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劫持的大法弟子给控申处的信

我们写此信，是要向你们揭露一些基本事实――法轮功学员现在所遭受的野蛮迫害。这是非法的，我们要求你们帮助改变这种状态。

一，公民享有信仰的权利被剥夺。

2004年12月律师第一次来这里，（可能是法律宣传日的时候）曾讲法轮功应属信仰问题。那么我们想知道：中国法律对信仰是怎样规定的？是否规定一部份人的信仰允许另一部份人使用强制手法去改变。

在这里明明白白的设有转化班；在监区由诈骗犯等那些货真价实的犯人组成了一个特殊群体（包括那些判无期的人）对真正的好人――不转化的大法弟子伸手即打，张嘴就骂，监督学员晚上不让睡觉，互相之间不允许说话，违者送小号（监禁）。干警用减刑、加分来鼓励刑事犯，诱导她们采取一些非正常手段去折磨大法弟子，逼迫大法弟子在转化书上签字。至今已有十几名大法弟子在东侧被酷刑折磨强行转化。七、八名被隔离，一名在小号（点名时怕大家听到，小声与来点名的狱政科人员说明）在这里，楼上与楼下，东侧与西侧的人彼此之间都不允许说话，原因是怕这些迫害大法弟子的见不得人的行为被暴露出来。有的刑事犯只因为和被认为与法轮功有接触的人说了话，就被扣减刑的分数，但鼓励举报者，奖励打小报告的人（眼线）。

二、申诉的权利被剥夺。

大法弟子无辜被抓，被刑讯逼供，许多甚至是全家被抓，判刑极重，有的被活活打死，还有的被公安人员在市场以“拐卖人口”名义而抓，是因为他们不敢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在抓法轮功的人。大部份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都写了上诉书，可全都被驳回，无一受理。到了女监，由于法轮功无纸无笔（强行搜走，不许大法弟子有笔和纸，不许与家人通信、打电话，不许写申诉），想写都写不成。2004年的3月份，在我们强烈要求下给大家半小时的时间写申诉，大家借来纸笔，抱着希望写了，可不久从张秀丽（副队长）口中得知，这些申诉并未邮出，只是一个骗局而已。这次律师来女监，我们得到回答我们“有申诉的权利”。那么这个作为“改造人，教育人”的政府机构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在执行上是否应该与我国的法律同步与一致呢？是谁给了她们剥夺我们申诉的权利？

三、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　大法弟子的人格受到侮辱。

不进女监的人，不会明白何为“五人联保”。那就是四个刑事犯看管、监视一个大法弟子，二十四小时一切的一切都在四个刑事犯的监管下，连上厕所都是同样。刑事犯在监视中稍有疏忽被干警看见，就扣她们的分。这种规定等于给了刑事犯任意侵犯大法弟子的通行证。2005年3月3日，大队长（张秀丽）召集各班组长开会，回来通知，不许法轮功学员闭眼，闭眼就干扰、摇、晃，还不能讲是大队的意思，否则扣分，死看死守。刑事犯人深感压力太大。为了别人，大法弟子要求找大队长谈话，说明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修炼人，有事与我们讲不要为难犯人。可是大队长却派犯人与学员交涉，自己躲了起来闭而不见。大法弟子刘坤与崔净莲找大队长谈话，是由贾文君，张小娟（干警）接待，而不是大队长，结果她们却把责任推给刑事犯，说这事完全是犯人所为。刑事犯要劳教生产，眼睛又要一刻不停的监视大法弟子，在床上坐着不行，在地上坐着不行，闭眼睛不行，在这种压力下许多有良心的刑事犯都讲活不下去了。大法弟子也没做什么不法的事，让我们这样做，不是难为我们吗？为此有的犯人想到了自杀，被大家劝阻。在女监的大法弟子与所有的刑事犯哪有人权可言啊。

搜身是九监区的常事，对大法弟子更是严厉，大法弟子崔净莲（大学生，还未出嫁）曾被扒下内裤搜查；王金茹，张宝英，于玉梅都曾被扒下衣服搜查。一次搜身，张秀丽让于脱下裤子，于说未穿线裤，张说：怕什么，就是你脱下裤子，喊人都不会来。如此污言秽语就出自所谓的“政府干部”口中。

对监区大法弟子受迫害的事，我们多次向大队长（彦玉华）要求谈话，她却避而不谈，而张秀丽却公开讲：我就是法。有了大队长的撑腰，寇丽丽敢在办公室对只穿乳罩的大法弟子刘坤大打出手；有了大队的旨意，只因犯人和法轮功学员有一点争执，（因五人联保看管问题）干警可以喊“你们给我上，打！”。因为刘坤给狱长写了一封信，反映大法弟子蔡密被关小号长达6、7个月，后又隔离，受尽污辱，和恶警的一些其它恶行，大队就扣了四个监管刑事犯当月的分，且不许说出去，等等。

大法弟子的人格受到侮辱。大法学员付丽华因劳教所不让炼功身体不适，却被强行抬走听说在医院强制打点滴。车间喇叭里每天放的歌曲内容污秽，甚至有摇头丸的内容，不堪入耳。这劳教所名义上是改造人思想的地方，我们想问，他们在把我们这些信仰真善忍的好人往哪个方向上改造？

到此我们也只是写出了九牛一毛而已。大法弟子所承受的是常人无法理解更无法承受的。

世人都在觉醒，谁人不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弟子无私无我，品德高尚？善恶有报，三尺头上有神灵。全世界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都在关注中国发生的迫害。希望你们控审处的干部们也能明辨是非，不要成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工具，以你们自己的正义和良心，为制止这场迫害尽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