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留学生刘锋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经历
刚到爱尔兰时，有一次在超市买东西时偶然遇到一位从中国来的在DCU读书的留学生，那时是1998年的夏天，当时在爱尔兰的中国留学生还很少，我们简单的互相问候、聊了一下，在这之后，我们就经常通电话。有一次，她请我到她家做客，饭后闲聊时说起了她的一个朋友的故事，她告诉我说她现在住的就是她那个朋友的房间，因为她那个朋友去参加一个交流会了；我接着又好奇的问是什么交流会呀？她也说不清楚，说着，起身找出了一本蓝色封皮的书，说：看就是这个。当时，我也没太留意，就这样过去了.那天临走时，我向她借了录音机好用来学习英语，后来有一次我听音乐时，才发现卡座里面已经有一盘录音带了，我索性播放了那盘带子，带子上的音乐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与众不同，仿佛把我带到了另一个世界，是那么的幽静，那么的祥和，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我听着入了迷，当音乐停止时，我仿佛是做了一场梦，仿佛从另一个美妙的地方回来似的，还有点缓不过来神儿。
到1998年底时，她已完成了学业，而且，移民去加拿大的手续也都已办好了，就在她即将去加拿大的前一天晚上，她又邀请了我到她家聚一下，我见到了她的那个朋友戴冬雪，那天晚上临走时，戴冬雪送给我了一本《转法轮》，我清楚的记得，那本书是装在一个大信封里，而且就是那天收到的，刚刚从中国寄来的，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看到了《转法轮》，当天晚上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可是书上的内容却吸引了我，我一下看到了第五讲，再后来就看不懂了。就是这天晚上，我解开了那段美妙音乐的谜，原来那就是法轮大法的音乐，也就是这天晚上，我认识了在爱尔兰的同修戴冬雪，也就是从这天晚上开始，幸运的我开始了我的学法、修炼法轮大法之路。
平时我都忙着学习，所以，只是在周六或周日到MERRION SQUARE去和大家集体炼功、交流，平日里，只要我一有时间就会看《转法轮》及李洪志师父的所有的著作，书里那博大、深奥的法理深深的吸引着我；到了1999年4月时，我又认识了来自中国清华大学的研究生赵明，他就读于TRINITY COLLEGE DUBLIN.我们两个很谈得来，很快我们成了好朋友，有空时我们就会在一起学法、交流。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我的人生观、世界观、身心都有着明显的变化。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幸福。
记得是在1999年7月20日那时开始，在学校上网时经常能够在明慧网上看到国内的法轮功学员因为到天安门上访而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当时我还只是刚刚入门，面对这样的残酷迫害和镇压我不知所措，头脑里一片空白。但是，当我翻开《转法轮》时，里面的字字句句都是明明白白的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我心里想这一定是政府搞错了，我要通过我的经历让国家领导人重新了解法轮功。于是，我就趁1999年圣诞假期回家探亲时去了北京，因为我需要在北京转机才能回到我的家乡——大连。1999年12月15日我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这里所发生的一幕幕使我惊恐万分，我亲眼看到只要是为法轮功来上访的，只要是在天安门广场炼功的，只要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展开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橫幅，或者，在你被问到是否炼法轮功时只要回答“是”，都会立即被便衣警察流氓式的殴打、疯狂的抓捕，然后，立即就会有警车带走，其场景令人十分恐惧。
