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一个无神论者到修炼大法的过程
那些疑问使我对上帝感到失望。不是说上帝非常公正和智慧吗？这个情形使我逐渐的远离上帝，远离之前与我亲近的上帝。当时，因物质上的贫乏，我向上帝提出激烈的抗议。我也看到同族生活在贫困线上受苦，我不能接受如此的不公。
在那样纷乱的情绪下，我认识了左翼分子。在90年代初，左倾分子在印尼几个大城市活跃起来。他们所谓民主化与社会改革的政治导向吸引了我。我觉得对我族社会各种问题的根源，找到了新的看法，我似乎也找到了走向改革的出路。我开始对马列主义发生兴趣。我好几次参加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的学习班。共产主义的旨意说：“到现在所有的社会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在新理念的带动下，我远离宗教之意更坚决。我觉得以前我笃信宗教，是因为有家庭无理智推动的成分。那时，我也非常赞同马列主义其中的一套理论说：“宗教是社会的鸦片”。认为宗教使经济和社会问题在人的脑海中消沉。从此我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不相信上帝，不相信命运的存在。
毛泽东是我曾经崇拜的革命家之一。他的语录曾是我最主要的读物。我以为他真能够振兴他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难题。我也曾佩服毛泽东敢发动文化大革命，毁灭迷信和中国古老传统旧习俗的勇气。过分崇拜把我塑造成一个十足的“毛迷”。
随着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的垮台，把共产主义运动当成可以达到民主改革和社会改变的一种工具，是否是最恰当的选择这个思想，逼我重新思考。我最后决定退出党组织，放弃共产主义。
虽然我在意识上已经改变，但我对宗教的信仰还没有完全恢复，始终认为宗教没有多大益处，现实生活上，宗教流派之间的歧见，通常是造成社会骚乱的导火线。我的道德观念和心性下滑得很快。因为不信有神在，我敢侵犯神的戒律。我家庭的经济难题，更把我推向毁灭的边沿。
坦白说，我很担心自己下滑的道德，好几次想改过，但屡次失败。内心的焦虑又带我重新走進宗教领域。我开始研究传统宗教，研究几个被宗教以外的信仰流派团体确认为正确的修行之学说。我开始接受那些学说，肯定正信，肯定神的存在，相信有更高的神操纵宇宙和众生。我甚至曾经规划自己在40岁就摆脱红尘世俗过活。
后来我发现，对信仰的深入了解，不能保证我的道德能够回升，我可以控制自己在一定时间内不做坏事，可是我无法完全洗涤我的恶习。这使我焦虑。不断的寻找能真正严格约束人心的心法，使我不再犯罪。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幸在2000年的雅加达法轮大法介绍班认识了法轮功。我从最基本的祛病健身，一直到看了《转法轮》和师父其他的经文，才惊觉这就是我寻找已久的路。师父经文博大的内涵，使我立即决定修炼法轮大法。
以前困扰我、使我远离宗教的种种问题，我从大法中获得解释。知道有贫困也有富裕的前因后果，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得很清楚：“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遭罪就是在还业债，所以，谁也不能够随便改动它，改动了就等于欠债可以不还；也不能够随便任意去做，否则，就等于在做坏事。”
初学法感觉很吃重，摔摔打打了好多次。随着我对师父讲的宇宙法理的更高的理解，我在道德和心性方方面面有了巨大的改变。能够得法，是我的万幸，大法指导我走在正路上，使我唾弃我以前的恶习。现在，在正法的洪势当中，我尽所能做好大法弟子应做的三件事，那就是学好法，发正念和讲清真象。
从师父后期的经文，以及阅读了《九评共产党》之后，我才真正的认识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它不择手段来实现它所谓的“人间天堂”假象。我从书本上读到的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辉煌成就原来都是假的。千千万万非正常死亡的中国百姓和失去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些都是中国因共产党而付出的巨大代价。江氏集团和共产党互相利用发动的对法轮功的镇压，更凸显了共产党的邪恶，我很庆幸自己已经离开共产主义。
我曾沦陷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无神论的经历，使我有责任敲醒那些还被共产党制造经济繁荣假象蒙蔽的人们，师父在2005年2月15日《向世间转轮》的经文说：“……其党现在不但行了恶，而且罪不可赦，性质不同了，自然也就祸及了中共的党徒。人不退出，那就是它的一份子、一个粒子、它组成的一部分，也就成了众神消除的目标。当人类这一幕开始的时候，是不会再有机会给人了。”
最后，在这个珍贵的机缘里，我要向伟大的师父表达我最忠诚的谢意，师父指导我从歧途回归正路。我将遵照师父的要求，在讲清真象中，也要揭露共产党的邪恶本性，所以我提醒自己和同修们，一起把九评广而发之，让更多的人知道共产党的邪恶本性。
（2005年棉兰印尼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