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铸就金刚体 师尊救度归途行（一）
讲着自己故事的她伴随笑声，而听故事的我却常常泪流满面。她是大法徒在反迫害中坚不可摧、金刚不破的一位。她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个恒久辉煌的称号写下了自己辉煌的一笔。生逢在这伟大的时代，幸运地成为大法弟子，何其幸也！只有真修弟子在实践真善忍的过程中才能证实大法的超常，感受到佛法庄严，感悟到无边法理的层层内涵。
我把她讲述的经历整理成文，为未来、为历史留下这段真实的记录。
一、红尘中大法破迷 修炼路勇猛精进
有人得法是由于身体的原因，而我得法的机缘听起来就是一段有趣的故事。单位里有练这个功，有练那个功的，其中有两位练X功的还给别人看病，对此我无动于衷。师父讲缘份，那真是缘份哪！一天（注：笔者没有问是哪一年）我回娘家，姐姐对我说：“我现在开始炼法轮功了。”我就追问她：“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到底怎么回事？”她告诉我法轮功讲守德，不讲积德，又给我讲六道轮回等等。自从听到“师父”和“法轮功”后，这几个字就象在我心里生了根一样，再也不出去了。我忙问姐姐：“你咋学呀？”姐姐讲：“有《转法轮》。”我急不可待地说：“那你让我看看呗？”姐姐让我等她看完。从此我整天寻思的就是这本书这件事。在单位上班就向前来办理业务的顾客询问：“谁有《转法轮》？”恰好有一位女士知道，她说：“我听说这个功了，我家小姑就炼这个功，我给你问问吧！” 我就问：“多少钱？我给钱，多少钱都行，只要把书拿来就行。”那时书是一批一批地出，那段时间就没有。我着急呀，回家就给姐姐挂电话，叫她快点把书送来。姐姐原先看书很快，一部长篇小说一宿就能看完。我问她：“这些天你咋还没看完呢？”姐姐见我急不可待的情形，就把书给我送来了。从此我就走入了修炼之门。
自从我见到《转法轮》之后，以前的坏毛病：打麻将，和爱人吵架等都改掉了。师父说：“做为一个炼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从那天开始，再没从我嘴里说出一个脏字，再没骂过人。因为啥呢？我怕如果我做不到，师父不要我。
我虽然不是因为想祛病健身走入修炼的，但是没修炼前我患有严重的风湿病、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风湿病使我一到冬天就很难过，上班得穿着羊羔皮的皮夹克，否则就不行，什么“双氯灭痛”、“天麻丸”等抗风湿的药，我都一把一把的吃。一到冬天，我就开始痛苦的煎熬。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使我高兴了不行，生气了也不行。一犯病一星期一星期的睡不着觉。整日整夜的失眠使我这1米60身高的人体重只有40多公斤。咋整也不行。可是自从我学了法轮大法，就按照《转法轮》的要求去做，我也没想到这一身病就不翼而飞了。在我的办公桌抽屉里的药都没用了，有的都没开封呢，我都扔了，我没病了，没有用了！煎熬我多年的疾病就这样不存在了。我的身心轻快得如飞一样沐浴在法光慈悲中。
我就是按照师父的法去做，就是每天按“真善忍”做事做人。真正做到的时候病真的就没有了。有人讲：我也学《转法轮》可病没祛掉。可你真的按照《转法轮》的要求做了吗？真正做到的时候病就没了。
师父说了按高标准要求自己，提高心性。那时我就在想：怎样才算高心性呢？思来想去：那高心性就是好呗。那怎么做好就是高心性。在单位里，同事们上街和人讲价钱，在个人利益上去争去斗。我就想不能跟这些人唠闲话。我不能跟你们说常人的话，全都是利益上的，怎么占便宜。可是我越不想和她们说话，她们还越来找我，那时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看到现在的人为了个人利益，买官卖官；杀人买命；唯利是图。传统的道德在沦丧，明白了师父讲的张果老倒骑驴的内涵。我在工作生活中严格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时时以修炼人约束自己。按常规我们下乡工作一年，因为又苦又累。而我一干就是三年，深得领导器重，同事好评。