当我看到这一切时，我心里想要是直接去天安门、信访办那后果就是被抓，可我来的目地是要向国家领导人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朱镕基总理，希望国家领导人能够重新审视法轮功的问题，可我又担心这封饱含我心声的信没等到朱总理手里就被那帮流氓毁掉了，于是12月16日上午我叫了出租车直接来到了总理府，当那个出租车司机听说我是去给总理送信而且是关于法轮功的事时就没敢把车停到总理府的正门前，而是停到了距总理府正门约不到100米处。
下车后，马路两侧的人很少，车也很少，只能看到，两、三个一伙的人在原地窥视着周围的动静，气氛十分恐怖。我向前走着，就在离总理府正门不到20米处，突然一个身穿黑色大衣的中年男子叫住了我，盯着我便问，这边不让走，你来这儿干什么？我镇定的回答道，我有封信要给总理。他又问什么信？我答道，是关于法轮功的。这句话仿佛触动了他，他猛的夺过我手里的信，这时又有三四个穿便衣的警察不知何时从哪里窜了上来围住了我，接着那家伙说那我给你找个地儿反映情况吧，然后那人用对讲机说了些什么后，很快就看到从这条马路的尽头有一辆警车快速的开来，然后就把我劫持到了一个派出所，车开了没多会儿就到了，可见这个派出所距总理府不是很远。
一進到里面，他们就让我靠墙站好，然后，强行的搜了身，夺走了我的包和随身的所有财物，当其中的一名民警要拆开信看时，我说那是给总理写的信你无权看，而他却当着我的面看了信，接着他们给我做了笔录，笔录中他们看到了我的护照知道我是国外回来的就问，是谁派我来的？到了北京后又是谁接洽的？等等之类的问题，很是荒谬。我说我们没有组织，没有人派我来，也没有人接洽我，我只是想通过我个人的经历说明一下法轮功的事实，希望国家领导人能重新认识一下法轮功。笔录过后，他们把我关進了派出所后院的一个笼子里，（三面是墙，前面是铁栏杆）和我关在一起的还有一名妇女。当时的北京特别冷，就这样他们把我从上午十一点左右一直关到了下午四点多，中间没有任何人给过我任何食物或让我上厕所。那一天我浑身都冻麻木了。直到那些警察快下班时，他们把我和那名妇女按到一辆警车的后备箱里，用一副手铐连着我的一只手和车窗的护栏，用另一副手铐铐着我的另一只手和那名妇女。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派出所的人把我们送到了北京东城区看守所。刚一進看守所，负责检查的警察就强行的脱光了我所有的衣服，让我换上监号服，然后把我送到了一个监区。刚一進门，那些在押的犯人就群起虎视眈眈得向我逼来，问我是为什么進来的，我说是炼法轮功的，然后，他们就让我跪下和那个牢头说话，就当我说不跪时，他们仿佛早有准备似的凶狠的熟练的用拳脚向我的头部、胸部击来，我眼前一片眩晕，我被他们重重的打倒在地时他们还不停手，直到听到监区走廊里管教警察的声音问怎么回事时，他们才停止了这种粗暴野蛮的行为。我想站起来去揭发这帮坏蛋，可是我已无力站起来，而且我的眼睛由于脸部及额头肿胀的十分厉害，我已经很难睁开眼看到东西了，所以也没看到那个警察的模样。当时大约是已经六点多了，而我已经一天没有進水和食物了，我很冷，即使这样我还是被两个犯人在牢头的指示下拖進了厕所，被强行的洗了冷水澡，我浑身已没有一点力气被拖到监室的一个角落里由两个犯人看着，就这样我颤抖的昏睡了过去。
在看守所里只允许穿单薄的号服，除此以外就连内衣内裤都不允许穿，而且还要开窗保持通风。大概是晚上十二点多的时候，我在昏晕中被叫醒，然后被戴上了手铐带到了提审室，提审室里只有一个民警和我，他让我蹲在墙角里，看了看我脸上的伤什么也没说，接着问过了几个在派出所问过的类似的问题，然后，就让我写保证书来证明放弃修炼法轮功，我当时就拒绝了。他说：“据我所知现在如果不写保证书回到地方后都会被判劳教三年。”整个提审过程我都冻得发抖，可那个警察所关心的就是能让我写出保证书，最后，他看到了我的态度后说道，那你就等着你们地方的警察把你带回去劳教好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时，监室里的犯人让我跟着他们背监规，我说我没犯法我不背，我开始默念《洪吟》，当他们听到后立即把我扑倒，并且让我闭嘴。早饭时，每个人只给几块萝卜咸菜、一个玉米饼和一小碗大米稀饭。接下来就是坐板，每当我盘腿打坐时就会被他们谩骂，然后强行的被按住，然后有其他人把我的腿搬下。就这样，一天下来重复了几回，在晚上我开始了绝食，同室的犯人立即报告了管教，可是管教并没有管，也许当时他已经知道了我很快将会被带走，就这样我在北京东城区看守所里艰难的度过了第二天。
