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大法弟子遭受骚扰迫害的经历
99年7.20江氏开始镇压法轮功，各种宣传媒体撒着弥天大谎大肆诬蔑法轮功，我心中无比难过。因为我亲身受益。而且大法师父对学员有严格要求：无论在社会上、在家庭中都要做个好人，只做好事不做坏事。《转法轮》第七讲特别强调炼功人不能杀生，杀生就会造很大的业。自杀也是有罪的。怎么可能象电视宣传的那样自焚、而且还要杀父母、杀妻儿呢？当电视上播放这些新闻时，很多看过《转法轮》的人都知道是在造假和陷害。
于是我决定到北京上访，去把真实情况说出来，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
2000年3月26日，我坐上了去北京的直快列车。到北京以后，我到处找信访办，都说搬家了。为了避免法轮功上访，搬到哪去北京人也不知道。旅社也被通知不准留法轮功的人居住，否则他们要被高额罚款。找了几天，为了不牵连旅社，我只好到天安门喊“法轮大法好”。不到一分钟，周围便迅速地跑来一群便衣，对着我们法轮功学员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有的被几耳光打去后，半边脸肿了起来，眼睛立刻充血。有的被打翻在地。我被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一脚朝我腰部踢来，我当时就爬不起来了。最后我们被带到本地驻京办事处。三天后被送回当地拘留所，后来又接着送洗脑班。
洗脑班期间，维稳办（即610办公室）隔几天就来一次逼写认识、不准炼功。我说炼法轮功后几十年治不好的病都好了，教人做好人有什么不好，错在哪里？硬要逼着做违背良心的事？洗脑班的一个陈姓女工作人员说话蛮横，她说：“共产党不准炼就不准炼，要炼就是反对共产党，就要坐牢、判刑，你家房子不准住，生意不准做。”他们就这样威逼不准炼法轮功。搞得家人替我随时提心吊胆，一直持续了几个月。最后由公安局一科和派出所上门来逼我写“三书”，否则就不放过。但我绝不屈服，决不干不讲良心，不讲道德，大逆不道的事。
2001年4月24日早晨8点钟，突然闯进几个人叫收拾行李跟他们走，说要办“学习班”。实际上是软禁，因为第二天是“4.25”，他们害怕这个日子。更恶毒的是：4月30的那天（农历4月初8），岳彩琦等人把我们五位同修送到中八劳教所和贵州女子劳教所劳教。同年7月24日，公安一科副科长李林带着张健等来我家，没出示任何证件就抄家，把炼功带和录音机、垫子拿走，还要抓人。我为了抵制迫害，就离开了家。他们威胁家人要把我交出来，否则就发通缉令抓我。爱人问他们我犯了什么法？他们说不出来，就胡乱扯。我流离失所之后，他们就在我家附近蹲坑、吊线，监控电话。两个多月后，监听到我在亲戚家，吕咏梅、岳彩琦和另外两人未出示任何手续就把我抓来关进第一看守所。2002年元月十七日晚上九点钟，他们又来敲门，我们全家都知道麻烦来了，用正念抵制迫害，不开门。
2002年腊月二十四日晚上七、八点钟，派出所恶警来打门，我坚决抵制不开门。后来，公安局一科的李林、张健带领几个人也来了，把我的居住处团团围住，两个协勤人员把我爱人反背着手推拉进车里带他到派出所，逼他交人，又对我儿子进行威胁和欺骗。恶人们来打门。李林用竹杆敲打窗子，吓得我才三个月的小孙女睡在床上直哭，左邻右舍都来看热闹。大家心里明白这伙人在做的一切。一直折腾几个小时才走。四年来他们一直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进行了无数回的骚扰。
江泽民为了迫害法轮功，把国家财力、物力用来武装贵州中八劳教所，专门用一个大队来对付法轮功学员。他们用肉体和精神双重摧残的方式残酷虐待大法弟子，企图把大法弟子转化成和他们一样“假恶斗”的同类，从根本上毁灭人类。
目前国外有六十多个国家有人修炼法轮大法，各国政府都拥护支持，李洪志师父连续三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法轮功在世界上已获得一千多项褒奖。法轮大法在世界的广泛洪扬，给世人带来了无限美好。但在中国大陆却受到江氏一伙的迫害和镇压，特别在江泽民“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密令下，大法弟子承受了异乎寻常的迫害，但都没能改变他（她）们对大法的坚定信念。不久的将来，一切真象都将大白于天下。为了你生命未来的美好，请来了解真象，用你的良知善念和我们一起结束这场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