我在修炼的路上一经得法就勇猛精進。所以后来可笑的所谓的“转化”怎么能改变得了我呢？我炼功学法坚持不辍，每天早晨须骑半小时的自行车到炼功点；下班先到学法点学法，回家已是晚九点。有时宁可吃不上饭也得学法。实践中切身感受到每提高一个层次能量就增加，学法后没有累的感觉。一次我下乡收完一笔大额款项，回家时家里盖棚子，很忙很累。当我坐下来学法后十分钟，疲劳的感觉就无影无踪了。和功友们讲真象上多少层楼都不累，上农村讲真象骑自行车走几十里路都不累。修炼中就遵照师尊的法去做，“做而不求”。一次家里扒完炕就很晚了，但是我必须学法。一学就学到早四点，接着炼功，一夜未睡。我常常凌晨一点钟才睡觉，三点钟准醒，一看表两个小时。后来遭迫害在看守所内被戏称为“不倒翁”。
学炼法轮大法，一人修炼，全家受益。因为我炼功，我母亲（80多岁）多年来身体都很好。在证实法中我多次被抓，母亲都没有被邪恶压垮。
二、风雨护法行
1、第一次入京证实法
99年7.20以后，大法被江氏政治流氓集团打成了×教，我无法理解。《转法轮》从头到尾都是教人做好人的。教人每当遇到什么问题；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头脑中的每一念，都得为别人着想。就这样一部法，怎么能说成是邪的呢？我那时心里真的过不去，真不能理解。心里就觉得压力可大了。这么一部正法怎么就能给说成是邪的呢？99年11月我去了北京。当时“人大”在江泽民的重压下草草通过了所谓的反对邪教的规定，实际上一切都是针对大法的迫害。我决定到北京是因为我觉得应该说真话，应该把我学大法后受益的事实向有关部门讲清真象。就说一句公道话：这部大法是真正的正法。
当时我和一位功友一起去北京，找信访办，走了一圈又一圈，后来找到了北京市信访办。我们在门口坐了半天，也没人理我们，看到他们管办理户口等等，我俩就走了。我俩商量着到哪去说话呢？哪是我们说话的地方呢？我们走到了一个公园（现在我忘记了公园的名字）公开炼功。听到有人说：“这两人跑这炼功来了，要是在车站、广场早被人抓去了。”一听他这话，我们就上了车站广场。我拿出《转法轮》 来看，有两人从此路过，看到我正在看《 转法轮》之后，惊讶得一怔 ，突然收住急走的脚步险些摔倒，大概心里在想：这人胆儿太大了，在这看书呢！也就过去了。那也没人来抓我们。
后来我俩找个旅店住了下来。我就跟店老板、服务员讲真象，洪法，告诉他们：“法轮功是正法，北京怎么能抓法轮功呢？”又问他们：“我出去炼功它咋不抓呢？”老板说：“那是不知道，知道它咋不抓呢？一听你就是炼法轮功的。”我说：“对呀，你去报告呗，你赶紧去报告。”我是想：他去报告，我不就有说话的地方了嘛。我现在找不到什么地方能接待我，让我说一句法轮功是怎么个情况。但是这位老板是个善良的人，他说：“我不能这么做，我去报告是会得一笔钱，可我不能这么做，良心不好。”他不去报告。
我决定坐在天安门前学法，也没有注意周围，功友后来也坐下来学法。不一会儿开来一辆警车，把我们带到天安门附近的一个分局，问我从哪来？我告诉它了，又问我单位我告诉它没单位。它又叫拿身份证，当时我想：我是公民，就拿出了身份证。可是没想到它们看到身份证后马上说：你是佳木斯的，在某某单位。后来才知道，星期六单位就派人乘飞机到北京抓我，他们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我。家人已经知道我去北京了，因为我母亲给他们打了电话。临行前我对母亲说：“从现在开始您就把我忘了吧！就当没我这个人，我也不会给您挂电话。”那时我确实是这么想的。我走的时候很激动：我真是学大法受益了，身体的病都去掉了，这个法是那么正，让人一思一念都得为别人着想，遇事先考虑别人，这么正的法怎么就能说成邪的呢？走时真的是义无反顾，只想说句公道话，没想是否能再见母亲。
我被抓后，当地公安局和单位保卫科得通知后派人把我们带了回来。在路上我心里说：你们把这么好的大法硬说成邪的，我就要坚定的和我师父站在一起。当时就感到自己的能量“忽”的一下就增加了。暗想：今天不管你们怎么对待我，我就得跟我师父在一起！在此之前，我和功友去天安门时，功友还有疑虑：上天安门是不是在和常人争斗啊？我说：因为大法是正的，否则咱们也不能来。比如说你母亲被人打的非常厉害的时候，你能在旁边躲着吗？你能干得出来吗？她说：“那不能，我得站出去。”我接着说：“同样，我今天不管怎么样，就上天安门学法去，必须去。”
回当地后我们被关到前進分局。12月份我被关入了佳木斯看守所，开始了看守所的黑暗生活。那里就是鬼门关，一个大板铺，板下面是水泥和耗子，板铺上的洞必须用纸塞住，否则耗子就会出来溜达。地上只有半米宽的过道，门头（即去放风场的门）堆放着所有人的衣物、鞋。走廊这侧门的右面就是厕所了，厕所边有一个桶，桶内的水既是喝的又是刷碗的同时也是冲厕所的。厕所与板铺是同样高的，无论是洗脸洗碗还是冲厕的水都能溅到板铺上，这个铺位永远都是湿的。而这个位置就专门给它们认为“最不听话的人”来住。在室内没有任何隐私可言，也就是说无论是洗澡上厕所外面都看得见。铁门的上面有一个小口能塞进窝头，下面有一小口可以打汤。一扇又高又小的窗，无论冬夏只要有上厕所的就得开着，否则室内的味道就别提了。
