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农妇被迫害的旧病复发,全家不得安宁

【明慧网2004年6月7日】我是河北法轮功学员,1997年5月份得法,现年55岁。得法前,因身体不适,曾到过几家医院检查,查出:低血压、贫血、心慌、失眠、慢性肠胃炎、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等病,那时我浑身疼得走路一拐一拐的,很困难。医生说,现在有许多病没有根治的办法,被认为是死不了的“癌症”,就是天天药不离身,被药刺激的见饭就恶心,一天也吃不了一顿饭的东西,面黄肌瘦,整天愁眉苦脸,被病折磨的苦不堪言。当时我家里经济困难,只靠丈夫一人挣点工资,供儿子上大学,大女儿上中专,小女儿上初中。每年我看病花好多钱,病不但没好转,还越来越重。心里经常想,如果丧失了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就不想活了。

这时,我有缘得了大法,借了一本《转法轮》看了一遍,自己文化低,有的字不认识,只知道是一本教人做好人的宝书。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无神论”者,对气功头脑里是一片空白。五月份的一天,中午吃完药,打听着哪有炼功点,自己什么都不懂,只觉得感觉非常好,身体特别舒服,人家炼完功我也回家,一走路腿也不疼了,一進家门丈夫和女儿吃惊地看着我,神了,怎么走路不拐了?他们高兴得每天吃完饭,就催我去炼功,炼功第一天晚上我就停了药,心想我可找到了好功法了,到现在6年多没花过一分钱的药费,什么病都没了,原来体重90来斤,现在120来斤,想起这些,眼泪不停地往下流,对恩师的感激之情没法言表,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真好!

当家人、亲朋好友都为我高兴的时候,江泽民下令迫害法轮功。一时间,邪恶铺天盖地,欢乐的气氛变得阴云恐怖,世人被谎言欺骗,常人一帮哄,社会压力很大,亲人孩子们都怕受连累,社会上流传家里有一个炼法轮功的,上班的开除,孩子不让上学,收回本人的责任田等等,我这样一个受益的普通炼功人竟成了被打击的敌人。

7月19日,我因進京证实大法,从市里被截回来,被抓進洗脑班,关了4天,才放回家。

11月份的一天,我被抓到乡派出所4天。天气很冷,铺点玉米桔睡觉,不让吃饱饭,还扬言要将我游街、劳教,最后罚款700元才放回家。

2001年农历四月份,我因進京证实大法被抓,被带到驻京办事处,和易县的一位老太太(大法弟子)关在一间房里,我俩在一起坐着。等着县公安局的车拉回去。下午两点来钟,易县的两个恶警一進屋,污言秽语诽谤师父,我说了一句:你们骂什么街?一个恶警上来揪住我的头发,揪到地上狂喊:“骂你,还打你呢”。边骂边用皮鞋踢,两个恶警轮流着打。其中一个不解气,还脱下一只皮鞋打,狂叫:“象你这样的应该用刀剁成三截,从三层楼上扔下去”。打得我天眩地转。不知什么时候,進来一人说,谁打人了记下他们的名字,当时我倒在地上,手、脑袋都起了大包。两个恶警不承认说:谁打她了,没人打她。不知什么时候两个恶警溜走了。驻京办事处记上了他们的名字。

天黑了,县公安局的车到了,小王乡副乡长代朋伟等三人,把我从地上扶起来,连骗带吓唬说:我们接你回家,不然就打死你了,我不回去,我必须知道打我的人的名字。代说:我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实在不回去,我回去就把你上班的女儿给开除了。就这样他们硬把我拉回了拘留所,回来以后打的我头脑不清、头痛的吃不了饭,睡不了觉,心脏也不好,最后连话都说不了,公安局怕有生命危险,担责任。当时家里人急的不行找他们,他们让家人拿1000元钱,回家后又逼着家人替写保证书

一个月以后,农历五月初,一天凌晨3点左右,代朋伟又带几个人闯進我家,骗家人说,带她到乡里去,对照一个问题。小女儿被惊醒,抱着我大哭,我说你告诉我们打我的人的姓名,我到现在还没好,头疼、失眠。他不说,还说你想干什么,去一趟马上送你回来。这样我又被抓進洗脑班。当时他们抓了很多大法弟子,都被关在一间房子里,大小便在屋里。我在大小便的门口睡觉,熏得我睡不着觉,吃不了饭,他们还说我故意捣乱。据说抓我想让我游街,游四天街,用绳子捆着,勒着嘴喊“法轮大法好”,还戴上手铐。后因我的身体状况不好,没让我游街。乡里每天都逼大法弟子的家属们交钱、录像、写保证书,逼着家人打骂大法弟子。

当时,因失眠我要求有个安定的环境睡觉,他们要我和值班人一屋睡,还是睡不着,闹得值班人休息不了,就逼我到县中医院治病,我没住院回了家。他们暗中派人监视,三天后,洗脑班的王庆发到我家说,你为什么不住院?你拿出10,000押金,可以保外就医,要不就回洗脑班。当时正是收麦期间,家里的麦子也顾不上收,孩子上学借了很多钱,实在拿不出10,000元,他们又把我抓回了洗脑班。他们劝我:你这老太太录个像,写个保证,回家养病多好。我说,录什么像,写什么保证,我修“真、善、忍”哪不对?第一,我不会骂街;第二我不会说谎话。他们没话答复。经大法弟子讲真象,有的值班人私下说,这样好的功法,国家为什么不让炼?他们看到大法弟子在转化班里,学法炼功也不说什么了。几天后,家人见我一直睡不了觉,请了政法委书记和洗脑班负责人在饭店吃喝,还得找有流氓色彩的人陪着,最后交了2000元钱才放我回家。

几天后,代朋伟又带着十几个人拿着木棍来抄我家,搬走电视和洗衣机,又强行把我抓到了洗脑班,代朋伟二话没说,放下我开车就跑了。洗脑班的人都不知道为什么抓我来?原来罚的钱乡里一分钱没捞着。家里没钱了,他们从丈夫的工资中扣了800元钱。没办法家人请乡里的干部吃喝,连他们饭店的帐共花了一千多元。难怪社会上流传着顺口溜:抓了放,放了抓,不抓不放没钱花。

那时,我被恶警打的一度精神失常、失眠、心悸、干不了活。地里长了草,小女儿经常哭的上不了学。一个多月進出四次洗脑班,孩子们上学借的债,又加上罚款造成的困难,家人对我是又气又恨又心疼。丈夫脾气急,经常愁的没办法,有时还打骂我,不几天洗脑班的王庆发和另一人到我家吃喝后说,不录个像不行。我说我修“真、善、忍”没错。他们说:你还按“真、善、忍”做人吧,不认可什么,可以不说什么,不录像你小女儿就别上高中。这样逼着我录了像,他们还编了一份保证书,要了50元钱,王庆发还借了家里三十元钱,只字不提。那些日子,我不知道怎么活的,几次想离家出走,为什么修“真、善、忍”做好人的人,遭受如此不公?

[编者注]署名的严正声明将分类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