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赤壁市大法学员郑玉玲受迫害经历
2000年3月2日，我为了向政府部门讲清真象，维护自己正当的公民权利，同其他几位同修在没有多少钱的情况下，坐汽车、步行、扒煤车，一路艰辛刚刚来到北京城，就被当地的警察扣押在咸宁地区驻京办事处，然后由市里派公安局及单位的领导将我们戴着手铐押解回来，在赤壁市第一看守所一关就是60多天。在看守所里我们仍不向他们屈服低头，继续要学法炼功，那些恶警就不择手段的折磨我们。开始是将我们象青蛙一样撒手撒脚贴墙罚站，一站就是五、六个小时；后来就将我们每两人同戴一副脚镣、手铐，禁锢在一起，几天几夜不松开。我们又没做什么坏事，他们这样迫害我们，我们是不服的，强烈要求放我们出来。他们不答应，我们便以绝食来進行抗议。开始我一个人绝食20天，后来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同修進行集体绝食，他们才将我们释放。在这件事上，不仅是我们遭受迫害，连家属都要受株连，被他们一次性罚款5000元，还要给予政治和行政处分。
回来以后，我依然意志坚定，精進实修，向人们讲清真象，有时在公共场所做，被他们发现后，于2000年11月26日晚，由莼川派出所来的两男一女到我家里来突然搞搜查。他们翻箱倒柜，将我所有的大法书籍、资料及炼功用的录音机都拿走了。同时将我秘密带往派出所，由公安局政保科及从乡镇抽来的人连夜对我進行非法审问。我是个堂堂正正的修炼人，又没做什么坏事，没什么可回答的。一直到深夜十二点，他们都熬不住了，便把我转移到市区三中队关禁闭。当天天气比较冷，他们故意把空调的冷气打开来冻我。
第二天他们又轮番非法审问我，晚上戴着手铐不准我睡觉。第三天上午又将我转移到“港岛大酒店”的六楼客房关押，来审问我的人都是从乡镇派出所抽出来的。当时我被他们刚一带進房间，那个从赤马港派抽来的罗兴要我坐到藤椅上，我刚坐下，他就在我身后用穿着皮鞋的脚，使劲的一脚踢在我的上背部，我痛得几乎休克过去，他却满不在乎，还从卫生间里拿出一根木棒，要我伸出右手，在我的手掌背部一顿猛抽。然后又要我跪在电视机前看诽谤法轮功的“转化”录像。我闭着眼睛，不管他们怎么吼叫谩骂，我都不予理睬。罗兴见我不看录像，就卷起一本杂志在我脸上抽打，边打边骂，一直折磨我到深夜12点。他们要睡觉，就搬出两把椅子，将我的双腿从椅子底下塞進去抵靠墙壁坐在地上，双手铐在椅子上，我衣服穿得少，天气又寒冷，冻得我鼻涕直流。中途要他们给我件衣服披一下，或给我点卫生纸揩一下鼻涕都不肯。没有办法，我只得将流下的鼻涕用舌头吸到嘴里再往外吐。罗兴他们盖着棉被毛毯都感冒了，而我挨冻却没事。
第二天早晨，给我解手铐时，罗兴狠毒的使劲将我双手腕的皮肤都扭破了，并要我跪在他们坐的床边接受非法审问，到吃饭前，才让我站起来，罗兴又拿来木棒对着我的双膝盖一顿乱打后，强行要我跟他们去楼下吃饭。饭后上楼来继续要我跪在地上，罗兴又用杂志抽打我的脸，象打得好玩一样的。就这样地直折磨我到天黑，罗兴又要我站起来，用木棒对我的膝盖又是一顿抽打，要我下楼吃晚饭，我不肯去。晚上又接着折磨我，罗兴和从赵李桥抽来的恶少轮番来打我和耳光，到深夜12点，他们要睡觉，又将我往椅子上铐。就这样折磨我五天五夜后，才把我关進市公安局拘留所。
我老伴好不容易得到消息要来看我，那些看守要他先交200元钱才准见面。第二天上午，政保科的陈贵州等人就将我送往嘉鱼县第一看守所羁押。在那里一关就是45天。
