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的劳动量是超负荷的,包筷子,折纸等。完不成任务不让睡觉,经常干到后半夜。早晨六点起床,上厕所、洗漱一共给三分钟,接点水一边洗脸一边大小便,有时刚便一半时间就到了,稍微晚一点班长就连踢带打,有一天我慢了一点,由于十冬腊月手被冻得不好使了,裤子也提不上,就被踢了好几脚,还挨了两个大耳光。高度的精神压力,使人感到窒息。
有的学员在那里呆了两个多月,裤子和袜子一次都没让洗,好多人身上都生了虱子。有时经常还给法轮功学员吃些不明药物,学员不吃,两个班长就一起上来,一个就拽住头、捏鼻子。另一个就往嘴里塞。北京一名叫余素芹的学员,脸被抓破了,牙也扳活动了,有一次差点被灌的背过气去。声声的惨叫,声声的谩骂混在一起,所有去过调遣处的人都认为那里就是人间地狱。
记得和我一起到调遣处的有四名山东的法轮功学员,其中有个叫李秀芬的,40多岁,和我同时分到了十一班。另一位不知道姓名,她腿有点拐,走路慢,就排在队伍的最后边,每次上厕所都得挨无数的踢,这样身心的摧残和高度的紧张,致使她到调遣处第六天的时候,一次上厕所被踢得大小便失禁,送去医院后,她再也没有站起来,2002年2月春节前就死了。当时把李秀芬叫去作假证,说那个学员在家里就有病,不说就加期半年,被她严词拒绝。当我期满一年回家时,李秀芬还在大兴新安劳教所被迫害。
2001年12月7日,我从调遣处被送到大兴新安劳教所,当天晚上就被逼着写“三书”。不让睡觉,在楼道里罚站,两个人包夹一个,采取拍脑门、背飞机(就是靠在墙上,头扎地,两只手倒背),坚持不住就挨踢打,往脖子里灌凉水就这样被折磨了一夜。
12月 8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全班十四个人,就有十三个人一起动手打我,领头的是犹大闫荣春和耿淑芬(她俩身高1.65米以上,因为打人最狠,骂人最凶被提前释放)。她们揪我的头发,拽耳朵,胳膊腿都被她们死死的拽住,有的踢,有的打嘴巴。她们把门关上,恶警说:“无论你们用什么办法都行,今晚必须把‘三书’写完,不然你们谁也别想睡觉。”她们骂我自私,边打边说:“你不是要德吗?我给你。”当时把我打得实在承受不住了,就想从三楼跳下去。当我往窗户那儿走的时候,忽然想起师尊的教诲:“自杀是有罪的。”(《在悉尼讲法》)这时我一下清醒了,我想我不能死,我要活着出去,把这里的事实告诉我的家人,告诉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知道北京大兴新安劳教所的邪恶。
今天,我把这一切写出来,就是要告诉所有的世人,中央电视台所说的“劳教所的春风化雨”背后藏着的是啥。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11/6/542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