第三天上午，我被大连在北京驻扎的警察带到了专门为法轮功学员准备的遣送站，是在一个宾馆里，这里已经非法关押了将近20名从大连来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我们被非法关押在一个标准间里，大约十二平方米，我们只能坐在地下，不许说话，不许打坐，否则就会被戴上手铐带到另一间屋子里。在这个起着中转作用的遣送站里同样要受到逼迫放弃修炼法轮功的迫害，当我刚被带進去的时候，就被叫到另一间屋子里，里面是两个穿警装的女警察，她们先是登记，之后就说：“到现在了你还炼法轮功吗，如果你现在写保证书不炼了，回去后会酌情处理。”我回答说：“还炼”，他们又把我送到了另一个房间。我是在当天晚上用火车被不是我所在辖区派出所的二名警察押送回大连的，在火车上，他们怕我走脱，用手铐将我铐在了铺位上。回到大连后，我所在辖区的联合路派出所警察非法将我送到了大连市姚家看守所。
派出所片警当天就在姚家看守所里非法对我進行了提审，然后，要我写放弃法轮功的保证书，并且这次只要写了就能被释放，但是被我又一次拒绝了。这里的犯人被管教们下了命令监视着我们不许炼功，当时和我关押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三名法轮功学员，同样是因为去北京上访而被抓的。
大概是到了第七天的时候，我被第二次提审，这次提审我意外的见到了我的亲人，当时我们都很激动，尤其是我母亲见到我脸上尚未愈合的伤势时，她两眼泪水横溢，而我父亲也不时的抚摸我脸上的伤，整个提审室里的气氛分外的悲痛，我母亲心脏不好，由于过度的悲痛，那次提审就在悲泣中结束。他们却并没有放弃对我的洗脑转化，就在第十五天的时候，他们又来威胁我，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如果再不写就会被判劳教三年，而且，拿出了一个档案袋，威胁我说：“如果不写保证书，就在这份被判劳教三年的劳教书上签字”。我仍然拒绝了写保证书。他们最后还是把我放回了家。
当我回到了家，家里人把我之所以能够被释放的真实情况告诉我之后，我惊呆了；原来，那些警察对我的家人在经济上進行了掠夺、敲诈，首先，我从北京被押回来时，我与看押我的两名警察乘坐的都是火车，而警察到我家要钱时却声称是乘飞机从北京回到大连的，而且最可恶的事是，负责押送我的那两个警察的往返飞机票也要由我们来承担，这大概就是5000人民币；其次，在大连姚家看守所期间（15天）的伙食费为400元人民币。还有，那些警察为了能从我这样一个修炼法轮功的人身上掠夺更多的钱，在我这件事上，那些警察利用手里每一点权力敲诈我家里人牟取暴利，而为人父母盼儿回家心切也只好又花费了一笔不小的数目才得以让那帮流氓把我从看守所里放出来。
而我回到家里后也并没有真正获得自由，而是由街道、居民委、派出所共同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他们表面上看来都是在关心我，经常到我家看我，为我惋惜，实质上却是要让我放弃修炼法轮功，执行上面交给的任务（洗脑转化）。他们利用的最卑鄙的手段就是用电视里的那套谎言蒙骗我的父母之后，然后，利用我的亲人来转化我，让我的亲人来直接作着最不好的事，而他们却在一边装好人。记得在文革时期就有这种人整人的手段，这次他们又把这种卑鄙的手段用到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上，让我亲生的父母转化自己的亲骨肉最后毁掉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最不愿意回忆的一件事情，不堪回首。只要能够达到转化我的目地，在街道、居民委、派出所他们这帮人的眼里毁掉一个家庭的幸福又算什么，他们对于法轮功的迫害是不择手段的。
