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遇到警察盘问的时候
纽约是个国际大都市，曼哈顿更是从早到晚繁忙。纽约警察执勤，每天需要照看的事情方方面面很多，开出的各种罚单数量和金额也是很可观的，但并不是针对某个特定人群，更没有特意针对法轮功学员（否则他们自己就是违法的）。有些同修因为在曼哈顿讲真象时间比较久了，反而和警察彼此已经很熟，关系融洽友好。同修A几个月来也经常在曼哈顿讲真象，但这天在街头遇到的是一位陌生的警察——
同修A这天和同伴一起，开车来到曼哈顿的一个主要交通枢纽（Penn Station）。停下车，他们马上抓紧时间卸资料——不仅是因为时间宝贵，也是因为他们领教过纽约交通警开罚单的效率，吸取了以往的教训。然而，还是有一名警察径直走了过来：这里不能停留。
同修A边手脚麻利的继续卸车，边望着警察的眼睛：你知道法轮功吗？警察说：不知道，你们有许可吗？同修A从容、简洁的回答，语气诚恳：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利，我们可以待在这里；我们不准备放音乐，所以不需要许可。对不起，我不想吃停车罚单，所以得赶快卸完车。如果你还有其它问题，请等一下再问，好吗？
警察默许，走了。
同修B说：有理有据，态度中和，真好。的确，美国连小学生都知道行使宪法规定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受到保护的。但是根据当地法律，20个人以下在街头讲真象，不需要许可。如果需要放喇叭（音乐，扩音等），需要持“放音许可”（Sound Permit）。这个也要遵守。
同修C补充道：还有一些细节规定也需遵守，比如不妨碍交通和过往行人，不占据私家地面（道路两边的人行道路面，一般都是靠外半边为公众所有，靠内半边为店家所有）。
同修B说，对啊，但公园是个例外。虽然公园也是公共场所，但纽约的公园有另外的规则，属于不同的警察管理。
有人问同修A：后来车站的警察又回来找你了吗？
她微微一笑，说：他没回来找我，我去找他了。下午我看他还不回来，就围着车站找他。后来好不容易从另一名警察口中得知他在哪里，才找到他。我给他耐心、仔细的讲解了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真象、法轮功是什么，以及我们为什么来这里。他一直默默的听完，态度很好。
在场的同修听了很有同感：纽约的警察是民主国家的警察，他们被要求严格照章办事；作为美国人，他们也很重视照章办事。而且在纽约这个复杂繁忙的大都市，纽约警察的工作其实非常辛苦。如果我们做什么都从法律规定方面先搞清楚，遇到问题先从法律规定直接切入，平和的澄清事实，他们会感到我们是尊重和配合他们的工作的，那么与他们沟通起来就更容易，也更有理有据有效率。
同时，大法弟子也不能忘记，每个人群中都包含不同的个体，警察也是有的人善心大，容易接受真象，有的人观念强、个人执著大，接受起来需要有个过程，甚至障碍比较大的也会有。并不是由职业决定的，不是当了警察就理所当然的、百分之百的能在迫害真象前一下就正确摆放自己的位置。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出于对众生的慈悲，应该保持耐心、能够宽容。我们总是要以救度世人、证实大法为本。如果无形中变成证明自己如何正确，而且态度强硬，那么对方作为常人和警察，很容易被激发争斗心，也想证明自己有权威管你。
有同修还谈到，在中国大陆长大的人，饱受邪恶专制之苦。在中国大陆你无论干什么、走到哪里，到处都会遇到蛮横不讲理的人和明抢暗斗现象。大陆的警察现在更是很难区别于黑帮乱匪、流氓无赖。这些经历给人留下很深烙印，人们往往用无原则的忍耐和退让来保护自己；有些人因为个性等因素，也会形成逆反心理，带着比较激烈的心态对着干。可事实上呢，我们现在生活在西方文明社会，面对的也是民主国家的警察，而不再是中共的警察，所以心态上也应该调整过来，否则从小在正常社会生活的西方人很难理解，只会觉得你过激、不讲理。个别外地同修遇到的情况中，可能就存在上述这些因素。多年来，师父一再要求大法弟子要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去修炼，我们的正念正行是在社会上、在世人面前做的，那么就应该注意了解和符合西方正常社会的规律，用正面的方式帮助自由社会的人尽快理解我们。
接下来同修D也讲了一个故事：西方自由社会很稳定有序，西方人也习惯于讲规则、照章行事。纽约的规定的确很多，要讲真象，事先熟悉当地法律很重要。有一天几个台湾学员不了解公园的规定，结果在某某公园放音乐集体炼功，被公园警察开了罚单。因为他们从外国来，我是本地的，就在罚单上留下了我的姓名和地址以便警察联系。按照罚单规定，如果被开罚单者有异议，可以到法庭申诉，如果法官认为你的陈述有理，可以减免处罚，所以我就去了法庭。在法庭上，我对法官和所有旁听的人坦然讲述了大法真象、法轮功受迫害真象，等等。听完之后，法官说我讲的好……。
说这个故事的时候，D同修面带微笑，没有不平、委屈或者其它的负面情绪。听到此，大家也都会心的笑了，点头称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