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张晶艳在劳教所和精神病院遭迫害事实

云南省检察院：

我叫张晶艳，是云南石安有限公司的职工。因为我坚持修炼法轮大法，99年7.20以来遭到不法分子的迫害，2002年非法判我一年劳教，2003年又把我强行送進云南省精神病院迫害，为此家庭破裂，使我的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在 “以法治国”、“人权最好时期”的中国大地演出了一幕幕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悲剧，我就是其中的一名被迫害者。

2002年2月27日中午，我在昆明“五0二”高新科技工业生活小区向世人发放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真相材料，被当地公安非法绑架，并强行绑架着我去抄家，到达单位住宅时，警察粗野的把我推下警车，单位经理朱某某看见警察带着我上楼，他也跟着上来，公安用非法从我身上搜到的钥匙开了家门，当时家中只13岁的女儿一人在家。

当警察向单位经理讲了我发真相资料的事后，说要搜家，经理就用手机叫来了单位610人员付能喜（音）、伍学（音）和单位收费站的两名副站长。付能喜威胁要我交出资料，并说：“象你们这些炼法轮功的人都应该统统杀掉。”警察问我“资料放在哪里？”我说：“没有资料。”警察就搜客厅，没找到；去搜卧室，门锁着，要我开门，我说：“没钥匙。”这时我婆婆（非法轮功学员）回来了，警察就强行叫婆婆开了她的卧室，他们進去也没搜到什么，有个警察到厨房拿了把菜刀砸碎了小卧室门上的玻璃，另一个警察用脚踢开了大卧室的门，这时单位经理实在看不下去说：“你们这样做太过分了吧！我们的职工（我的丈夫）都没有回来呢！”警察却说：“我们的忍耐是有限的。”我女儿说了句：“你们凭什么这样做？”警察说：“不服气，连你一起抓走。”我说：“她还是个学生，才13岁，你们凭什么无故抓人。”警察们闯進房间，翻箱倒柜，一片狼藉，也没搜到资料，这时丈夫（非法轮功学员）回来了，他们又追问丈夫资料放在什么地方，丈夫说不知道。最后，警察没办法，叫我收拾几件衣服后，当天将我关進了昆明市第二看守所。

在看守所，警察指派同监室其她犯人监视我干苦役，每天捡豆子或辣椒，一天要捡2-3袋（每袋25-50公斤），十几个人在狭小的监室内捡，又灰又呛，不停的咳嗽、流鼻涕、流眼泪，时间一长，双手指甲都烂了，直往外流血，辣椒粉末進入伤口，钻心的疼痛，也不得休息，动作慢了还不行，整天蹲着不准坐下，时间长了，我的大腿双侧都起了血泡，就是这样，还经常受到谩骂、侮辱。晚上要我睡在水泥地板上的马桶旁边，盖的是又脏、又臭的被子，每天用冷水洗澡（热水每周一小桶，两个人用），一天两餐，米饭里沙子、老鼠屎混杂，吃的是清水煮菜，里面卖的东西价钱高出市场价的一倍多。

2002年3月8日，我被非法关押22天后，被判一年劳教送到昆明大板桥云南省女子劳教所。到劳教所三大队的当天，一名叫张莉的警察和一个吸毒劳教人员把我带到三楼一间空房中，强迫我脱掉衣服，要一丝不挂的我分开两腿，用手抱头快速做下蹲运动，每分钟必须做100个，她俩用码表记时，极大的侮辱了我的人格。下年4时又把我送到一大队，進强化洗脑班，每天强迫我们看攻击、诽谤法轮功的录像，并由5-6个所谓“转化”学员轮流做转化工作，威胁、逼迫我转化，我说：“我们修炼真、善、忍做好人，要往哪里转，是不是要转去做坏人？”因我不转化，两个星期后将我送到三大队集训组，在集训组每天要干10多个小时的手工活，由于长期久坐，臀部肌肉都发生了萎缩，由于我仍不转化，四月又将我送到新入所的劳教人员“军训队”，每天在烈日下操练10多个小时，使我的脸部皮肤得了“日晒性皮炎”。

在省女子劳教所，管教干部或指使其他劳教人员打骂法轮功学员是常事，有一天，我收工回到宿舍，看见管教干部指使其他劳教人员毒打法轮功学员，几个管教干部在一旁围着看，对此邪恶行经，我们全体未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以绝食進行抗议，警察把我们分别单独关押起来，有的被野蛮插胃管灌食。后来，我被再次送到一大队洗脑班，每天被恶警、“犹大”们折磨得吃不進饭，睡不好觉，短时间内我的体重就下降了10多公斤，我在神智不清的情况下写了“转化书”，但因为写的认识不符合恶警要求，我又被送回三大队菜地组，在菜地组分配我干最苦最累的活（桃大粪、推重车、挖地），直到被释放。

2003年3月我被延期5天后回到单位，单位又安排丈夫“陪”我，每天寸步不离，不准我随便走动，两个月后单位安排我到收费站上班，不到半个月，单位让丈夫拿来“转化”书及单位叫丈夫签字的负责监控我的文件，要我签字，我没有签，单位同事杨××拿来“包保责任书”要我签字，都被我拒绝了。单位610人员，副经理汪洪、指导员李朝鲜三番五次的找我“谈话”，威逼我转化，由于我坚持信仰，单位就让我下了岗，只发生活费。丈夫在单位的高压下，请来了一些亲戚住在家里看着我，同时单位还派了几名职工24小时对我進行监控。为抵制单位随意侵犯人权、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违法行为，2003年7月，我准备离家出走，单位610人员李朝鲜、汪洪、曹得辉等人和丈夫将我劫持，强行推進警车，把我送進了云南省精神病院。

在精神病院，我对主治医师张洪喜、孟某某说：“我没病，我不住院，我是被迫害的”。但是，他们却要我放弃修炼法轮功，我不从，他们就强迫我服“博乐新胶囊”和一种黄色药片（药名不清），每次服药时护士都要守在旁边，直到我服药后，她要我张口检查完才肯离开。服药后，我出现了昏睡、胃痛、呕吐、全身骨头疼痛、四肢麻木和情绪急躁、恐惧等症状，他们还不断的给我抽血“化验”……。一个月后单位领导来医院要我放弃修炼，我说：“我没病，我要回家”，他们不同意。主治医师查病房时，我又提出要出院，医生说：“我们也没办法，是单位要你住的”。一个多月中，在我不断的强烈要求和抵制下，医院才让我出了院，这次住院费花了8000多元。

丈夫在遭受一系列的牵连和打击后，精神几乎崩溃了，最终他离我而去，一个本来很和睦美满的家庭硬是被这场迫害给拆散了。至今我仍然不断受到当地派出所、单位不法分子的监控和骚扰。我修炼真善忍做好人到底有何错？为何要遭这样的迫害？在这场迫害中，各级领导、公安干警、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们，你们的良知哪里去了？法轮功学员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也应该有做人的尊严和人格，也应该享有《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要求检察机关对以上事实進行调查，追究有关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赔偿对我造成的精神和经济损失。

张晶艳
200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