在这之后的半年时间里，我几乎是在被软禁的环境下度过的，我的身份证和护照都被联合路派出所没收，从此失去了天赋的人权、自由和一个公民的权利，使我完全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方式。可是，无论如何，生活还得继续，我不能让这种环境再这样维持下去，我走出了家，因为没有身份证，如果想找到工作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试着找了许多的工作，在当时铺天盖地的谎言下，大多数单位都怕担责任而不敢雇佣炼法轮功的人。不过，后来我还是找到了工作。再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我曾多次到联合路派出所要我的身份证和护照，但是都被他们以我没写保证书为借口而拒绝了，我知道他们是怕我再一次進京上访，所以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我，更卑鄙是他们把我的护照竟然当成了摇钱树，妄想借此能敛财。他们暗示我可以用金钱来交换，我是绝对不会和他们干这种勾当的。
街道、居民委、派出所，他们从来没有放松对于我的监控，每逢敏感的日子就让我到派出所汇报，生怕我又去北京上访，而且，还想知道我工作的地方好对我实行更加严密的监控。由于派出所对于我的监控迫使我失去了工作，在经济上几乎是一无所有了，我不得不流离失所。
2002年3月，我从网上知道了原就读于Trinity College Dublin的赵明被成功营救回到了爱尔兰，这条消息使我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使我看到了希望。于是我挂失了护照，并且于2002年4月底顺利的领到了新护照，这一天我高兴极了，因为，我渴望获得自由，渴望获得信仰自由的权利，而这一切似乎在中国是不可能的。紧接着，2002年5月底我去北京爱尔兰大使馆申请了签证。
但是与此同时，派出所、国家安全局却并没有放松对我的监控，在等签证期间，2002年6月9日，就在我的家乡大连当我去商场买东西时联合路派出所的警察秘密的抓捕了我。那天上午是11点左右，我正在去胜利百货买东西走到门口的时候，联合路派出所的刘广胜、姚军和一个姓杨的警察穿着便衣冲上来绑架了我，把我带到了停在商场门口的警车上，我拒绝不上车，他们把我强行推上了车，并铐上了我的双手。
到了派出所之后，早已在那儿等我多时的沙河口分局保卫科的张克力科长对我進行了审问，张克力对我说：“我们都盯你好几天了，你们家周围全都是我们的眼线。”
当时听说，举报一个炼法轮功的或者举报发法轮功真象传单的都会有3000—5000元人民币的奖励。然后开始用数码照相机和数码摄像机对我進行拍照和摄像并且取了指纹，看得出来他们是在有意的制造他们所需要的那种恐怖气氛好为他们的审讯做好铺垫。而且，张还说：你有什么问题最好是能在地方解决的不要到省里解决，能在省里解决的不要到国家安全局解决。而以他为主的审讯过程当中，除了用了他们惯用的伎俩吓、诈、诱、骗等等以外，却并没有问我任何实质的问题。只是记录了一下自然状况等等。看来他是在执行命令。这之后便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拘捕令让我在上面签字，我质问道，你们有什么理由，有什么权力这样做，他们不理我的抗议，于当天下午将我强制的又一次送到了大连市姚家看守所。
面对这一次的无理拘捕，我的精神又一次的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做。（释放以后，有一次我们区的片警刘广胜在街上碰到我母亲说我被抓就是因为给国外打电话了。在我被羁押期间我妻子有一次去分局找负责的，保卫科长张科力说：“他的案子是上边的命令，找谁都没用。”）
这次我被劫持到10监区10号监室，与上一次的监区不一样。后来这里的在押犯人告诉我这叫刑事监区，凡是来到这里的不是判刑就是劳教，而上一次我是被羁押在行政监区。看来这一次他们是早有准备的了。
