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记得,那是1999年7月19日晚,在山雨欲来风满楼,警车飞驰、警笛狂鸣的恐怖气氛中,我们十来个大法弟子在一个小木楼上,聚精会神的观看了师父在加拿大多伦多的讲法录像。当时外面的气氛是那样恐怖,我们目不转睛的注视着师尊亲切的身影,聆听着师尊语重心长的教诲,全然忘却了室外的一切。
“一个不动能制万动”,师父讲出的法,真有雷霆万钧的力量,震撼着全身的每一个细胞,让我充满了力量,充满了信心,充满了胆量。从那至今,六年的风风雨雨,我在师父的呵护下走了过来。
1999年7.20以后,全国都在抓人、搜书、逼供、抄家。记得7月22日这天上午,一个新学员的家属双手抱着《转法轮》等一大摞经书来到我家,说:“买这些书共花了几十块钱,请您帮忙退掉。”
退掉?退给谁?能退吗?这些念头,我当时一点也没有,只是庆幸:天啦,幸而你送到我这来了,要是落到邪恶之人手中,这些宝贵的经书不就危险了吗?
我立即双手接过经书,连声说:“谢谢!谢谢!”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把书款如数退给了他。我知道法的珍贵,在镇压中,这些书以后就更是宝贵了。我当时是真心谢谢他,他没把书交出去,让我有机会保存了这些书,并且在后面的几年中,陆续送给了新入门的学员。这些新得法的人都知道这些书是用多少金钱都买不到的呀!
那退书的一家人,在这些年中,一有机会就真心真意的说“法轮大法好”。可能与退书时那么顺利也有关系。对这件事,我当时唯一的一个念头就是:大法的书比我的命重要。
2000年10月下旬,突破重重关口,我再次到北京证实大法。到北京的第二天,我正走在天安门附近时,随身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一接听,家里头老的小的在那边哀叫,他们告诉我大儿子已坐飞机到了北京,并且已赶到了天安门,哀求着一定要见一面……那两天我在天安门的所见所闻:“兵”,比肩接踵而在;“血”,我的一个同修被恶人用粗棒打开了头;“進”,那无异于上刀山,闯大海;“退”,家中已是全部都出来了,并且大儿子也已赶到天安门,想拖我回去。在这万箭穿心的时刻,我唯一的一个清醒而又坚定的念头是:我的生命是完全为着用来捍卫法轮大法的!我毫不犹豫的关掉了手机。
我又在北京住了一晚,而后上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大横幅,高呼“还我师父清白!”接下来的两天,在北京经历了四个拘留所,都闯了过来,第三天就回到了家乡。这次整个在北京证实法的过程中,我一直想:我有真理,我走到哪也不怕,我必须尽快回到家乡去,那儿还有好多事要做。心态平静,“一个不动能制万动”,虽多“险”而无“危”。
这些年的亲身经历,让我切身体会到,如果真能做到不同层次中所要求的“一个不动能制万动”,任何干扰对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都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