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发现,我在说“中共”一词时也有障碍。因为在恶党的文化中,只有“反华势力”才这样称呼它,(我此时才明白了为什么我的姐姐一看到材料上有“中共”,甚至有“中国大陆”这样的词时,就怀疑是从台湾来的)。可怜的中国人,向来是毕恭毕敬的叫它的全称的,有时前面还要带上漂亮的帽子,后边再穿上舒适的鞋。事实上,我不论是口头还是书面从未使用过“中共”这个词,尽管它只是个缩写。以至于当师父在法中已经定了它时,我仍感到涩口,莫名其妙的不自在,甚至感觉不好意思。
这表面上看似不大的事,清晰的折射出邪党文化的顽固烙印。学法时,我看到了师父讲的“中国大陆人讲话的用词、思维方式,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方式,都是中共灌输的那一套。”真是一语中地。
认清之后,便清理了这层东西。一天,我偶然注意到“徒”字的结构:双人旁加一个“走”。我豁然明白:原来为徒的就是跟着走。跟谁走啊?当然是跟师父走。而这形意的汉字是为大法的洪传、为正法而造的呀。神的用意已经不言自明了。再一次掂量“大法徒”三个字,重量和内涵让我感动不已。“跟着师父走”不就包含了“言师所言,行师所示”一层理吗?通俗的说,就是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师父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觉得用“应该”、“必须”这样的词都已经是有些许差距了:为徒的就那么做,没有如果,没有假设,没有为什么——因为理就是那样的,这是为徒的本份。
明白了这个理,回头再看那些具体的事,已有了全新的认识。我发现与那个变异的念头相对而言,我当初原以为的理性认识(即师父这样讲了,我们理所当然这样讲)其实只能说是一种比较理智的感性认识,我之所以说理智,是因为这认识本身是对的,而说它是感性认识,是因为对其更深层、实质的内涵并不清楚。而我思想中存在的那个变异念头更是让我羞愧不已。我知道了作为被师父恩泽造就的大法徒,除了不折不扣的跟着师父走,别无其它。我领悟到为徒者遵师言,是宇宙庄严的理。所有不正的念头和不顺畅的思维都必须得归正或清除——那都不是我们自己。
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讲到“如果真能破除后天形成的观念,返出人本性的看法来,那就是你来的那个地方。”我确信去掉被党文化变异了的观念,我现在的认识就是我来的那个地方,而本性的认识与带有观念的认识竟是如此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