大约是被劫持的第二十天左右我被第一次非法提审，来提审我的两个警察分别是联合路派出所的姚军和沙河口公安分局保卫科的阎光伟，非法提审的内容先是基础情况的采集，之后他们拿出一些别人写的指认我发法轮功资料的笔录，提了一些人名问我认不认识，当我说我要自己看是怎么写的谁写的时候，他们却不给我看，要我自己交待。我说我没什么可交待的，他们就这样草草的结束了这次提审，好像是在应付差事似的。我认为他们根本没有关于我的任何证据，就是在诈我，是非法秘捕秘定判刑在先，然后再找证据。
我被羁押在一个不足30平方米的监室里，和我被一同羁押的大约有20多人，他们大多都是刑事犯，一進屋门只有一条宽一米，长与屋子宽度同等的过道，两边都是离地面高30厘米的床板，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屋里生活、睡觉、吃饭、上厕所等等。这里只有每天深夜才供给自来水而且不是很多，通常都是消防车从别处运水，然后发送到每个屋里的水桶里，而这两桶水就是我们这20多人的全部生活用水，每天三顿饭，通常每天早上都是稀饭、馒头和咸菜，中午，有时是馒头有时是米饭，菜也基本上都是汤菜，晚上同似中午。在这样的小屋里上厕所、喝水、吃饭等等一切行动受到限制，每天唯有的两项内容就是按要求坐着和背监规。
在这样一个空荡的环境中，我始终没有等到任何对于我的结果，每天只能听到的就是铁门和脚链阴森的声音，也经常能够听到在其他监室被羁押的法轮功学员的消息，不是被判刑就是被劳教，其中有个叫杨传军和大副的在被超期羁押将近一年后被判刑三年。我不理解为什么这样无理的羁押我，这里的警察每天早上都换班，于是我开始问负责我所在监室的姓赵的警察，开始时他说不知道，我们只负责羁押。后来一个和我一起关押的犯人告诉我说：我的案子是国家安全局督办的，具体原因是因为我给在爱尔兰的赵明打过电话；听到这一切我恍然大悟，当时我确是在赵明返回爱尔兰后打过电话问候过，但仅仅凭借这个为理由就可以对我進行超期羁押吗？我想不通，更不明白我哪里做错了，难道朋友之间就不能问候了吗？就是因为我们炼法轮功才被这样迫害的。
这时我被羁押已有150多天了，那些办案的警察一方面没有证据，另一面又不给结果，它们分明就是在用这种野蛮的驯服方式试图摧毁我的精神，最后好在他们的诈、骗、吓、诱的卑鄙手段中向他们妥协，以达到他们收集证据将我判刑的目地。这种精神上的摧残下，我感到那种压抑感的可怕，那种被羁押的痛苦难以言表，我能感觉到我的人的天性的本能的意志那边在这种环境下被消磨得越来越少，而整天发生在身边的暴力意识却被充斥的越来越多。后来，我清醒的认识到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于是我开始用绝食的方式强烈抗议对我的这种无理的无期限的超期羁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事诉讼法，羁押期限通常为45天，补充延长侦察期为45天，可是对于法轮功的羁押要远远超越于任何法律之上，可以无期限的超期羁押），那时我已被超期非法羁押将近200天。
就在我开始以绝食方式抗议对我的超期羁押之前，我已无数次向我所在监室的负责管教和他的上级反映过我的情况，可是他们却都在“法轮功可以无限期的超期羁押”这种指令的带动下对我的情况置之不理。在我绝食期间，看守所的一名姓夏的大队长来到我的监室前给我一张表，是约见检察官的申请表，他说我们这里只负责羁押你，你不要给我们找麻烦，我说羁押是你们的工作，但是把超期羁押的情况向有关司法部门和你们的上级以至于你们的上上级反映同样也是你们的工作，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了都不向上反映呢？他说你的情况我们也都知道，所有法轮功的案子都比较特殊，该向上通报的也都通报过了，你的情况也很特殊，最后还得是办案单位负责。
就这样在我绝食的第四天我见到了来自大连市检察院的检察官，他们把我的办案单位和办案人的姓名一一作了纪录，并且立案调查，最后说你先回去吃饭我们会在十天内给你答复，我说一天不见结果我就会坚持一天，直到有结果为止。出人意料的在第五天早上就有位民警来到我们的监室前悄悄的告诉我说，我的办案单位来电话说经过研究已经有结果了，是被判教养一年但是院外执行，于是我开始進食了。可是这却是他们的阴谋诡计，事实是第六天的时候我被判教养两年，理由是非法聚集，也没有院外执行。在这个问题上我明白了，整个公检法机关从上到下对待法轮功的问题都是互相包庇的。