我来时里面已有五位功友被关押在这间牢房。其余的都是犯人。后来被抓的功友越来越多，这个只应容纳十五个人的监舍，在最多时竟装了三十多人。晚上没地方睡觉，就连过道的水泥地都住人。我们大法学员睡觉得轮换，几个人睡其余的人坐着，2个小时一倒班，睡下的必须头脚一颠一倒，不能蜷腿只能直溜的侧卧，板缝上都得住。不敢上厕所，一旦起来就再也没缝睡下了，因为睡前是挨个摆的。空气的好坏可想而知了，喘气都费力。
在看守所晚上我照常炼功。看守警察嚷，我不管，该怎么炼就怎么炼。大法学员就得学法炼功，大法学员就得证实法，不然的话也不会到这里来了！
在被关押的一个月后，也就是春节过后同修们开始绝食。在几天后警察手拿大棒子排着队就来了，它们进来就抢大法书，我们说啥也不给，一个姓王的恶警抡起棒子狠狠的打在我的左臂上，当时就青了肿了起来。后来恶警把刘燕云、董连贵、石蕊（音）等同修拖出去，扔到走廊上强迫在水泥地面上躺着，东北的正月气温都在摄氏零下二十多度，同修们光着脚，有的只穿上一只袜子，来不及穿鞋，脑袋还必须贴地，若用胳膊支起头部，恶警就一脚踩下去。
我敲门让它们开门，同时质问：“她们没犯罪是好人，好人怎么可以这么对待呢？”和我一起出去的还有五位同修，恶警们不由分说把我们打翻在地并喊道：“告诉你们，给你们一人打一针，把你们的功都废掉！”我们几个就都被打了针。然后把我们整过去罚站“倒开飞机”，头朝下控着，一动不准动，从上午九点一直到下午三点，谁要是坚持不了，恶警过来就连踢带踹。其中有位老太太，警察对她说：“你现在就告诉我你不炼了，就在这不炼了，你回家炼我还不管你。”。这位老人家态度十分坚决说：“在这儿我也得炼！”就这样老人家同样被罚“倒开飞机”六小时。我们没有一个妥协的，也没有一人说话。下午三点钟后它们放了我们。
从那以后，我们公开在看守所学法炼功，没人管了。我们仍然绝食要求无条件释放。它们就开始灌食，先用一个大约1.5寸宽的竹片把牙硬硌起来，弄个胶皮管子从嘴里往下插，插完了再薅出来，再插再薅，反复插管，就是祸害人，灌的是苞米面和咸盐粒冲的面糊。灌到什么程度呢？得灌到它们实在倒不進去了，无法再灌進去为止。它们在给同修吴喜莲灌食时，用竹片子硬往嗓子里乱捅，导致吴喜莲嗓子肿得连水都咽不下去。我实在难以形容那种胶皮管子从嘴里插到胃里那个过程那种滋味，眼泪鼻涕鲜血混合在一起，那不是胆怯的泪，而是眼睛本能的反应，胃扎得火烧火燎的难受，然后它们再猛一拔管，那胃就向被拽出来了似的。
3月中旬我闯出了看守所。我从监狱出来后找单位领导谈心，在单位保卫科长去北京接我时就说：“在你走后营业部五位主任，每天晚上都去车站接你。接了一个星期，开始并不想上报，你回来后赶紧上班。但一个星期也没接回来，就不敢隐瞒了。”所以我对领导说：“我来的目地一是想听听你们对我的处理意见，二是来向你们道歉，因我走时没法跟您打招呼。”主任当时说：“给你写的上报材料被上级好一顿耻笑：这么好的人她怎么还能入京呢？还能走呢？”他们把大法弟子入京当成是坏事。其实在大陆当时很多大法弟子的单位领导是了解法轮功弟子的，也给了公正的评价。有的功友被抓后连看守所的警察都奇怪：你单位给你上报的材料都赶上评劳模了，你们怎么这么好呢？”
单位领导多数是被逼的做坏事。我的领导要求我写“保证”，我不写，就叫我回家等通知。几天后人事科长通知我去签字不炼功了，我不签。那么他们就让我签放弃工作，他们的本意也不是想直接就开除我。但是他们无论如何没想到，我拿过笔来就签了，令他们很意外。很久以后原单位的同事还在为我不平：“你为单位付出了那么多，可单位却如此对你。”其实我已做好了准备。我什么都能放得下，真的是那样。那时命都可以放下，何况工作呢？
就这样我放弃了优裕的生活和比较不错的职业。其实当时我想到的是：要走自己证实法的路，那工作就是个障碍。单位老要来管你呀！（注：郑重说明一下，这只是我当时的个人认识。）
2、第二次入京证实大法平安返回
2000年10月4日我又一次去北京证实大法。我和两位功友顺利到达北京。当时确实能有十万大法学员在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在走路途中，一眼看去就能认出我们的功友，彼此相视一笑，无言中已知是大法同修。这么多大法弟子都到京了，咱们咋不联系起来呢？联系起来好在天安门证实大法。当时我没见到北京功友。后来联系到北京房山地区的辅导站站长，我还直言问：“我看全国各地大法弟子都来了，新疆的大法弟子背着一包又一包的衣服来了，惟独不见北京的功友。”
