所给我们吃的是黑麦皮玉米面发糕，喝的是盐水萝卜汤。大法学员大多营养不良，全身无力，还被强迫从事超体力劳动，完不成定额就要加班加点，动辄还会遭到恶警打骂。经常骂人的恶警有蒋佳男、张艳、殷红、洪伟等。这就是中共恶党对外宣传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教育转化，春风化雨”。

恶警们迫害大法学员的罪恶行径历历在目，罪证如山。乌云遮不住太阳，纸里也包不住火。对好人行恶从来都没有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