2003年1月24日，我是由联合路派出所的警察劫持到教养院的，教养院有一个医务所，凡是送来的犯人都要检查身体，但是，因为我在绝食，身体可能会有问题，他们怕我有病教养院不收，他们就交不了差了，这几个办案民警企图跳过这一道程序，可是在教养院医务所的要求下最后他们没办法还是按程序办了，当时诊断我有高血压，而且大夫还给我开了药。但我还是被送進了教养院。
来到大连教养院的每一个犯人在被下放到各个大队之前都要到新收大队，目地是学习院规，对于法轮功学员只要从开始進入新收大队开始就会被两个犯人严加看管称为“包夹”，目地是防止和其他的法轮功学员说话和阻止炼功。
我到新收大队的第一天开始，就有从八大队（专管迫害法轮功的大队）来的帮凶对我進行洗脑，周凤武和石广大两人在八大队被利用专门作洗脑转化，他们把我单独叫到新收大队的活动室里，先是说他们的那套邪理，如果我不听，他们就动手打，说是要给我打出“正念”来，周凤武在外面放哨，石广大脱下鞋来打我的头，我立刻站起来，大声的喊着：“你凭什么这么做？”之所以他们敢这样放肆就是因为后面有负责洗脑的警察（八大队的队长们）为他们撑腰。
到新收大队第四天，我被转到了八大队。整个八大队是一个独立的楼以前没迫害法轮功时叫做教学楼。在这里四个楼层，每一个楼层都有不同的用处。一楼关押的是已经在高压下放弃修炼的人员，环境较舒适，很少劳动，常户外活动，有电视看。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的分别关在二、三楼，环境很恶劣。很多人被关押在一个房间，干活（捡豆子就是把红、白、黑、紫等各种花豆分类，这些豆子在市场上是见不到的都是出口的）、吃饭、睡觉都在此房间。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监控之内。这里的环境脏、潮湿而且是一个月洗一次澡，很多学员身上都起了疥疮，非常痛苦。四楼是对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实行迫害的地方，即進行迫害“转化”的地方。我认识的几个学员都曾在这儿遭受迫害。
曲飞，男，我是在看守所认识他的，他年纪不大一张娃娃脸，但我在教养院见到他时他的脸和头部被打肿了。我们之间是不允许说话的，我听说他在遭到几个普教犯人的毒打后仍然没有放弃对大法的坚信。几天以后，被洗脑而且死心塌地的做洗脑转化几个劳教人员又一次对曲飞進行了迫害。其中劳教人员宋书武用鞋底子不停的抽打曲飞的嘴，洗脑骨干杨立新用床板疯狂的殴打曲飞，叫嚣：“你死了得了，教养院死几个又能怎样。”
当晚曲飞脸、嘴全肿了，浑身没有一点好地方。他们是软硬兼施，这之后，又把曲飞带到一楼，又以“关心”的方式诱导他写保证书。通常对于从新收大队刚刚送来的法轮功学员是立即送到四楼严管。然后先是由犹大和其他劳教犯進行洗脑和威胁。如还不放弃修炼，犹大和劳教犯就会开始進行迫害。在这里的恶警实行的是比威逼、利诱更加隐蔽、狡猾的手段，表面上它们不直接参与，背地里所有犹大干的事都是由他们指使的，它们是不想让别人抓到它们的把柄，以便事发曝光后推卸责任。
“洗脑转化班”的人员，要求每月写三书，按它们的指示行事，如若不从，则加以威逼；如若声明重新坚持信仰“真、善、忍”，则立即送入严管迫害。秦岭，23岁，我和他在一楼关押过几天，就在他声明所有其当时在迫害下所写的“转化书”等全部作废时，被队长王化金暴打并指使犯人把秦岭铐住，拖到四楼迫害。
我们几个月才允许接见一次；来往信件需队长过目；所有信息被严密封锁。
在八大队专门负责洗脑且被评为积极工作者称号的是中队长王化金，他专门负责调遣、安排、组织被其利用的那些败类对法轮功学员進行残忍的洗脑。我因为是海外的学生，案子又是上面督办的，它们很重视，把我和最恶的两个洗脑转化的人周凤武、石广大分在了一个屋，他们整天对我進行威胁、利诱，用歪理诱使我转化， 睡觉的时候，他们两个睡在我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周凤武是里面法轮功学员众所周知的610特务，给他减期提前释放他不走，在里面横行霸道后来劳教到期了还不走，靠在里面迫害法轮功学员挣钱。