后来看到北京大法弟子做出了很多大法资料，我看后觉得我们当地所做的力度不够，洪法力度不够。于是我们大家分别联系各自地区的功友，把北京的情形告诉同修。我当时的认识是：我现在到天安门证实大法，可能不到五分钟就被抓了，那我没法再去做大法资料的事。当时觉得自己家乡做的力度不够。于是我没去天安门，而是带着很多资料在北京的居民区挨家挨户的派发资料。在北京我呆了十天，做完后于14号回到家里。到家后接到友人的电话：“你躲几天吧，警察在到处抓你。”我也没在家呆几天，就开始从新做资料，做证实大法的工作。本市的政府各机关所有的信报箱群都送到了。功友们每次都一千一千份的拿资料。我和一位同修结伴去发，天天出去做。
3、第三次入京陷囹圄入劳教所
我看到明慧网的资料上说：有的功友到北京后就看着，望风似的。你转一圈走了，他转一圈走了，没有真正站出去证实大法。还看到明慧编辑部的一篇文章《严肃的教诲》中，师父讲了老弟子该怎么做。我想我应该起带头作用啊！于是我们一行六人于11月4日踏上了去北京的旅程。到达北京后，我们买布做好了条幅“法轮大法好”。当时是在北京功友家里，北京的功友也要跟我们一块去。我们一共十一人，每人拿一条幅，在天安门广场拉了起来，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警察疯了似的冲过来，把我的横幅抢下去后拧过我的胳膊，把我抓到警车里。这次被抓后我很快被接回当地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22天后，于2000年12月31日被送入劳教所劳教两年。
刚到劳教所，女警慕振娟就说：“告诉你们，到这里来，没有一个不转化的。你们过头饭好吃，过头话可不好说。凡是到劳教所来的人必须得转化。”当时就在大厅里，我问它：“你说你采取什么办法能叫这些人转化的呢？”它没吱声，我又说：“我在外面就听说了，你们给人上刑，你们不让人睡觉……”它没否认也没承认。
原来它们更换了手段，这时期采取伪善的办法。你们说劳教所打人，你刚来我不打你，反说你们的人在造谣。利用犹大们没完没了的魔你，很多人都被它们骗了。第二天早晨，教导员祝铁宏领两个警察来了，恶狠狠地说：“我告诉你们，我对你们法轮功有整套的对付办法。不会象对待她们（指刑事犯）似的，‘啪’一个嘴巴子上去牙下来了。我不会这样，但是我有一整套办法。”说完就走了。
我和冯晶、王萍（佳木斯大学教师）分在一个房间里。它们叫那些已被转化的原法轮功学员来围攻洗脑。先是来了三个人，这么说那么说轮班说，见转化不了，你没被骗，它们就去汇报“总结经验”，再换一拨人采取另外一套说法。一看还不行，就再派一伙人来……曾有一个同修就在“昔日功友”的反复攻击下，明知“悔过”是错的，但是长时间听它们的鬼话，承受不住这样的攻心，违心的做了大法弟子不能做的事。
王萍面对犹大们就是不说话。它们一见王萍不吭声，认为王萍有机可乘，就把我和冯晶调到别的屋。它们专门攻击王萍。可它们没想到王萍十分坚定，把转化她的犹大说得都出不去屋了。从此再也没有人去“转化”她了，最后王萍堂堂正正的走出了劳教所。
有人说：那转化的人一说就能把你整转化了。我就不相信。我就明明白白的十分清醒：我不接受它的东西。来转化我的犹大恬不知耻地说：“你咋不问问我们呢？”我告诉它们：“我也无须问你们什么呀，我告诉你们，你们那点邪恶的东西对我不起作用。”我就不理它们。
然后它们把我弄到严管队单管。我一个人被关在二楼最边上的房间里，冬天墙上长着红的绿的毛，墙角上的冰有一寸厚。一到晚六七点钟就不供暖了，根本就呆不了人。我穿了两件棉袄还冻得不行。铺盖只能用它们卖的“被褥”，不准多铺多盖。而那被褥在阳光下一照，光线都能透过来，价值人民币150元，铺在木版上硌得慌，屋里放一个盆，大、小便都在屋里，那气味就可想而知了，而厕所就在一米远的对面。一晚，大法弟子武艳平就和恶警刘亚东理论起来。武艳平说：“要是白天你可能怕我上厕所和谁说话，可是晚上没人了，你为啥非得让我在屋里呢？我今天非得上厕所，就不在屋里便。”恶警刘亚东就不让去。武艳平也没上厕所，一夜未睡，要求见所长， 终于找到了所长，大便盆在屋里这才就此结束了。
据先来的功友讲：她们曾经历二十几人被关在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没有窗户，天气炎热，不准开门通风，并且窗上钉着铁皮如闷罐一样。不悔过就出不去，吃住都在屋里，大便纸不许扔，和吃饭的勺子一起揣兜里。便盆不准自己倒，刑事犯和妥协的倒，但人家不愿倒，有时一放都一周多，还不给水。每天就一瓢水，包括洗脸、刷牙，洗手、上厕所。天越热越不给水。有一位老太太進来四个月都没转化，为了减少别人给倒便盆，她就少吃不便，后来大便硬的得用手抠。为了能自己上厕所被逼转化了。邪恶之徒就是这样灭绝人性的干着罪恶的勾当。
