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魔难面前坚信师父、坚信大法
＊喜得大法、真心修炼
我是一九九八年四月份得法的，我之所以能得大法，还得从我婆婆那说起。我婆婆因有心绞痛、冠心病，住一个多月医院，好药用尽，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重。咱们是贫民百姓，住不起医院，就回家打针维持。后来，经我婆婆的大姐介绍学了法轮功，没用吃药、打针病情痊愈。我丈夫见这个功法这么好，想進一步了解，就到他大姨家把《转法轮》借来看，看后觉得很好，他不是为了治病，就是想修炼，从那以后就开始学炼法轮功。一个月后的一天，我突然腰疼，肚子疼，还呕吐，到医院去看，经过作B超，诊断是肾结石，已经1、2厘米，同时肾积水，怎么办？大夫说先点滴消炎，又抓了三付汤药，三付汤药就200多元钱，还有口服药，一周过去没有效果，就继续点滴，吃排石药，点了三十多个点滴，钱也没少花，仍然没有见效。后来我想我婆婆炼法轮功，没用吃药和打针，心脏病全都好了，我打针吃药也没好病，于是我想我也炼法轮功吧！就把药全部卖了，不吃药也不打针，开始学炼法轮功。按照《转法轮》里师父要求的去做。以前我抽烟、喝酒都会，自那以后，把烟酒全部都戒掉了，开始修炼，每天学法炼功。由于我是做小买卖的，每天起早贪黑，学法时间太少，我就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带，我从没有参加集体学法和炼功，也没有参加法会，是在家自学的，那时我根本不懂怎么修，就觉得老师讲的法好，尽量按照“真、善、忍”去做，卖货从不骗人，不缺斤少两，上货人家多找钱从来都不要，就告诉他我是学法轮功的，要不我不会这样做的。自打学炼法轮功到现在我从没吃过一片药，也没去过医院看病，根本就没有那个概念。
＊ 進京证实大法
一年多来，我觉得应该抽时间参加集体学法和炼功，所以我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集体炼功。可是没几天就是一九九九年的7.20，简直天塌一样，以江氏为首的邪恶集团，铺天盖地造谣宣传，恶毒攻击我师父，谩骂大法，打压开始。中央电视台播出栽赃陷害法轮功，给我们定为×教、取缔。我心就象撕裂一样的痛，那时因为我学法少，与功友切磋又少，对这事不得其解，难道按照“真、善、忍”做错了吗？没错，那为什么不让炼呢？虽然国家不让炼，但是这法对国家，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这么好的法他能叫人心向善，道德回升，不打人不骂人，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抽烟，不喝酒，不赌，不嫖，不干损人利己的事，处处为他人着想，这么好的法，我是不能扔，决心一修到底。
通过学习老师经文和网上资料，看到功友都能为师父，为大法受到不明之冤说句公道话。有的不顾自己的安危，甚至没有路费钱就步行進京上访。当时我们夫妻俩没有动，在家把“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的标语贴在大街小巷，把揭露邪恶谎言的真象做到千家万户，让百姓知道迫害法轮功是错的。读《严肃的教诲》后给我很大的触动，我想我也是大法中一粒子，而且受益匪浅，别的功友都能舍尽一切進京护法，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出来护法，证实法，洗去师父和大法的不白之冤？我们夫妻俩切磋，我们也该進京护法、证实法，说句心里话，告诉世人大法好。于是安排好家里的事，在2002年10月12日進京护法。因为法一天没正过来，我们就要继续护法、证实法。我们夫妻俩又于2002年10月19日为证实大法，彻底的放下人的执著，再次進京证实法，在天安门前打出“法轮大法好”、“真、善、忍”的横幅，高喊“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法轮大法好”等。被警察劫持后，由于我学法不透，没能识破邪恶的伪善，报了住址和姓名，送到佳市驻京办事处，几天后佳市永红分局和办事处把我接回，我面对很多的关要过，面对邪恶的“炼就判，不炼就回家”，还有亲人的哭闹，女儿给我跪下，求我要我说不炼了，回家自己偷着炼。因为他们也都知道这个法好。我在痛苦的思考中，用法来衡量，师父说：“一个修炼的人所经历的考验是常人无法承受的，所以在历史上能修成圆满的才寥寥无几。人就是人，关键时刻是很难放下人的观念的，但却总要找一些借口来说服自己。然而一个伟大的修炼者就是能在重大考验中，放下自我，以至一切常人的思想。”《位置》。于是我放下了名、利、情，不论多么艰难，我都要紧随师父坚修到底。之后被送進看守所。在那里我们抵制邪恶，集体绝食。七天提审问我炼不炼，炼就劳教三年。我没有被吓住，这么好的法不可能不炼，我也没有写保证。几个月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家。