2001年春节快到的时候，我在床上炼功，那些看守就用冷水泼在我身上、床上，还给我戴上脚镣、手铐，不准我炼功，不让我休息。2001年元月18日，他们又将我转回赤壁市第一看守所。
回来后，要我交60元钱买两套囚服，我说没钱不买。看守所所长邓定生就将我从监号里拉出去，朝我胸前踢了两脚，我倒在地上，又过来一个姓魏的矮胖子在我头上、脸上打了五、六拳，打得我头破血流，头上脸上肿起了萝卜大的包，右眼不仅看不见，还一天一夜流血不止。当时他毒打我后，还抓着我的头发倒拖了四个监号，将我单独关進另一个监号。我一连四天不吃饭，最后他们还是从我亲友关我的钱中扣走了60元钱。
在这里一直关到达2002年元月10日，政保科用汽车将我转移到武汉宝丰路女子监狱。入监初期那里的看守们每天上午要我背五十八条（监规），下午完成劳动任务，晚上要我看电视新闻，我不愿看，他们就强迫我面朝墙壁弯腰90度、罚站到晚上九点，接着又给下达晚上的劳动任务，没完成就不准睡觉。每天都要干到第二天凌晨四点才准我休息，就这样的折磨我两个多月。她们还安排其它的女犯人来24小时轮班监视我。我一要炼功，这些人就过来打我的耳光，按住我的头往墙上撞。后来我不肯弯腰贴墙罚站，五、六个监管我的女犯人就一齐动手，按头扳脚打骂我。再后来，我炼功时她们几个人扳不动，就责令我面壁罚站。每天从早上六点，一直站到中午十二点，午饭后又给我安排很重的劳动任务：拆纱头和包装福利彩票，一张装一个塑料袋，一天要我装完6000张，每晚都要干到第二天凌晨四点，有时我刚躺下，她们就把我喊起来，不让我睡，就这样白天黑夜的折磨我。
到3月11日，她们才将我转入劳改队——喷织二队，此队是监狱的严管队。那天要我下车间，背“五十八条”，我不背。那个姓马的指导员就用手铐将我的双手反铐在车间大厅的窗户上，叫其它犯人念给我听，到中午吃饭时也不给我松开手铐，要别人挑到我口里，我是不会吃的。下午一点钟，姓马的又要我下车间劳动。我一天没吃饭，她们也不管。这样折磨了我几天，我仍然要炼功，马又将我的双手反铐在车间的大厅里。后来我就开始绝食以示抗议，共绝食四十二天。
在绝食期间，她们每隔四天将我拉到监狱医务室。几个事务犯把我按在床上，将我的手脚绑在床脚上，由犯人医生拿着一个大针头的注射器，在我手背的血管部位乱扎乱搅的注射，打完针后又禁止我十二小时不准上厕所。也不知注射的什么药，我的头和胃痛得难受，我躺在床上她们都不准我闭眼休息，那些监管我的事务犯站在床边不是骂我，就是用脚踢我的床。这样整了我一段时间后，她们将输液改成灌流食。在灌食时她们又想尽办法来整治我，那个犯人医生一只手使劲卡住我的喉咙，另一只手将一根约一米长的胶管从我的鼻子里插向喉咙，还边插边搅的说：你不肯吃饭，就这样惩罚你。胶管插入喉咙后，致使我几天说不出话来。过了几天，见我能说话了，她们又将我改为四天输一次液，我依然要继续炼功！她们不准炼，我又继续绝食。那个姓马的指导员就将我送入一楼底下一间既小又阴暗潮湿的小房里，双手反铐，一天到晚不松。几块木板用砖搭的一个窄床紧挨厕所，墙上经常漏水，把我的被子都滴湿了。在这里关了我十七天，每天从早晨六点面壁罚站到深夜十二点，有时更晚，还不准我洗澡、洗脸、洗衣服。连每天送来的牢饭，我都只能侧着身，反着手抓起来一点一点往口里送。她们还指派一个邪恶的女诈骗犯每天下午五点半钟来吼骂我一顿。她们用这样的手段，在2001年4 月和8月先后两次将我在这间小房里关了25天。由于我不肯出卖师父、诽谤大法，9月初，那个姓马的指导员又将我转入原来的监号，指派两个女罪犯来对我進行24小时监控。白天给我读“转化人”的材料，我就背“经文”，她们就将我的双手反铐在床边的铁柱子上，晚上在监号里罚站，不让我睡觉。只要我一闭眼睛，她们就打我，或用竹尖、铁线头刺我的肋骨，一段时间里我的两肋都被她们刺痛了。
