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祁东县大法弟子李占鲜的申诉
1994年修炼法轮功后我的身体迅速康复，人也变年轻。现在我50多岁，别人说我只有40多岁。单位破产后，我家三口无任何经济来源，小孩还在上大学，为了生活我50多岁了，干起年轻人才干的累活，每天用自行车给别人送煤气，四、五层楼背上背下也不累，用这微薄的收入支撑着这个家。这些都得益于我多年修炼法轮功的结果。
法轮功不但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法轮功所倡导的“真、善、忍”法理使我的思想道德境界也得到了升华。说一件小事，去年我和我妻先后拾到六佰元、六万八千元现金交还给失主，这对于我们大法学员来说是一件平常的事，修善就得处处为别人着想。可是我如果不修炼，在当今向钱看及生活困难的处境下是绝对做不到的。
然而这么深受群众喜爱、教人向善的好功法，一夜之间却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残酷打压。我也因为不愿放弃修炼，几年来遭到来自610、国安、公安等部门的迫害几乎没有间断过，被关、被罚、被打、被劳教都经历过。去年8月19日又被桂阳县公安局无端关押至今。为此根据《宪法》赋予我的权益，先依事实陈述几年来我所遭受的迫害，目地是希望你们能从新客观全面的审视法轮功的问题，维护法律的尊严，结束这场浩劫。
迫害事实依据：
99年7月，刚开始对法轮功进行迫害时，我当时下岗开书店，郴州市公安局的陈兵志带着一帮人冲进我的书店，抄走“法轮功”书籍数千册，现金存折共计二万三千元，其中只有部份书籍开了清单，其它书籍、现金连白条子都没开一张。
为了剥夺我的信仰，阻止我修炼，610、国安、公安等部门指使单位等有关部门20余家常到我家进行干扰，单位还成立所谓帮教小组，指使专人监控、跟踪，如发现他们所谓的异常情况不经讯问就是抓捕关押。如99年的一天我妻妹到我家来了一下，次日北湖区公安局吴子强就将我抓去审了一上午，还对我的妻子、小孩审问了一番；又如99年12月本单位的小伙子李辉到我家来玩，进门刚坐下，郴州市公安局的汽车就守住门口，北湖区公安局的人冲入家中把我2人抓走关进拘留所，罪名是“企图炼法轮功，破坏澳门回归”，这个罪名定得也太离谱了，让人啼笑皆非；更离谱的是郴州日报居然以此为题大加报导，这次一进拘留所，公安就唆使犯人说：“好好照顾照顾他们”（暗示牢头打人）。当时寒冬腊月，晚上1时更是寒气逼人，犯人将我二人衣裤剥光，塞到自来水龙头下面的一个水池里，用冰冷刺骨的水浸泡我俩，随后连续三天对我二人拳打脚踢，施以各种酷刑，还抢走现金、存折、扩机，后来施刑的犯人向我们解释说：“对不起，公安打了招呼，不打你们，他们就打我们。”
2000年2月陈志兵又把我从家中抓走，送到郴州罗丝岭看守所，一进门犯人就给我洗冷水澡。犯人用冰冷的水朝头上身上慢慢淋下，时间长达40分钟，名曰：“将军澡”；把我的衣服脱掉，三个人朝我胸部打了150拳，名曰“开心拳”；手放在床边的钢板上、水泥板上，用木板或塑料鞋底打手指，名曰“剁凤爪”；用新毛巾打湿后卷成麻花状用力抽打肚皮，抽打在胃部名曰：“炒肚片”，抽打在肝部，名曰“炒肝花”；人离墙三步远站直用头撞向墙面，名曰“三步倒”，如果手动了或动作不标准则不算，还要从来，这种酷刑我一天撞了三次，撞了28天，这次关了我67天才放出来。
更甚的是2000年10月9日早晨我刚起床，北湖区公安政保股长吴子强等人就将我从家中抓走，直接就送进了长沙新开铺劳教所，所谓罪名是卖了法轮大法的书籍。这是莫须有的罪名。
我下岗开书店，书是99年7月之前通过正规渠道进的货，他们抓我时连我张口为自己申辩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也不知他们依照的是谁家的法律，抢了我的钱、书，不开任何收据，反过来说我犯了法。大家都知道99年7月之前国家是允许炼法轮功的，法轮功书籍在新华书店都有卖，而且郴州市的法轮功辅导站是经过当时体委注册批准的。且不说后来对法轮功的镇压合法性如何，他们这种追究我1999年7月之前的行为也是违背国家施法原则的，为此我当时多次上诉都未得到答复。2002年坐满一年半牢才把我放出来。原以为从此以后我可以在家安心过日子了。没想到2004年8月19日上午9时我在郴州华宁花园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绑架上车送到桂阳党校，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桂阳公安局国保分队的。在党校他们将我手铐脚镣的锁住，到8月20日下午4时才开了张拘留证，被抓后他们连续5天5晚不准我睡觉，对我刑讯逼供，在我处于一种极度疲惫和意识不清的状态下，按照办案人员的诱导，说了他们想要的所谓“口供”。他们拿到我所谓的“口供”，洋洋得意的说：“陈兵志拿了你二万多元你就搞的他下不了台，我们这次起码判你10年刑。”从他们的话里我才警醒，他们对我这样明显是替同行打击报复，出气。
