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教养院恶警对大法弟子王丽君的凶残迫害
2002年4月我又一次因绝食被关進了小号站了一天，又被关進了严管室，看管我们的是普通劳教人员，就是刑事犯。她们为了自己多减期就想强制转化我，得到大队长韩建旻的同意，一个晚上，她们用布带将我吊绑在小号的铁栏杆上，两胳膊抻直，两腿分开成一字，用椅子靠背的尖端撞击阴部，口吐下流的话，用冷水往我身上泼，往嘴里灌，有时从鼻孔里喷出来；她们用布带，在布带上系了许多疙瘩，两个人拽着布带在阴部底下用力来回拉；用辣椒粉往阴道里捅；用木板往身上打，逼我说诽谤师父、诽谤大法的话，拿笔来让我写。当时动手普教四个人有：郭玲、孙波、王芳、另一个忘了名。不管她们多狠多恶，我始终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一直在发正念：“与法同在；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决不向邪恶妥协；不是我的业力我不承受。”这四句话我反复默背直到最后，大概时间能有一个小时，当她们给我松绑放下来以后，我已经站不住了，我当时跪在地上哭了，我没有错，为什么要对我这样。我感谢师父救了我，我知道是师父在替我承受。孙波问我：“你就是不转化？”我说：“你死了这个心吧！今天我死在上面也不会转化的，我就相信大法，之后，在严管室里，我两手被铐在床上，两脚用布条绑在床上，床板之间间距很大，没有被盖，人躺在床上。从被关進小号到严管室里这期间整整十八天。
二○○二年八月队里让我们背院规院纪三十条，当时，我想只有四条不能背，其它的一些背背倒可以，后来我悟到了不应该背，也不应该读。一个大法弟子怎么能去按照他们的院规院纪做，修炼人应该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该怎么做用法的标准衡量，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们室内的每一个同修，共十多个人，她们都表示是对的，只有一个同修例外。当她们再让我们背、读时，我们这些认为对的同修谁也不去背、读。王欣（普教）就魔性大发，对我们非打即骂，中午不许休息，让我们站着，干活回来照常晚上继续站，第一天站到十一点，第二、三、四天站到下半夜一点，第五天站到十二点半。当时我承受的是最重的，打我也是最厉害的，因为贾青（普教）告诉杨甡甡（队长）是我带的头。
二○○二年九月，队里要求我们每次看见她们（队长）的时候都要问她们好，当时我就不愿意问，可是又有些常人心没有放下，问了几次又总觉得不对，不问她们也不是我没有礼貌，对别人好是用心去对待，而不在于人的这种表达形式，修炼人说出的话就要是真心话，至于每个人好与不好那应该是用宇宙的法理衡量，再说我敬重的是有德的人，而不是他们。有一次晚上，刘玉婵（队长）到我们室里来，我们室内的人没有问她好，她就让我们站起来轮着问，到我这我就不问，并向她证实法，为此，每天晚上干完活回来都让我站到十一点，连站了七天。
二○○二年腊月三十，教养院里举行升国旗仪式，我没有参加。“在这片土地上，大法在这里遭迫害、师父遭诽谤，还有那么多不明真象的人深受其害。”每当我想起这些心里都很难过。杨甡甡（中队长）问我：“你还是不是中国人？你是不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你连升国旗都不去。”我说：“我是中国人，我也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我不反对谁，只是这么好的大法不该遭迫害。”她当即就打我一个耳光，又打我一拳。而后就让我罚站，初一晚上，杨甡甡找我说：“你承不承认错，后不后悔？”我说：我没错，我也不后悔。我知道她们是理解不了我的，我又被罚站。