＊讲真象，救众生
因为我们夫妻二次進京，再加上这次被非法关進看守所，已花光我仅存的一点积蓄还没够，回来后没有一点生活来源，还要供女儿上学，怎么办？我们夫妻一心站在法上，为了多一些时间助师正法，救度世人，讲真象，发正念，学法和炼功，没有再做买卖，就给饭店包饺子，只能挣四五百元，维持生活还得省吃俭用，算计花。女儿上高中是议价的，也不能因为没钱就不供女儿上学，这是当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孩子上学钱原本够用，都叫恶人迫害光了，后来功友帮忙，还不够，我就把耳环、戒指全卖了，给女儿上学。
我们在讲清真象、救度众生中与几个功友从来不分什么节假日、敏感日，没有那个概念。有时还面对面在街上给真象和光碟，还上偏远农村发真象资料。有一次和几个功友花150元钱打车去讲真象。还有一次我们决定明天坐长途汽车到农村去发真象。可是第二天下起大雨，我们几个都没因为下雨放下救度世人的念头，觉得再苦再难，也阻碍不了我们证实法、救度世人。冒雨踏上征程，到了我们预定的地点天已黑了，雨还是没有停，吃过晚饭，我们继续冒雨，踏着泥泞道路前行，我们走街串巷，一村又一村，边走边想，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邪恶也不配干扰，师父也会帮我们的。一会雨就会停。我们继续在漆黑泥泞的深夜里做着救度世人的事，不一会雨渐渐的停了，不但雨停了，天也晴了，一轮明月挂在天空给我们照亮。这一夜我们走完七、八个村子，天已亮了。我们艰辛万苦走了一夜，脚都走出了泡，鞋子也走破了，累得筋疲力尽，终于完成我们的心愿。
还有在我从看守所回来后，派出所打电话要与我见面，师父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没有和恶警见面，他们又逼我吊销户口，我开始时觉得有没有户口我也不在乎，后来用法来衡量，我不能听他们的就不再理他。还有办事处给我打电话，让我写个保证不炼，以后再也不找你了，法轮功与你毫无关系。我说这个法这么好，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怎么可能不炼，这我做不到。派出所、办事处、委员会多次上我家骚扰。
在2002年也是打春那天，被定为佳市大法周，友谊派出所警察上我家骚扰，当时我们五六个功友正准备出去挂横幅，突然敲门，并叫喊，不开门就把门砸开，砸了很久，我们只有静心发正念，不给邪恶开门，直到后半夜两点多钟恶人终于散了。由于我们不停的发正念，完全站在法上，没有怕心，邪恶不配干扰我们正法。我们出去把横幅挂到八楼顶上，桥上、树上，这次真是有惊无险。其实都是师父帮我们。恶警一连三天晚上在门外打电话之后敲门。
在2002年阴历6月17日那天，友谊派出所所长李成、刘殿龙领人到我家企图劫持我，因为我上班不在家，便抄了我家，简直就象土匪一样，把我家翻了底朝天，把我最珍贵的宝书和师父的像片，还有香和香炉全都拿走，把我丈夫和我的身份证也拿走了。我的身份证还给弄没了。而且押着我丈夫到处找我，我丈夫与他们周旋，运用智慧，我婆婆见此情景，想尽办法通知我，使我那次免遭邪恶的迫害。后来“十六大”听邻居说办事处又上我家骚扰，安排好几个低保监视我家，尽管这样也没能挡住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世人。
在2002年十二月十三日那天，是我母亲生日，我下班后，上街买东西，碰见两弟媳，就让她俩把东西捎去，我呆一会再去，因为那时我的时间很紧张，不想把时间浪费，回家学法、炼功。法也学完了，功也炼完了，穿上衣服正准备要走，警察突然敲门，我出不去了，家被警察包围了，我们夫妻俩都在家，没有给警察开门。当时屋里有不少真象资料，我俩把东西藏好，在屋立掌发正念，恶警见不给开门，就又继续砸门好长时间也没给开门，他们叫人取万能钥匙把门撬开，象强盗一样闯進十多个，把我家又翻了底朝天，没有翻到真象资料，它们说：这么长时间没开门是不是把东西全都烧了？我俩哪里舍得烧，那是大法弟子用自己的血汗钱制作的，用来救度世人的。问这问那，问电话为什么停了？我说这是我的权利和自由，难道这还犯法不成？他们说不是那个意思。他们把《转法轮》翻走，把我们绑架到友谊派出所，他们还继续在我家翻，连蹲坑，直到晚上再没翻出别的东西，只翻了几个大法好的不粘胶，问我说这是哪来的，我说我俩都被你们绑来，不知你们从哪弄来的，他们说还能陷害你，我说那没准，他们说承不承认都没有关系，还拿走我女儿攒的一角、二角、五角、一元的新钱200多元。过去有句话说贼不走空，他们比贼还贼，后来问我你就说不炼了，我说这个法这么好，跟他们洪法，他们不听，你说别的都没用，就说炼还是不炼，炼就送你。我没有被他们吓住，说炼！当晚就把我和我丈夫送到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们每天坚持学法、炼功，发正念，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20多天，于2003年1月6日给我们十二名大法弟子送往劳教所，邪恶之徒给我判了一年半。
