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夏,喜得大法,终于找到真理,很是兴奋。
记得那年秋天净化身体,是重感冒的症状,两腿从骨髓里往外疼,疼得乱滚,还连拉带吐,大约40分钟,突然间好了。
1999年春,我妻子在街上不慎被一辆拖拉机从侧面撞倒,小腿骨出了裂纹。当时我想:我是修炼大法的,不能给人找麻烦。虽有他人提供了拖拉机的车牌号,我也没有去找。那时都是集体学法,炼功,环境真好呀!
99年“7.20”以后,我也讲真象,但仅局限在家或亲朋好友之间。2002年,师父发表《北美巡回讲法》,我感到大法弟子责任重大,于是从那年秋季开始,走出来讲真象。开始有点怕,总好去想工作、亲情等等,但一想到师父讲过:
“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精進要旨·挖根》),想到狱中大法弟子的痛苦,我就毅然的走了出去。其实讲真象一点也不难,多讲几次,就知道怎么讲了。如果心放得下,效果是很好的。
有一次,在街上给一个妇女讲,由于四周人少,也没了戒备心,整个身心都集中在讲上,她也听得特别认真。我感到每句话都打到了她的内心深处。她也看出来我是真心为她好,所以特别感动,走时连说:谢谢你!由此想到了同等层次没有制约作用,要高于它才有作用的法理。如果正念强,确实会出现奇迹。有一次在同修的店里,突然闯進三个警察。他们知道同修是辅导员,同修恰好购货去了。那个为首的说:把他俩看起来,别让动,说完就出去了。当时我想,我按大法的要求做好人,也没干坏事,怕你个啥?就和另一人一同走了出去。奇怪的是,那两个警察就好象没看见一样。过后我悟到,当时正念较强,老师的法身保护了我们。
如果一思一念都从法上出发,就会有无穷的智慧和力量。一旦掺杂了人心,讲真象的质量就差,别人也就不愿意听了,即使听也怀有疑问。两方面的例子都不少。有一次,在一个工地,我跟一个老爷子讲起了因果报应的事,他连连点头。可我一提起“法轮功教人向善……”他好象受惊了一样,眼睛一睁老大,大叫:“昨晚电视还演,你还敢出来讲!”。我说:“那都是假的。”可他不信:“我去报警”。起身向一个屋跑去。我也骑上车子走了,一边发正念让他说不出话。后来悟到,讲之前要先发正念。
2004年,我家附近盖楼房,民工们都把自行车放在我们的大门口。头两次我都推开放在两边。有一次一推大门,好几排车子密密实实的堆在门口,心里一股火就上来了,上去一脚把车子踹倒两个(心里还想着常人的理:挺大个人三番两次,这点道理都不懂……),也知道不符合“真善忍”,就忍住气把车子扶了起来。回去开始向内找:这也不是偶然的。我自身还有魔性,缺乏善心。于是,我在大门上写上:“民工同志们,请你不要把车子放在大门口,合作愉快,谢谢!”,自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挡过,我一出门,他们一边念一边称赞:“写得很客气,像个文明人。”我想起了师父讲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转法轮》)。
讲真象,救度众生,这是做最正,最好的事情,也是最伟大的事情。没有必要怕,怕的不是我们,而是邪恶,所以一定要堂堂正正。有一次,在一个楼上,我刚要把传单往门上放,门开了。一个中年男人问:“什么广告?”,我说:“关于生命健康的,看看有好处。”就递给他一张,他回屋看去了。正像师父所讲的那样,现在人们能听真象了,好多人渐渐明白了。所以我们更应去讲,不应“作茧自缚”。
几年来,我一直在讲真象,大街小巷,居民小区,田间……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正念越强,效果越好。警车从旁边过好像它也不存在一样,照讲不误。即使在中共的什么“节日”和“严打”的日子,也照讲不止。
我没有去过北京,和大陆许多优秀大法弟子比起来相差很远,感到执著心很多。但我坚信大法,坚信师父。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几年来我没出什么事。我想:一定要珍惜这万古机缘,助师正法,修去执著,完成史前大愿。
这不正是生命的真正意义吗?
层次所限,愿同修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