有时碰到中队长林雪菲值夜班时，林就将我传到她办公室里去罚站“陪她”。她时不时的骂我、骂我们的师父。我就给她讲我们的师父、大法多么好，她就叫监视我的罪犯用胶布、床单封堵我的嘴，完全不让我讲话，每次就这样将我折磨到天亮才押回监号。由监控我的罪犯读“转化材料”，白天黑夜的不让我休息睡觉。
后来她们将我单独关一个监号，念“转化材料”给我听，还要我签字，我不签。她们就给我很重的劳动任务，完不成任务就不准我睡觉，我一天到晚就这样干活，稍一想睡，那几个监控我的罪犯就过来打我，或用凉水从我的脖子里往身体里淋，衣服湿透了也不准换。逼着我看破坏大法的录相，我不肯看，那个叫张静要监控我的罪犯把我抱起来往地上摔，在我的身上到处乱掐，一段时间我的大腿部位都被她们掐成紫色了。
平时只要我不按她们的要求做，就给我用刑戴反手铐，吊在无人监号的窗户上一搞十天、半个月不准我洗脸、刷牙、洗澡、洗衣服。有时一个月不让我接触水，衣服、床单泡在桶里一烂十天半个月不准我动。有时我刚脱衣服准备洗澡，那几个监控我的罪犯就大喊大叫的说：干部找你，你赶快去。目的就是不让我洗澡。还有事无事的要我读“监规”，我不读，她们就用手铐把铐在窗户上，一铐就是十几个小时，甚至二十多个小时，连厕所都不让我上。
2003年5月，那个叫张静的队长叫我写思想小结，我不写，她便一个星期不让我睡觉，日夜要做打火机，还派四个罪犯来监视我。到最后我实在挺不住了，一天晚上我栽在工作台上睡着了，监视人就将我拉起来罚站。我刚一站起就猛的一下倒在地上，将我的左手腕摔肿了，不能干活，她们就要我抄牢歌，我不抄，就罚我的站，每天从早晨六点站到深夜十二点。
到7月初，因我不肯读监规，她们就给我加重劳动任务。组装打火机的电子点火器，一个点火器要用镊子拈十下零件才能装完。别的犯人每天只装四斤，却要我每天装六斤，每斤220个，共1320个。同时还要我一天冲三次厕所，完不成任务就别想休息。有一天我劳动到凌晨四点刚一躺下，队长林雪菲就要监控我的人将我叫起来做事。她们就是这样长期的对我進行精神折磨和身体摧残，一般常人是难以忍受得了的。
到10月28日，我便坚决不听她们的了，要继续炼功。那个叫王欢的队长又要罚我去冲一个月的厕所，我不去。当天下午，王欢把我叫到办公室去，林雪菲等我一進门就骂我、骂我们的师父，我就给她们背“经文”。在场的十几个女狱警都学我的话，嘲笑我。林雪菲恼羞成怒的一耳光打在我的脸上，紧接着六个女狱警一齐上，将我按倒在沙发上给我戴反手铐，还把我们师父的名字写在废报纸上，放在地上，要我站在上面踩，我不肯踩。从此，不管她们要我做什么事我都不做，我要炼功，她们就将我双手反铐在窗户上罚站，不让我睡觉。只要我想睡，那些监控我的罪犯用拳脚来对付我。这样整了我一星期，我仍不做事，她们就把我拉到监号里来罚站，每天只让我早中晚上三次厕所。我就大声背“经文”，向犯人讲真象。那些监控我的罪犯就堵我的嘴，把我的脸都抓破了。还有的罪犯从背后用脚踢我。就这样一直罚站到2004年4月份，她们还想转化我，又将我关在原来关的那个禁闭室里，戴着反手铐罚站了十二天才将我放出来，在住的监号里每天继续罚站到晚上十点才让睡觉，直到5月26日释放。就这样迫害、折磨我长达四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