他们威胁我不转化就要给我上手铐、送严管。他们的严管就是把你单独放到一个屋里然后找两个普通犯人看着，吃饭睡觉上厕所都要受到限制，在严管期间会不间断的由那些败类轮流来洗脑不让睡觉，即使让睡也只给三块床板（那种床通常都是由十二三块7或8厘米宽的木板组成的床板）。
在拘留所长达八个月的羁押、在拘留期最后被判劳教时的欺诈的沉重打击下，我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在这种邪恶的持续不断的扭曲心灵的洗脑压力下，我已经无力再承受下去了，我违背自己的意愿写了他们要求的所谓悔过书等，我的精神彻彻底底的分裂了，我完全失去了精神，失去了神态，眼睛里一直到底都充满了绝望的散光……，那种痛苦无法去形容，我只希望我能被瞬间熔尽以解脱这种痛苦。一段时间内我的精神都处于萎靡、绝望、不理智的状态，实际上已是精神不正常状态。在这段时间里我的精神几度处于绝望崩溃的边缘，在没有了精神的支撑下我每天拖着的麻木的身体煎熬的度过着。
那段时间我一直处于绝望的痛苦中，有一天晚上，当我两眼无望的望着屋里的长明灯时，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把一个床单塞進了我的被窝里然后转身就走了，我小心的打开看到里面是一张印有字的白布，原来是师父在元宵节的讲法，我不敢相信同时又特别的激动，我知道师父没有放弃我，对于这场旧势力的迫害和转化我是不应该承认的，后来，我又把这篇难得的经文给了其他人。
转化和没被转化的都要劳动，把很多颜色大小不同的无纺布下脚料，按颜色分出来包装的，有搓二极管的（就是把刚刚从工厂生产出来的两段都不直的由两块橡皮对着搓直）。
由于沉浸在这种巨大的精神痛苦中，我的身体情况逐渐恶化，2003年5月有一天早上我只觉天昏地暗瞬间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重重的栽到了地上，后来被送到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神经性高血压，血压不稳，医生的结论是要求住院观察治疗，但劳教所警察把我带回了劳教所。一个星期后再次检查，医生还要求住院观察，警察又把我带回了劳教所。
2003年6月12日我被所外就医。我家人交了5000元押金，包括给大队2000元，院管理科3000元。
被释放后，我父母找了医生在家里治疗，打针、用药。治疗持续了半年左右。在2004年的3月15日被正式解除了教养。后来我身体也一直很弱，七月份我得到消息可以回爱尔兰。但由于对未来的不确定和安全的担忧，在办签证的过程中，心理压力也很大，我从大连三次飞到北京办签证，从办签证开始到到达爱尔兰，我瘦了很多。虽然我已经回到了爱尔兰这个真正信仰自由的国家，虽然我已从劳教所出来一年多了，可是我还是没能完全从那种精神的痛苦中走出来。
我在此感谢爱尔兰政府和爱尔兰人民、感谢人权组织、感谢国际特赦、感谢我的学校、感谢爱尔兰学联、和我所有亲切的同修们及所有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我的人，我也恳请爱尔兰政府能够继续关注在中国的另一位曾经在爱尔兰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的状况，杨芳，我也希望她能够和我和赵明一样早日回到爱尔兰继续学业，使她和她的亲人早日免于在那环境下的精神迫害。
这场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迫害还在继续，好人不应该遭此浩劫，我愿意用我的个人经历作为证词，呼吁社会各界群众以及国际社会人士能关心、关注此事。伸出正义之手，用法律来终止这场对人权的践踏，使更多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能够尽快的从被迫害中解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