中国新年时，我们要求劳教所归还被它们抢走的《转法轮》，我们要学法：你们过年了吃呀喝呀，我们就要《转法轮》。它们不给呀，说啥也不给。我们就要求见所长。大约到下午2：30分左右吧，警察叫我们去南楼（注：这是旧楼，因为流氓集团镇压法轮功而拨款兴建了现在所住的北楼，警察转化大法学员还发奖金。没关押大法弟子前，管教都得干活，它们连工资都开不出来），说所长给解答问题。我们到那一看：满屋子的警察，全都站好了，所长、保卫科长、男女警察十多个人杀气腾腾的。保卫科长厉声说：“你们都站好，我现在宣布劳教所所规所纪：所有在劳教所关押人员一律不许学法，不许炼功，不许诵经。你们能不能做到？”当时所有被骗去的大法学员异口同声地说：“不能做到。”它们的脸都气白了。保卫科长自己重复两遍“不能做到，不能做到”，它又说：“不能做到的举手”，这些同修“刷”一下全都举手，它一看又说：“不能做到的都到这边站一排”，这些人又“刷”一下站了一排。它又说：“能做到的站一边”，这时有两个同修站到了另一边。我理解她们不是出于怕心，就是没认识到，可能认为应该“善”，它叫咋地就咋地，却没想到我们现在是在证实大法。所长一看，恼羞成怒地叫那些男警察：“把她们都扣上”，连打带扯的就把我们都拽过去扣床上了。原来它们这几天忙的就是这事，现买的床，现拉的床板，把我们骗去了就是要迫害我们。它们把我们两臂伸开绕床扣上，坐不了，躺不下，叫你动不了。我们就这样从除夕到初八，一共扣了九天。在这九天中，不能洗脸，不能上厕所，吃饭时打开一只手。一个屋一个碗，没有勺、没有筷子就叫用手抓着吃，还得一个一个轮流吃。一天夜里一个值班的女警察说：“哎呀，你说她们这些人有没有心？这样对待她们，她们还能睡得着觉？”（此人是机关里的戴着眼镜）我一听它这么说，就问：“你不觉得你们太邪恶了吗？你们这样对待这些人？”它听我一说话，转身就走了，就不跟我对话了。
在此之前，它们把它们认为能影响别人的几位同修张连英、刘桂华、杨玉波都整走了。后来才知道她们被五花大绑的押到男队迫害去了，后来她们闯出劳教所。我记得当时被扣的有：邓春霞、王俊华、马小华（现在再次被关在这个劳教所）、付美琳、武艳平、栾秀元、王玉梅、赵亚贤、刘让芳、刘秀芳、邱玉霞。
后来劳教所的警力不够，又从佳木斯监狱调来一批警察。一时一刻监视我们，警车一排排的停在院子里如临大敌一样。它们那时真怕我们这些人。大队长何强一个一个分别找我们谈话。它讲到：“现在劳教所的态度是：你们学法我们不管，你们咋学我不管，《转法轮》我是不能给你，你们自己咋学我不管，乐意咋学咋学。你们炼功呢，在我们警察来管你们的时候，你能放下来，哪怕我们前脚走了，你们后脚再炼呢？就是你得给我们这个面子。”当时我没说行也没说不行。我看到何强当时鼻子、嘴都起泡了。过这个年，虽然我们被扣着，它们也那么长时间也回不了家。当时我就告诉何强：“这就是江泽民一手导演的罪恶丑剧。当然我们是在这儿受迫害，而你们被利用来迫害我们，可你们也没消停。”
当时我没有一步到位的直接说“不行”，应该坚持我们就是要炼功，我们也不能听你的，如果要是不炼的话也走不到你劳教所这里来呀！我们就是要坚持学法，就要坚持炼功的立场。但当时我看到它几乎就象在哀求我们一样，我希望它们能明白罪魁祸首是江泽民。我自己也感受到了修炼人到一定境界后看谁都苦，虽然这些邪恶之徒被利用来迫害我们，可我们看到它们一天天不能回家也苦，我就没吱声。所以直到今天我都觉得这是一个遗憾。因而在劳教所就没有象在看守所似的开创出公开学法炼功的环境，我知道我没有做好。
九天后我们被放回监舍，由原来的一人关在一间屋里改变成四个大法弟子一间屋，还可以互相切磋了。但是回来后没多久，一次邓春霞在学师父的一篇《评注》时被女警谢颖发现就抢走了，当时谢颖怀孕两个多月。我们向它要回经文，它就喊“来人”，何强借机带着两个男警察气汹汹的来了，不由分说就把邓春霞扣在床上了。我们当时就对何强说：“你别叫谢颖走，叫它当面说明白。”当时我拽着谢颖不让它走，谢颖就不吱声。这时一个男警捞着我的衣服把我甩起来摔出去，先撞到床上后摔在地上。当时我的头就晕了，身上也伤了。就从那日晚我们开始绝食抗议。
我就从那时起到最后离开劳教所（2001年7月28日）几乎没吃饭。在这期间被强行插管灌食四十多次。在劳教所灌食是从鼻子往下插管，插进去估计到胃里了先用注射器打气，要是听到声音就说明插到位了，要是听不到就继续插，有时插几次，插得脑神经都疼。插管的时候，眼泪不自觉的哗哗往下掉，像胶管子经过嗓子时那种恶心呕吐的刺激的感觉，那种痛苦我没有确切的语言可以描述。插的时间长了，我就在心里说：“我根本不在乎你，你爱咋整就咋整吧，你不就是个胶皮管子吗？我们大法弟子是用金刚铸成的，你对我就不起作用，我不管你怎么插。”那时我真的那样想。那时是佳木斯中心医院院长带队去的，有一个警察说：“一个人插管不能超过一周，再插胃就受不了了。”可是它们给我插了四十多次。每次插的时候，那眼泪就自己往下掉，确实很难受。
