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走过前進路上的荆棘（上）
记得自己年幼时常做一个梦，总梦到一个同样的场景：见到自己仿佛站在白云间，周围远近视线所及都是一些白团团，把自己围在中间，那象“白棉花”似的大白球，双臂抱不下，有的好象在缓缓滚动。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梦却没有再现。
1990年在众人眼中一向文文静静、柔柔弱弱的我却自己丢开中学教师的铁饭碗，从一个边远的小县城独自去海南岛闯天涯。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说想不到，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不安分，反正冥冥中觉得人生不能这样度过。
直到1997年底我有幸得大法，我才终于知道自己找的是什么？当时真是手捧宝书，彻夜难眠、爱不释手，得法的喜悦无法用语言言表，心中所在的忧虑都一扫而光。那时我真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我从师父的讲法录音中我知道了德是一种白色物质，也才懂得了年幼时的那个梦，也才明白了人们对我所说的“福气”在哪里。
从1999年7.20至今，我坚修大法的信念一刻也未动摇过。我靠着对大法坚不可摧的正信，堂堂正正的走到今天，曾经被拘押、被劳教，但是任何环境下我没有说过、写过有违师父和大法的言辞；而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除了两个耳光，那些邪恶的毒手再没敢伸向我瘦弱的身躯。
回顾几年的历程，有欣慰，有遗憾；有经验，也有教训；虽然没有跌倒，却也有大的损失。然而追悔无用，只有加倍弥补。借明慧征集“正念正行征文”之际，作此文，也算是对自己7.20后走过的路作一小结，以“明析不足再精進”（《理智醒觉》）。
一、乌云压顶时
＊ 戴法轮章找同修
1999年8月我结束了异地的工作回到广州，原来的炼功点已找不到一个人了。我在此前只在广州呆过很短的时间，没有一个同修的电话。那时我就象一只离群的孤雁，得不到任何消息，心里很着急。我找出从前不怎么戴的法轮章戴在外衣上，希望有同修能看见；结果走街串巷，戴了几个月，也无人问津。最后还是师父慈悲安排，我在住处附近看见一个阿姨和我擦肩而过，我走过后才反应过来好象一起学过法，赶紧回头去追，结果在茫茫人海中她就将我这个“陌生人”带回了她家，这样我才结束了自己的孤雁生活。
＊ 留电话证实法，没有怕心
2000年的一天，我在广州一报纸上见到一则消息，报道广州某铁路集团公司党委办出了一本诽谤大法的书。我立即查找到该公司的地址给该党委写了一封信，结合自己的修炼告知他们真实情况，还说如果需要可以带他们走访自己认识的学员作实地调查，以帮助他们认清事实，最后留下自己的姓名、地址、BP机号码。结果寄出后是石沉大海。
＊ 上北京证实法，直面迫害不畏惧
2001年1月（年初三）我和一位同修从广州去北京证实法，那时正是“自焚”事件后几天，我们事先一点不知此事。下火车后我们顾不上吃一口饭就直奔天安门，到天安门时只见整个广场四周都围上了铁护栏，只留了几个出口，出口处有穿绿、蓝制服的两类警察把守着，感觉很森严。因为我们已是第二次上北京，已作了充分的准备，一点没怕，最后在广场中心对着天安门城楼顺利打开了横幅高喊“法轮大法好！还法轮大法清白！”
只可惜当时没想到奔跑，结果没喊几声，就不知从哪里飞快的有便衣冲到面前一把将横幅扯下，马上又有警察接应将我们带到广场附近的面包车上。同修被一恶警狠狠的从后踹了一脚，我的眼镜已被收走卸掉镜片后还给我一个空架。在那时，我们才听恶警们说到“自焚”的事，虽然很诧异，但我马上对他们说：“那绝不是法轮功学员干的！”在车上我给带我的那个警察讲真象时，另一个警察又上车来，到我前排座位上坐下，侧身向着我，恶狠狠的问我：“你在讲什么？你在讲什么？”一边说着一边举手想打我，车上那个警察说：“不要打她，让她讲。”那只举起的手就收起来了。
