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钟法兰,山东省诸城市密州街道南黄疃村人。由于江氏集团野蛮镇压法轮功,我因信仰“真善忍”,遭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迫害。
2001年2月底,我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被强制送到设在诸城市繁荣宾馆的洗脑班。在送到洗脑班之前,在原城关党委副书记陈家智的指使下,我同其他大法弟子一起被非法关押在密州街道铁水村后公路边的小二楼上。在犹大的哄骗下,我思想有了动摇。但回家后静下心来细想:我以前浑身是病,胃积水、妇科病引起的腰痛,吃了那么多的中药也没治好,炼功后这些病不知不觉都没有了,这样的功法会不好吗?既然这么好,现在想让我不炼了,能行吗?
于是我找到村书记卢学刚,将我炼功亲身受益的实情告诉他,同时表示炼功到底,卢学刚听后用脚猛踢我。回家后,他又到我家,一边骂着一边逼我到村委。一进村委的门他就将我踹倒在地,并说:我今天早晚打的你不炼了。接着就是一顿猛踢,直踢到累的气喘吁吁的。然后又逼我坐在床上,端起一脸盆脏水逼我喝,我不喝,他就把脏水泼了我一身,又接连到外面端了几盆凉水泼我身上,全身好几层衣服都湿透了,冻得浑身打颤。卢学刚还不算完,紧接着又拿起暖水瓶要用热水烫我,刚进屋的村保管员看见后大吃一惊,忙说:别烫着她。他才没动。之后又将我强送繁荣宾馆洗脑班。因我拒不配合,当天被送往诸城市看守所刑事拘留一个月。
在看守所我因坚持炼功,一男恶警用脚踢我。另一女恶警王伟因当着众多男恶警的面搜我的身,遭到拒绝后恼羞成怒,用拴了一圈钥匙的铁圈将我毒打一顿。一个月后,又直接把我送到了治安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
在拘留所,我想自己也没做什么犯法的事,却遭到如此迫害。心里很难过:如果连信仰“真善忍”做好人都是非法的,那还有什么是合法的呢?于是我就用一根针扎破手指,在毛巾上写上“还师父清白,法轮大法是正法,无条件释放所有功友”的血书,写完时所有的手指都被扎了好多针,连铁心的警察看到都受感动。15天过后,叫村里领回。可我村就是不领,于是我又被超期关押5天后才放回家。
2001年7月底,我坐上了通往北京的列车,在青岛至淄博的路段,警察在车上挨个询查,问到我时,他问是否炼法轮功的,我说是,并掏出自制的“法轮大法好”横幅向车上的乘客讲法轮大法遭受迫害的真象,并且从车头一直讲到车尾,就连许多外国人都很有兴趣的听我讲。
下车后,我被关押在淄博铁路派出所,身上带的钱全被恶警搜去。之后我被诸城恶警押回,在诸城市看守所刑事拘留一个月后,又被送到繁荣宾馆洗脑班,我坚决不配合。他们让我在保证书上签名,我坚决不签,并瞅机会从邪恶的洗脑班走脱。
我又坐上诸城至北京的卧铺客车,在天安门广场上向中外游人讲述大法遭到的无端迫害。在广场上讲了两圈后,我高喊“法轮大法好”,被广场上的恶警抓到警车上拉到前门派出所,之后又拉到北京北边的一所监狱非法关押。后来被诸城市公安局的人拉回,直接送看守所刑事拘留一个月。接着又被送到治安拘留所,治安拘留15天。
2001年11月30日我被强送淄博王村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村书记卢学刚告诉我家人说,进劳教所前化验血,化验费2700元,这钱记在了我家的帐上。
一进邪恶劳教所五大队,恶警就找一些人围着我威逼引诱,让我放弃修炼。她们轮流班看着我,并且让我站着不许睡。几天后,为了抗议这种迫害我绝食三天。即使这样,恶警仍然不许我睡,一直到第七天,我精神恍惚,在诱骗下写了不炼功的保证。等我清醒过来后,马上向恶警们声明,自己在她们迫害迷糊时写的保证作废。就这样我被单独关入一间屋里站着,晚上不许睡觉,并且派人轮流看着,白天还得干活。劳教所分派很多任务,全队的人经常干到夜里12点,干不完就要干到两三点,也是常有的事。睡觉时,不放弃修炼的学员就被逼站在门后连夜不准睡,白天还要继续干活。
2003年初,经过一年多的残酷折磨,我认清了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本质,彻底坚定下来,公开表示要学法炼功。我一开始炼功,就被恶警用铐子铐在床上,后来恶警怕别人也跟着学炼,又将我关在队长用的厕所里,吃喝都在里面,并且站着吃,站着睡,不转化不出来。在厕所里我一站就是两个月,脚肿的穿不上鞋,我要求换双鞋都不许,腿一直肿到膝盖处,夏天鞋底下的地板都被汗水浸湿了。
2003年8月15日前后,我被转到一大队。因为长期不许睡觉,又加上难以想象的苦役劳动,身体承受不了,残酷的熬夜把我的眼都熬的看不清东西了,但我一炼功身体就轻松,为了顶住这种非人迫害,我不能不炼功。2003年12月3日,恶警们开始动狠,派专人看着我,连续逼我站着不许闭眼,一瞌睡立即有人捣醒,额前被捣出许多包。为抗议这种迫害,我同时绝食。就这样,七天七夜我没吃没喝没睡觉,连续站了七整天,硬是挺过来了。
2003年12月10日,恶警给我戴上手铐,当着众人的面说:钟法兰因表现不好,已被“转捕”,判刑去潍北监狱。当我被带到警卫室时才知道,他们已通知家人来,以精神分裂症为由将我领回。
回家后劳教所想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被家人严辞拒绝后,恶警再也没有找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