记得第一次灌食时，我想：决不能让它们灌進去。它们用几个人来摁着我，被灌下去的东西又吐了出来，它们用盆接着，把管拔出来再插入去，再拔出来再插……它们还说：“你再这样，就给你扎针，一定得让你吃下去。”那时心里就象被逼得无可奈何似的，于是我就自己喝了，可喝了之后，那后悔自责的痛苦比被它们折磨还难过。第一次插管的痛苦是相当难忍的，插管后吐痰、擤鼻涕全都带血。
一次它们给我扎静点，我挣扎着不配合它们，但是绝食几天了没有力气，被它们扎上后，我明显的感觉到，流到针头处就不往下流了。我真切的感受到大法的威力。
整个绝食期间除了它们插管灌食以外，在实在不能插管时，它们就用犯人捏着我的鼻子，迫使我张口喘气，趁着张口的时候，往我嘴里灌一口米粥之类的。象喂鸟似的，一张口喂里一口饭，一喘气就下去了，就这样灌食。插的次数多了时间长了，犯人都不敢看了。有一个犯人牙都肿了，她跟我说：“一看你这样，把我吓死了，我看不了了。”因为每一次灌食，胶管都插入一尺多长，插得食道和胃火烧火燎的，碰到任何一个部位都痛。
还有一次险些被害死，在绝食的第六天，严管队中队长宫春波（现已退休）它一定要给我灌食。我说啥也不吃，它就一定要灌下去。我当时坐在床上，它一把把我抓过去摁倒在床上，把我的双臂交叉压在胸前同时把它200多斤的肥胖身躯全压在我胸上。它的胳膊肘就顶在我的胸口上，当时我就上不来气了，心跳停止了。它一见我的脸色都变青了才松开手，那时管子已插到嗓子眼了，幸而那个大夫一把就薅了出来，我才上来那口气，那次算没死了。还有一次是在夏天，劳教所医务室一个女狱医叫杨芙蓉，它心狠手辣，在给我和刘桂华的灌食液里加了两支药，听它们说是“碘”（音）。灌下去之后我马上就不行了，烧得胃里无法形容的难受，象是着了火似的。我想起师父讲过修炼人不能喝酒，那“碘”也不行，我就往肚子里猛灌凉水，想涮一下胃。这以后就大、小便失禁了。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床上、被褥上、衣服上全都是屎尿水。当时值班的警察也害怕了，每隔一会就来看看。
有些细节都记不清了，刚到劳教所体检时我是60公斤，后来就皮包骨了只有40公斤吧，看上去就是个老太太，眼窝深深的塌陷着老态龙钟，就象一个骷髅一般。它们在给我姐姐打电话时称“你家老太太如何如何了”，把我姐都说愣住了。
我们经历着非人的折磨。尽管迫害如此，它们还每时每刻用犯人看着我们。在几年的迫害中，劳教所的犯人（偷盗、吸毒、卖淫、诈骗等）所用来向“政府”表示“改造好”的行为就是跟着警察疯狂迫害大法弟子。谁对大法弟子恶毒谁可获得减期，迫使这样的人罪上加罪，这就是中共的迫使人弃善从恶思想的具体实施。相反那些人性尚存的犯人一旦被发现帮助大法弟子，就会被加期或被打骂、电击，把她们弄到背地里施刑。此时我被和常人关在一起。虽然我已被迫害的形如枯槁，室内卫生还得由我来清扫，不给笤帚，得用抹布一点一点的擦到门口，一旦碰到牢头刘宝翠（此人极恶）遛廊（即小哨），它还一笤帚给你扬回来，大叫大嚷道：“谁叫你整外面了？”（此恶徒因为迫害大法弟子积极，被提前释放了。）那时我下地站着头晕，头部肿胀得很痛，蹲着时眼前一阵阵发黑，感觉恶心又吐不出来，胃里也没什么可吐的了，就觉得天旋地转的。但是就是这样，它们不打扫卫生，都是我们大法弟子干。我最后绝食到吐血，后被遛廊的犯人马洪秀看到报告了警察，劳教所怕我死在里面，在逼迫我写“三书”的希望落空后，不得已叫家人把我接了出来，那天是2001年7月28日。
在被迫害中就连迫害我的警察都说：“谁也受不了，就这样成天插管，任何人都受不了。”它们自己都承认受不了，可它们还是这样对待大法弟子。而大法弟子也真是放下生死了。当时那警察说：“老X，你就回家了吧？”“你们让我走吗？”我问。“那你写个保证不就回去了吗？”“我可以死在这，让我写保证办不到！”它们还不死心，有一天把我又找到办公室，说：“你就写一个吧，就写：我回家后啥也不干了，不提法轮功。”“那我也不会写，我不会给你们写任何东西的。我要同意写了，就是妥协。”大队长刘春兰（现已退）气急败坏的说：“明天把她姐找来，叫她姐给她写，然后叫她摁手印。”它们还在呛呛怎么办，最后还是说：“不行，就得叫她写。”我听了说：“今天你就是把我拉到刑场上枪毙，我也不会给你写。”它们一听，就把我放回号里去了。
接下来，劳教所把我和刘桂华起诉到检察院，检察院又提审了两次。我们堂堂正正证实大法，说我们大法弟子没有病。其实它们就想说我们有病。我说我没病，我说我正常，真的很神奇，在我自己一动就晕的情况下，它们量血压却正常。它们就是想叫看看：这人不行了，怕承担责任想放出去，叫法医给鉴定。当时检察院的人说：“你说我啊，跟你们无亲无故的，我要把你们放回去，你们回去再炼呢？我们也受牵连。要不放你们呢，你看你们到这种程度了，你说让我们怎么整？”
