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执著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很早就被骗去劳教,后期师父经文我都没有看到,由于悟性差,一直处于个人修炼状态,其实真正的基点还不是在法上。被邪恶钻了空子还总以为是个人过关,所以一直是消极承受,而没有去做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在那里,我真正感受到师父讲的“邪恶势力的黑窝”的涵义,我想,用人的语言也无法形容那里恶警的邪恶。但是前期我却以做好人为由做给恶警看,让她们看到我们的好,却无形中在纵容、顺从她们。
在那里,大法弟子只要一炼功、背法、喊口号“法轮大法好”、绝食,恶警马上把大法弟子抓走,关進禁闭室或一间屋子里進行毒打,有的把屁股都打烂了,有的双手铐在禁闭室楼梯扶手上,不转化就不放下来,有的关進禁闭室把灯一关,只有几平米的小屋一团漆黑,一点气不透,有一个大法弟子差点成精神病。先前大法弟子有的竟一次被恶警用五个电棍同时电,有的双手吊起来打,多少天也不把人放下来。山东德州华鲁电厂的大法弟子于莲春就是活活被折磨死的,恶警胡言说是自杀,据说于莲春死后,恶警让其亲属签字,没人签,就把她女儿强行送王村劳教所。杨玉荣(年龄、地址不详)被折磨的精神失常,尹××被逼疯,徐桂芹被恶警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回家后精神逐步失常,第九天即2002年12月10日去世,还有一大法弟子也被折磨成精神病。
恶警自知自己动摇不了大法弟子,就派犹大去犯罪,犹大把对师父、对大法的恨转到坚修弟子身上,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对坚修弟子人格、尊严、人身進行攻击,对师父、对大法進行谩骂,什么难听说什么,就曾经有一群犹大来打我,一个脱下鞋来打我的脸,一个打头,两个人架着我,另一个捶我的胸、踹我的腰,有好几次我倒在地上爬不起来,几乎要晕过去。犹大还给恶警借来电棍想电我,但没找到机会,晚上不让我睡觉,不能坐着,必须站着,她们写好“决裂书”“悔过书”,好几个人强按住我的手按手印,恶警也逼我按手印。他们天天做工作就是骂师父、骂大法、打骂大法弟子,看反面教材、录象,天天如此。我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没有走过来。
那段时间,可以用“煎熬”两个字来形容,每天十二、三个小时的工作量,洗刷时间只有五分钟,偶尔十分钟,如果干活延长到晚上十一、二点钟,洗刷时间就没有了。只要在屋里先把衣服泡上,犹大看见马上去报告,老太太累了在床上盘腿休息,都不行。每个屋里包括车间都按有监控器,监控大法弟子的举动,厕所没有监控器,恶警就专门派人整晚上呆在厕所里盯着上厕所的弟子。还设有意见箱,有“心语轩”屋(找恶警谈心、说心里话)。这样的把戏只能哄小孩。每天长时间的劳动,恶警还不满足,强定劳动任务,超额完成任务的有奖励和减期,没完成就加期,但最后只见罚加期,而从没见谁得过劳教减期。半年、年底总结减期只是给犹大们减,而大法弟子是轮不上的。干这样劳累的活,每天吃的只是白菜、萝卜,有时菜里的肉还是臭肉,换个其他菜就是改善伙食了。
每当过节演节目时,恶警如果演节目,那就是赞美自己。劳教所里经常“请来”一些什么人,还有和尚,来讲攻击、污蔑大法的事,有坚定大法弟子站起来维护大法,恶警和犹大赶紧把大法弟子架走,关進禁闭室就一顿揍。在车间,恶警谩骂大法时,有大法弟子抵制,恶警就以自己的身份威胁,不让大法弟子说话,说什么“这里不是你说话的地方”。
有的误入歧途的大法弟子认识到自己错了,又写严正声明说继续修炼,恶警马上对该大法弟子進行更残酷的精神、肉体上的折磨。每转化一个,恶警还要说是自愿转化的,还得感谢她们,要不然就说是假转,继续折磨。恶警之所以这么卖力的做转化,是与她们的工资、奖金、职称等相挂钩的,转化率的多少表明她们的成绩。后期進去的大法弟子绝大多数已不配合恶警。
那些不妥协的大法弟子被家属接见是很难的,很多时候恶警不让见。大法弟子写的信被私自拆开偷看,我有时写给家里的信和家里写给我的信,就没收到,不止一封。
宿舍里连放针线的地方也没有,隔不几天,恶警就以检查卫生为由满屋搜,连枕头包、褥子底下都搜。其实她们真正要查的是经文,一旦查出,马上对该大法弟子严管迫害并加期。
我出狱后,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使我更加清醒,更加理智,更感到时间的紧迫,有那么多世人需要我去救度,有那么多被谎言蒙骗的世人需要我去讲清真象,这也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我会放下包袱,真正的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把自己溶入到正法洪流中去,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