他们将我们带到天安门附近一派出所，当天抓到的同修共二十几人都关在一铁栏隔出的小屋中。一年轻女同修被用手铐铐在铁栏外，到了晚上6、7点钟，已铐了一天，这位同修要求上厕所，无人理睬，全体同修就齐声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窒息邪恶”。喊声震天动地，当时无一个警察敢進来制止。后来来了几个警察，同修们就跟他们论理，有个女警，盛气凌人，气焰更嚣张，我接过同修的话与她论理，几番之下，她看自己不是对手，后来气急败坏的指着我不知在对谁说：“这个人，一会给我好好招待她。”然后就灰溜溜的走了。晚8点左右他们把我们全体赶上了大客车，没人“好好招待”我。
到了目地地，下车一看，原来送到了怀柔看守所。進到院子里，全体同修站在寒风中，在凄冷的月光下，到处传来叫骂声，所有的同修都感受到了那个环境的邪恶。我听到与我同来的阿姨被抓去量血压，因血压高被强迫打针，阿姨不从，遭至恶警拳打脚踢，恶警一边打一边还叫喊着：“就要打你！就要打你！”我忍不住了，在黑暗中大喊一声“不准打人！”过了好一会，一个穿黄马甲的刑事犯才过来问：“刚才是谁在喊？”没有回答他。
此后几天在邪恶之徒的诱骗、暴打、电击、脱了衣服只穿一层内衣、赤脚踩在雪地里冷冻等酷刑折磨下，每天都有同修报出姓名、住址被当地驻京办接走，最后我们号8 个人，只剩下我和另一位大姐。
有一天，号里留下我独自一人时，我突然想：如果此时把我拉出去枪决，我的心可能都不会多跳一下。其实在这过程中不是自己有多勇敢，而是因不报姓名的同修除自己无一例外都遭受了酷刑折磨，看到同修们在酷刑下不向邪恶屈服的钢铁般的意志，从而更激励和鼓舞了我，产生出了坚定的力量和信心。
就在我已做好准备，進入绝食绝水的第五天，被无条件释放了。放人时，让我签名，在我预备签下自己的编号时，狱警让我签名字，我那时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反问他：“我什么时候告诉过你我的名字？”他们马上不耐烦的让我签了自己的编号。就这样，他们没有敢动我一掌，还给了我自由。我就这样堂堂正正的闯出了怀柔看守所这个名符其实的魔窟。
当我踩着积雪，走在清冷的大街上，看着那些远近的霓虹灯招牌，仿佛看到那歌舞升平的景象，想着狱中一墙之隔，却是天壤之别中同修们的受迫害的惨景，在狱中没有掉一滴泪的我，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泪水夺眶而出……
＊ 火车上讲真象
我独自踏上了归程。在火车上我一直想找机会揭露邪恶迫害，于是主动与下铺的人搭话。当他问我去北京干什么时，我告诉他自己是法轮功学员，刚从看守所放出来的实况。此言一出，震惊四座。因为那时我看到人们铺上铺下的报纸都是有关“自焚”的报道，我虽不知讲的啥，但我头脑很清醒，我严正的告诉他们：“这一定是一个阴谋！”我的话引来了更多的旅客，好象整个车厢的人都在朝这儿涌，整个通道被人群严严的堵住了。我听到一个男士在过道拥挤的人群中朝我高喊：“我最喜欢你们这个（法轮功）！”
讲了一会，我有点口干，就起身站在梯上从自己的铺上（上铺）拿水喝。就在此时我听到背后传来问话声：“谁是炼法轮功的？”我想起师父说过不要主动配合邪恶的话，就没吭声；他又问了一遍，我听到一个男士答道：“不知道。”后来就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估计是卖货的乘务员）：“是她。”接着有人拍了我一下说：“你是炼法轮功的吗？”我说：“是。”
我从上铺下来一看，是一个警长带着两人。他问哪些是我的行李，我指给他两个塑料袋，都是带在车上吃的食品，他说：“你没有别的包了吗？”我说：“没有。”因为我所有行李在看守所被没收，出来时除登记的钱物等无一样归还，有的同修钱被没收也不给收据。他让那两人查我的铺，找得很仔细，却一无所获。警长让我跟他走，我心里很坦然，一点也不怕。
警长一边走一边问我：“炼了多久了？”“三年多了。”又问：“好不好？”我理直气壮的说：“当然好！”走到乘务员休息室，他见没人，就对我说：“炼法轮功的也不怕，我知道你们是好人，但你不要在车上讲，否则我就把你逮起来。”我一听心里感到宽慰，对他点了点头。他说：“那你回去吧。”
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北京护法之行一路抛头露面，不躲不藏找机会讲真象，无惊无险，不仅顺利的回到家中，还赶上正常上班。
二、转折关头不畏惧，心系众生与大法
＊ 惊闻形势大变 一心去买书