其实我一点走的想法也没有。我曾梦见自己走出来了，一想回家它们还得抓我，上我姐家去吧。突然又想到：我不能走，我这一走，那同修们不就少了一份力量了吗？不行，我得回去。“刷”一醒，就又回来了。当时在绝食绝水中感觉绝水比绝食更痛苦，渴的都不行了。梦中我见到三口缸，打开一个一看水很浑浊，根本不能喝。打开另外两个缸也都是浑浊的水。发现还有井，我就去压水，心想这压出来的水该是清的吧，结果我压出来一看都是大便。醒后我认为是师父点化我继续绝食。那时候，一睡觉上、下嘴唇就粘到一起了，一下子就憋醒了。醒后想用舌头舔开嘴唇，舌头都是干的，一喘气嗓子都是干的，都后悔喘这口气干啥。嗓子都干了，真的难以形容的难忍哪。绝水六、七天后，那食道和胃里烧灼般的难受。冬天里用塑料瓶装上水放窗户外冻成冰，再用它紧贴皮肤才能好些。我抱两个瓶子，刘让芳抱三个，否则就烧膛似的受不了。那个难受的程度使我们趁上厕所的工夫，洗手时把水龙头打开冲脑袋。那是冬天的地下水抽上来的，非常凉的。绝食后，口腔的异味很重，屋子里都呆不住人，常人还辱骂我们怨我们。那警察又逼着吃饭，当时警察谢颖正怀孕，她拿着饭说：“来，我喂你吧。”我为了让她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就向她洪法。这样她拿的饭我就吃了，吃完之后那个后悔呀，内心的痛苦比绝食身体承受的苦还苦。真是不堪回首啊！
经历半年多的绝食，我终于冲出了劳教所。我被非法劳教两年，经八个月后我闯了出来，走出了一条堂堂正正走出劳教所的路。我们必须走正这条路，因为我们是修炼的人，而且总有一条能冲出劳教所的路。”
4、佛法超常，骨折脱身后奇迹痊愈
我不但在绝食的180多天后离开劳教所，而且和同修一道参与证实法的事。那时我的脚鼓起一个大包，旁边有一个洞眼流脓流血，脚往下一踩就钻心的痛。在这样情况下我也没在家呆一天，脚肿的穿不上鞋，我特意买了一双大号鞋穿运送资料。当你真正做到的时候，师父确实就在管你，没几天我的脚就好了，真的体现出了大法的神奇。
2001年12月末，一次我路过公安分局，看到门前停放着车辆。一到八点多钟警察就忙起来了，一看到这些迫害法轮功的警察，我想我得让它邪恶全灭。就拿一张不干胶“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贴到“110”警车上了。贴完后自己还挺高兴，骑上车就走了。由于我的心态不正被邪恶钻了空子。我被一个叫贺爽的警察发现，它打车追上我，把我抓到公安分局。当时我刚从劳教所出来近五个月，我不配合它，不告诉它姓名。它们把主管迫害法轮功的陈万友找来了，诱骗我说出姓名。它说：“你咋这么面熟呢，我应该认识你呀？”它们见我还是不说，警察李万义叫来一个又高又胖的警察，对它说：“你叫它说话。”那意思就是叫它打我。我就发正念，邪恶之徒也恶不起来，结果那个胖警察说：“她不说话，我咋叫她说话呀？”它们商量的结果是把我送看守所。在送之前要检查身体，就带我去医院。在去医院的路上，有个警察说：“我们呢，也不容易，你就配合配合我们吧！”我心想：“让我配合它们？我怎么能配合它们呢？”到医院时我就在想如何脱身，三个警察在门口看着，门这儿是出不去的。我一看窗户是打开的。警察对医生说：“给这个人检查检查。”医生护士带着异样的目光看着我，我就对医生说：“我不是坏人，我是炼法轮功的。”医生一听：“啊”温和的对我说：“那你到屋里等一会儿。”刚好来一位孕妇，我就借这机会对医生说：“我不着急，你先给她看吧！”医生就忙着处理那位孕妇。趁着这机会，我就从窗户跳了下去，在三楼曾站到电线上，我一愣神的工夫就掉下去摔在水泥地上，我一下就站了起来。过来一个骑神牛牌三轮车的，我一咬牙就上了车，叫他送我走。可是我跳下来的过程他全看到了，他说啥也不走。我就下车来，不想一脚踩空折了下来。这时我感到动不了了。况且已有一段时间了，警察医生也赶到了。它们象疯了似的冲了出来，迅速把我抬到担架上，抬到急救室拍片子。我的头部摔伤，血把棉帽子都浸透了；骨盆摔裂了。医生要求警察：“今天你们必须得给治。”警察说：“你们没给我们看好。”医生反驳：“我们医院负责治病救人，也不负责看人哪！”“你不负责看人，为什么不让我们進？”“妇科检查你们男的能進来吗？你们为什么不带女警察？”一番唇枪舌战后，警察挂电话给市公安局，“610”陈万友它们在几分钟内就赶到了。就听到陈万友在喊：“送她回家，送她回家。”当时它们真要把我送回家。我体会到：你真要是放下生死了，那邪恶就什么也不是了。大法弟子没有病啊，它必然得送你回家。