2004年11月15日，桂阳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在从看守所带我出来时，法警就对我破口大骂说我“中毒太深”“不清白”。在长达5个小时的开庭审理过程中，我的律师对所谓的“证据”进行了有力驳斥，公诉人语无伦次，理屈词穷，最后在被告人的陈述中，法官居然违法压制被告人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只许我们说了一句话，便宣布结束庭审。庭审一结束其中一个法警恼羞成怒在众目睽睽之下大骂我的律师“大放厥词”“杂种”“杂交品种太聪明了”，哪有一点执法人员应有的职业道德。这就是中共一向自诩的“以法治国”？！
在这种证据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法院仍判我3年零6个月。我不服于2004年12月中旬上诉至郴州市中级法院，时隔半年至今年6月初我才接到市中院的终审裁定书（已远远超出法定的二审审结期限）。中院认为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明公安机关实施了刑讯逼供的证据，原审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故维持原判。果真如此吗？既然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为何拖了半年之久我才接到二审裁定书。
裁定书认定的依据有二：（1）被告人的所谓“口供”；（2）在我家中搜出的法轮功资料。中院裁定书中第八页（12）条称“我和严勇供述我与严相识后，约定每月在郴州见面一次，见面时严勇将下载的‘法轮功’资料给我，我则将《正义的审判》等资料给严勇”。此“口供”既然是事实，为何两人见面的确切地址，电话联系的号码等这些最基本的证据都没在“口供”中呢？说我将《正义的审判》给严勇，要求上明慧网，可是严勇是2004年7月27日就被抓了，而《正义的审判》是2004年8月份才在明慧网上出现的。如果不是刑讯逼供取得的这些“口供”，怎么能经不起推敲呢？这是图谋陷害。说我指控公安人员对我刑讯逼供无证据，他们将我封闭起来用刑，只有我和公安人员，没有第三者，且我又是被囚看守所，是“专政”对象，向施刑人员取证，无异于与虎谋皮。至于第二条提到的从家中搜出的“法轮功”资料，是别人将真象资料放在我家门口的，与我无任何关系，他们也认了。
综上所述，610、公安、国安为剥夺我的信仰，对我任意罗织罪名，拘捕、关押、劳教、刑讯逼供，暗唆犯人对我酷刑折磨；对我的人身和人格肆意侮辱、诽谤，明抄、骗取财物不给收据、字据；封闭关押洗脑、电话监控等。这些行为与“依法治国，依宪行政”是相悖的，严重的践踏了法律和人权。从我这一案，可知全中国大陆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弟子的处境和命运，这不是冤、假、错的个案了，也不是对“一小撮的专政”了，是什么？！看过此文的还有一点善心和正义感的人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答案——群体灭绝！法律，在我们法轮功弟子面前哪还有公正、公平、透明？显得极苍白，无异于一块遮羞布。
法轮功现有洪传70多个国家和地区，翻译成30多种语言而成书，在国外深受欢迎，获各种褒奖1300余项，很多国家和地区还建立教书育人的明慧学校，以法轮功的至高法理培养学生的高尚道德。如果法轮功真是某些人说的那样坏的话，难道国外人民和政府都是愚昧不成？对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这6年的残酷打压，不但没有达到某些人的私愿，反而学炼的人每日益增，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上网声明自己的过错，重返修炼。难道这是一般气功能达到如此感召力的吗？我和千千万万大法弟子一样，按照我们师父的教导去做，不参与政治，不恋常人中的政治权利，修炼人淡泊名利，我们却被诬陷为参与政治。法轮功弟子向世人讲真象，揭露谎言、骗局，让人明辨是非，揭露某些人践踏法律、灭绝人性的行为，这也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唤回天理人道，何罪之有？一个人生下来信仰什么，这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生命的基本权利，为什么就有人逆天理人道而为之？我相信正本清源，终归正道来日还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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