记得1999年7月22日那天下午正好是我们学法小组的集体学法时间，在途中我又遇上一个同修，于是两人同往学法点走，到了点上阿姨家，却见一个人都没有，阿姨站在门口说：“已接到通知，不准学了（该同修是党员，已提前得到消息），下午3点钟电视要播实况，注意收看。”我一听就对与我同行的同修说：“走，我们快点去买书。”
其实我自己的书很全，但我想如果形势真的变了，以后书可能就难买了。顾不上回家，就与同修赶去一书摊，但一摸口袋，却只有十几元钱，只够买一本《转法轮》。当时看到还有《在新西兰法会上讲法》，因没带钱买不成，回家看了当天的电视，知道形势非常严峻。第二天我带上钱再去书摊时，书架上已见不到了，我一问，摊主说“没了。”我知道她是害怕收起来了，就说我昨天还来买过一本，她才相信我，悄悄给我拿出一本。这成为我买的最后一本大法书。
＊ 被非法抓捕之时
2001年10月我利用国庆假跨越千里回家乡讲真象，被受蒙蔽的一熟人举报而遭通缉，10月底在我回办公室时，我被老板在压力下出卖后被非法抓捕。我将他们送来的拘留证传真件撕了个粉碎，他们将我带出办公室时我就高喊“法轮大法好！乱抓乱捕大法弟子！”当时我就想尽全力呼喊，所以感觉自己的嗓音都变了。可惜路程太短，电梯里又没人，所以听到的人很少，来抓捕我的五个人一个都没敢吭声。
＊ 被送劳教踏入非自由门
在看守所邪恶要我作个所谓“转化的典范”，我说：“做梦！”因我拒不抄写邪恶所要的东西不签字，被非法判劳教三年。送劳教时，走出看守所的监号门，回头看着拥到门边相送的狱室的人，留给她们的最后一句话是：“记住啊，要做个好人！”我被送到劳教所，办完手续要由自由之地跨進非自由之门的那最后一刻，我对送我们来的女干警告别时说：“你遇到我们也是缘，你回去一定要看看《转法轮》。”
三、维护法，一点一滴不松懈
＊ 只准写“法轮功”
2001年底我在看守所，监号里的所谓“学习委员”有天登记全号人员的基本情况，要写每个人是什么原因入所的。写到我时，我听见她在问别人：“是写‘法轮功’？还是写×教？”我一听，对她严肃地说：“只准写‘法轮功’，否则我就给你撕了。”后来她写好后我问她，她说写的是“法轮功”，我不放心，亲自拿来看过，见她确实写的是“法轮功”。
＊ 不给邪恶之徒市场
在劳教所，一次新换的我的所谓包室干部叫我去做问话笔录，问话中两次说到“法轮功是×教”，我就严正的对她说：“如果你要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那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接下来，她果然就收敛了。由此她可能对我就有了一些了解。有一次，她查班时，抓到带我上厕所的一个包夹人员的差错，她想打这个包夹人，但当着我的面却不敢下手，就叫另一人将我带回班。我刚一转身，身后就传来清脆的几记耳光声，后来包夹哭丧着被打红的脸回来对我说：“你一走，她就打。她（指狱警）说，刚才有法轮功在我不打你，现在打你。”
＊ 离婚答辩状上的“特此更正”
第一次被抄家后，公安不准房东租房给我住，丈夫就觉得天都要塌了一般，面临居无定所，他让我在他和法轮功之间选其一。我告诉他我不会放弃修炼法轮功。丈夫说：“老婆你什么都好，就是学法轮功（不好）。”我说：“不对，是因为我学了法轮功，才什么都好。”
我被劳教后丈夫来探监对我说：“我等你到今年底（2002年），不转化就离婚。”我对他说：“你不用等，你永远等不到这一天。”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可以失去一切，但我绝不能失去大法。
2004年春丈夫再也等不下去了，向法院起诉离婚。我也理解他的想法，他一直想要一个孩子，可我却被关在劳教所，他觉得我不“转化”，以后就算有了孩子也没地方上学。真象资料他拒绝看，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自然不知道大法弟子走的是一条多么光明的路，也就看不到希望。所以我也同意离婚。在法院寄来的诉状中有“崇信××组织”之说。为此我在答辩状中写到：“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谨和严肃性，特对文中有关错误作如下更正：文中称本人崇信××组织。本人只是坚持修炼法轮功，而法轮功绝不是××组织，特此更正”。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