＊在劳教所遭受迫害的日子
到劳教所的当天，邪恶的警察张晓丹、刘亚东在大队长何强的指使下，叫嚣不等他们过夜全都拿下，他们灭绝人性，不让说一句话，就象疯子一样。问一个大法弟子：你不转化了吗？怎么又来了？那大法弟子说：转错了。我叫你们转错了。恶警就连踢带打，把她拖到另一个屋去就背铐上了。剩下我们这些人脱光衣服检查，行动慢点就遭毒打，劈头盖脸的打，弄得我晕头转向。之后逼着我们写三书，不写就给大背铐，铐在床上，直到写了为止。当时我因为人心太重，有怕心，含泪违心的写下三书，做了大法弟子不应该做的事。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我和其他几个同修分到八中队，队长洪伟、蒋佳男、张艳，在那里我们过着非人的生活。不长时间又逼着我们填進级表，我们不填，也不指望他们减期，不填他们就打我们的同修，铐在暖气管上，我说填進级表不是自愿的吗？蒋佳男说：就强迫你们填也得填，不填也得填。后来的日月里，我们每天还是过着非人的生活，就连大小便都要受人限制，不管有没有必须三连网，有的实在憋不住拉裤子。
在2003年4月份，洪伟（中队长）又受所里和大队长何强指示，又强迫我们写五书，真是一波没平一波又起，我们的心里是紧崩着。全队除了转化的以外，全都过筛子，强行大背铐，逼着写所谓的‘五书’。还有在5月份，我们不配合邪恶，不写作业和周纪实，给我们严管体罚，坐小凳两个来月，无论天气多么的炎热，我们100来人在教室里坐着小凳，热得都喘不过气来，有的犯了心脏病。邪恶之徒让我们直流坐着，手放到膝盖上，不准闭眼，看诬蔑师父、诽谤大法的电视，有的同修坐得屁股都硌破了，腿都发软不听使。最后还是给我们大背铐，逼我们写作业和周纪实。
再就是2004年2月11日，还是我们不配合邪恶，不喊口号，不背警训，又被严管，坐小凳，看谤师父、谤法的录像，周围墙全都贴上骂师父的话，干警说不看的就出去喊口号，开始时我们大多数都觉得不能看，谁都不愿意看，剩下十多个继续坚持，后来我们互相切磋，这不是看不看的问题，邪恶就是钻我们的空子，拿这个威胁我们，她们十多个做的对，没有错，都准备继续抵制。
我当时还有一个考验，我即将到期回家，我应该怎么做呢？我想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是应该助师正法，救度世人，是我的责任和使命，在哪里都得证实法。也不能要回家了就怕加期，不参与证实法，什么时间回家是我师父说了算，因为我们是好人，这里是关犯人的，不是大法弟子呆的地方，又没犯法，凭什么把这些善良的百姓抓到这里来，把我们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能团圆？要全盘否定邪恶，不能听它们的命令和指使，所以决定和同修一起参加反迫害行列，就剩几个马上到期的，其余坚定的全都参加了。洪伟和孙立敏（教导员）气急败坏，让我们从早上6点多钟坐小凳直到晚上十多点钟，一动也不能动，中间只去一次厕所，不顺她们心就延长时间，加大迫害。后来，大家切磋，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全体一齐撕标语，就在20日的早上，洪伟值班，我们把标语撕下，光碟毁坏，赵丽霞见只剩一张一把撕下，洪伟就象疯了一样，扑向赵丽霞，我们护着，不让拉她，形成一个整体，他没拉动赵丽霞，又拉王玉洪，说是王玉洪领头，我们还是照样护着，使洪伟的阴谋没有得逞。最后一看不行，洪伟就向大队汇报，招集大批恶警，真是虎视眈眈，问谁领头，谁也不吱声，头一个拖王玉洪，张晓更，大家还是照样护着，他们用电棍电，拳打脚踢，让我们往墙上贴标语，不贴就拖出去铐上，等到孙立敏把我拉起问贴不贴，还没等我回答，就打了我两个耳光，我坚决的告诉她：不贴！她就一脚把我踹倒，连踢带打，拖到二寝，把我铐在床上，拖出二十多个全都铐在一寝，二寝，库房，连踢带打，用电棍电，同修张令德被电得满脸水泡，电得同修李素梅拉裤子里，他们真是惨无人道，人性全无，剩下十多个她们贴了，没给背铐。再后来，把我们全部归到教室大背铐在两张床架上。很多人都承受不了妥协了，王玉洪同修非常的坚定，被恶人铐了一个月零几天，在这期间她受的苦太多了，打开铐子一只胳膊失去知觉，成了半残废。
一转眼要到了非法劳教期满的日子了，洪伟，孙立敏又让我们签帮教协议，我们全都不签，不签就给我加倍加期，我们心里想你们说了不算，不承认，是师父说了算。她们一看没有得逞，，又给我们大背铐，在铐我们三人时，由于我正念强，再加上全体同修放下手里的活正念加持，没有扣上，又强行把手签字，它们有多么的卑鄙下流和无耻。
我于2004年5月从劳教所出来。依然坚持学法炼功、发正念、讲真象、助师正法。在我修炼的过程中也有不足之处，在今后的修炼中加倍弥补，紧跟师父正法進程，做好三件事，直至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