陈万友它们就一再问：“你到底住哪呀？我们往哪送你呀？给你送哪去呀？”我就告诉它们我姐姐的单位，我不想让它们知道我家，否则它们总得去骚扰。（从这以后，它们三天两头到我家去骚扰，使我的家人不得安宁）它们开车把我姐找来后，对我姐说：“你看她跳楼啦，她自己跳的，可不是我们让跳的。你就给我们签个字治疗期间不出问题。”也不具体说出啥问题。我姐也知道我不能去“治病”，就领回家得了。我姐就签了字。陪姐一起来的同事说：“签啥字呀？你知道后果吗？我弟弟从楼上摔下来，坐骨神经摔坏了，坐都坐不了，至今就残废了。”
公安局的和医院的人同我姐姐一起送我回到家，当时我就想：咱是大法弟子，不是常人，肯定能行。但当时所有的人都不让我起来。我姐不让，可能是担心我要起来了会被它们再抓去。医生就更不让动“你现在是骨头裂了，不是筋坏了，越动不是裂得更大吗？今天你还挺得住，从明天开始你会更疼。”此后虽然没有医生所形容的疼痛程度，可是也痛。不能翻身，一点都不能动。还在继续出血，枕头上全是血。常人要是像我这样，得打石膏固定住。咱也不吃药，也不用打什么固定。我那时心里也很不好受，因为我在想：“做为大法弟子，我咋不证实法呢？在医院我就应该站起来，我就应该堂堂正正走出医院。”我是想证实大法的超常。后来想起来时就起不来了，但是当坐骨疼的受不了时会突然间出现短暂不疼的现象。
摔伤10多天后，在梦中似乎自家的狗把我的手咬住了，咬住就不撒开，另外一个人把狗嘴扒开。我就想这啥意思呢？我妈说：“你在家躺着还能有啥事呢？”次日下午一位功友来看我时说：“另外两个功友出事了，资料点被破坏。”我就不安了，请她帮我找房子，我立刻得走。我回想起被抓的前夜曾梦见两条黑狗虎视眈眈的盯着我，它们没咬我我也没当回事，结果我被抓了。所以这次我决定离开家，尽管当时还不能动。离开家的那天正是摔伤后的15天。我咬着牙坐了起来不到两分钟就虚脱了，姐姐说：“那也得让她走，到那去缓吧！”我姐背着我把我拖下了楼。司机见了说：“这人这样式的，你们咋能打我的车呢？你们应该租120，应该抬呀。”我们边说着话边上了车，我还一个劲儿地跟司机道歉，耽误人家的时间了。司机客气的说：“没事儿。”到了地方，我自己把腿挪下车，一看还得上五楼，心里也没谱。一位功友干脆的说：“行，你能上去！你是人吗？”“对，我能上去，搀着我吧！”我就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挪上了五楼。到了室内，我问自己能走吗？我就扶着凳子抬腿走一步，另一条腿脱节似的不会动，我就用手扶着腿把它拽过来。这样我每天练习走路。有一天一位做资料的功友来看我，谈话中，她谈到和机器如何交流的那些神迹。当时我就想：“机器都那样神奇，我是大法弟子，本身就是神，我怎么就不能走？我不用凳子了。”我就开始扶着墙走，一天照顾我的同修要买洗衣板回来洗衣服。她出去后我就下地了，腰弯不下腿直哆嗦，我一点点的把衣服洗完了晾上了。等同修回来时非常吃惊：你骨盆骨折还不到一个月呢！又过一周后我就不用她帮忙了，我自己能照顾自己了。在那住了两周后我就能在同修的陪伴下自己去洗澡了，这时是摔伤后的一个月。
我在骨折一个月后走回家了，回家前先到一位功友家，当她看到我独自走上七楼时非常惊讶，并对家人说：“你看她自己上来的，你说神奇不神奇？”我走回家时母亲打开门见到我时惊奇的问：“你好啦？”我在骨折后一个月就能自己上下楼这个事实，再一次证实了大法的超常。我家邻居一位妇女，冬天走道时脚一滑摔裂了骨盆，在医院里石膏固定着住了一个多月还不能动呢。在我满院子走时，她还翻不了身呢！邻居说：“你看修炼人和常人能一样么？人家都满院子走了，她还翻不了身呢！”我告诉她们：“我也是骨盆摔裂了，可我修炼一粒药都不吃，我们炼法轮功的人就这样。”邻居对旁人说：‘你不信也不行，你看她哪都能走了，那位还不能动呢！”
在我回家十天后，我接到一个电话：“你家姓啥？”我问道：“你找谁？”“啊，你不是说你家电话有毛病吗？这不挺畅通的，没啥毛病，哈！”我一听就是陈万友的声音。根本就不存在电话故障的事，这都是它自己编出来的。我明白了，它在探听我家在哪儿，我在不在家。撂下电话后，我把家里收拾一下，把师父的法像请下来放好就离开了家。在我走后不到两个小时，我家就被警察包围了，我家被它们翻了个底朝天。打这以后三天两头到我家骚扰，不管白天黑夜。一天半夜了，我儿子陪着80多岁的姥姥被砸门声惊醒，也不敢开门，它们喊：“我们是警察。”我儿子说：“你说你是警察，我不知是真是假，如果你们是警察的话，就找来居民委主任，只要他来我就开门，他不来我就不开门。”警察才离开了。它们每次到我家都前后围住准备抓我。从此我不得不离开母亲、儿子，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