二○○三年二月十三日，队部利用普教犯对我们这些大法弟子搜身，看我们身上是否带有经文，她们要求我们把衣服全部脱掉，我不配合她们，向她们证实法，并告诉她们不该对我们这样，等其他人都检查完了以后，有人（队长）问我，“能不能做到不传抄经文。”她们看我不答应。又问我，“能不能遵守院规院纪。”我说：“我就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她们又说：“那你能不能听这些队长的话。”我还是说：“我就按照大法的标准做。”她们找来王欣（普教）、张阳（普教）对我大打出手，赵阳（队长）看我不服从她们。就用手打我的头，用膝盖顶撞我的前额（当时我是坐在地上的）。她出去了以后，万雅琳（副大队长）進来说：“你连我都不看在眼里，你们的队长就更不看在眼里了。”她狠狠的打了我三个耳光，然后又找来几个普教打我，这些人又凶又狠，我从头到脚满身是伤，她们把印有诽谤大法、诽谤师父的纸张塞到我的内衣里，万雅琳说：“一个连队长话都不听的谁敢要。”她就指使普教把我带到楼下的小号里，刚到小号里，四个普教的人又把我重打一顿，我当时想，只要我做的对，我就不怕。过后，孙波（普教）说，我不管你原来背不背院规院纪，在这里必须背，我一直坚持不背、也不读，她们拿笔来让我写我也不写，晚上看管小号的人告诉我，我的左眼已经是肿的，整个都是青色的，头发在她们打的时候被揪的不像样子。我知道头上被她们朝墙撞已经有好几个大包，夜间站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她们开始让我蹲着，蹲了一会，又痛又麻，痛厉害的时候，我就伸伸腿，随即孙波就会上来一顿重打，一天下来，能有十几次，每次都会感到疼痛难忍，因为旧伤没好，又添新伤，最厉害的是腰部往下，特别是大腿，基本上都是青色的，去厕所的时候，两腿已经不听使唤了，走路两腿不由自主的抬得很高，腿脚都往里撇，很无力，吃劲的扶着墙慢慢的走，下蹲的时候很费劲。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坚定到底，不给自己已证悟的一切抹黑，到了晚上她们又让我坐着，她们说：“你不是修炼吗？不炼还不行哪。”双手打着背铐，盘腿坐在地上，夜间，万雅琳進来查房，我跟她说：“如果有车，我要去医院。”她说：“你们修炼人不是没病吗？我说：“是没病，可我这全是外伤，我两腿站立已经很费劲了，我要到医院检查。”她们是害怕见人的，也不会带我去医院的，她说了一些别的，又点着我的名字说：“全院就你一个敢升国旗不去，你就在小号里等着下捕票吧。”我没有丝毫的惧怕，在我遭受邪恶迫害的时候，我背法背的最多的就是师父写的《正念正行》，法能使我坚定，法能使我刚强，第三天早晨又让我蹲着，她们把印有诽谤大法、诽谤师父的纸张，贴在我蹲着能看到的地方；下午一点左右，她们把我带到另一个小号里，绑在栏杆上，葛红、王欣、孙波、还有一个，都是普教的人，把师父的法像贴在墙上，（大约七、八张）乱写乱画，诽谤大法、谩骂师父，又把这些往我的内衣内裤里塞，贴在帽子上、衣服上都是。有把着的，压着我的，在我身上写着一些卑鄙、下流的话，折磨我大约有二小时，看这些都不起作用，又强制我蹲着，双手向后两侧高高的抬起，铐绑在小号的栏杆上，她们说：“叫你坐小燕飞机。”直到吃晚饭的时间才放下来，吃完饭，继续蹲着，双手背向身后铐绑在栏杆上，到午夜2点，才把绑在栏杆上的布条解下来，继续蹲着，打着背铐。第四天，中午，从外面進来一个普教（忘记姓名）说：“就她一个没有转化，（指在小号里），来教训教训她。”过来三、四个人把我拳打脚踢了一顿。下午，万雅琳找我到她们的办公室里对我说：“我们这要往马三家送人，选来选去觉得你最合适，你有没有什么要准备的。”几天来，对我的迫害，我所承受的非常的大，已经是几天几夜没有睡觉了，精神有些不佳，但我心却很平静，无论她们说什么，用什么样的方式折磨我，我都不动心，我就坚信大法，只要我做的对，我就一定坚持到底。第五天，她们让我站起来，我已两腿无力，站不住了，站着就倒。葛红（普教）就将我胳臂平直伸开用布带绑在栏杆上，又是二天，此时非常困倦，常常是控制不住的闭上眼睛，刚一闭上眼睛，看着我的人就叫睁开眼睛，白天、夜晚都是如此，整整六天六夜没让睡觉。以后，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即便让睡觉每晚也只有二、三个小时或三、四个小时，其余时间都是站着，打着背铐。这段时间我人已被折磨的瘦的皮包骨头，腿肿得平时穿着很宽松的衬裤，此时，就象绷带被绑在腿上，脚肿得又宽又厚，手也是肿的，手脖被手铐铐的破皮凸起很高，因为长时间的光脚站着，脚底与地板之间都粘在一起，往起拔的时候很痛，腿肿胀得上厕所都蹲不下。葛红基本上每天都拿着师父的法像当着我的面糟蹋，说着一些对大法犯罪的话，我身体上的承受是很大的，但我精神上的承受更大，最让我难受的是，侮辱大法、侮辱师父。我一直在告诉她不要这样做，对大法犯罪才是真正的犯罪，我的师父是应该受到尊敬的，他是救人的，善恶有报这是天理。有一次，万雅琳進来对我说：“告诉你不要以为教养院管不了你，二中队叫你带的一塌糊涂，没有你，二中队挺好。”我想如果真的把二中队的同修都带动起来，做好我们该做的， 那是我的自豪，可是，我很遗憾，没有做的那么好，我非常敬佩那些做的好的同修，由于长时间的缺少睡眠，身体很疲惫，当精神好一些的时候，我就背法、发正念不管怎样我都要坚定的走过来，正念正行，决不向邪恶妥协，决不答应她们的要求，让其知道大法弟子是好样的。葛红说：“你真是连死都放下了。”她们看我被折磨的已经不成样子，也没动摇我的心，就把我的背铐改为前铐，让我正常时间睡觉，其余时间还是继续站，持续了几天，我感到了承受到了极限，站着已经很费劲了，经常向后或侧边倒，经常头晕、恶心，她们看我到这种程度，也说允许我每天可以少坐一会，，从進小号的那一天到这里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她们准备让我到楼下劳动，当我把在小号里的帽子摘掉后，她们都吃了一惊，我的头发已经白了很多。脚肿得连鞋都穿不上，视力下降得人离我很近我看着都模糊不清。让我洗漱，却不给拿我的洗漱用具，只好用公共手盆，在厕所里捡了一块抹布当毛巾用，我被折磨了一个月，此时，已经全身无力，站着都受困难，连洗衣服的劲都没有。到楼下去干活的时候，上、下楼梯很吃力的把着扶手走，腿脚都是麻木的，手也是麻木的，都不听使唤，走路腿、脚往里撇的很厉害，有的同修看到我，难受的转过头去掉眼泪；在干活方面，她们经常以早交活为借口，中午、晚上不让休息，有时甚至干到下半夜一点。我的手纸用完了，告诉多次就是不给卖，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问别人要，有的人害怕不敢给，有好心人给我一点，我就省着用，真难的。从下去干活到最后离开小号，又是一个月，在那恶劣的环境中，共二个月时间的折磨，用尽了各式各样的方法，目地就是想把我的意志摧垮，修炼人只要坚定正念，用法衡量，就没有闯不过去的关。普教的人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受大队部的指使，每天普教的人都要把小号的情况向大队部汇报。
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早晨，活还没有来，她们把人都集中到饭堂里，坐着唱歌，一会儿，杨甡甡（中队长）進来，她们都起立问好，我没有站起来，我说，我不是犯人，我没有错，看见你，我也没有必要站起来，她叫我到寝室里站着，一会儿，一块下楼干活了。接近中午的时候，杨甡甡找我说：“你承不承认错，再看到我的时候，你站不站起来？”我说：“我没错，再看到你我也不站。”她说：“给你找个地方反省反省。”接着，把我送到了小号里，晚上，普教的人把我的双手铐在了小号的栏杆上，用布条绑住，夜间，韩建旻進来说：“如果不把你关進来，明天可能就有三个不站起来，后天可能就有十个。”我除了吃饭时间能坐下一会，吃完饭马上就让站起来被铐上，就这样又是四天四夜没让睡觉。第五天开始，是下半夜一点才让睡觉，打着背铐，以后每天都是下半夜一点才让睡觉，经常是因为困倦的站立不住，头撞在小号的栏杆上好几个大包。正是秋天的时候，進小号时，穿着很单薄，以后天气也越来越冷。小号屋里的窗户朝北，对着小号的窗户是打开的，我所在的小号紧挨着窗户，白天，夜晚都是敞开的，白天都很冷，熬到一点，已经困的不成样子，却又被冻的睡不着觉，不给被、褥，只能头枕着手纸睡觉，手打着背铐，连晚上睡觉也不给打开，睡着了，又常常被冻醒，这一次我又被折磨了十八天。（其中只有一夜给了一床褥子）。
以上所写是我在大连教养院女子大队，遭受迫害最重的几次，这也是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罪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