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派出所、看守所和劳教所中正念维护大法
“一对一”的酷刑逼供
2000年10月24日下午3点多钟，我们三人到功友家。刚进门不到三分钟，就有4、5个警察闯进来，不由分说把我们劫持到了派出所，连夜审讯。因为我们无故被绑架，所以坏人叫我们违心地承认干了违法的事情是办不到的。我们不承认。歹徒们就使尽了招法酷刑逼供。
这里仅举一女一男遭受酷刑的事例：李树梅，53岁，小学教师。她是龙东小区炼功点的辅导员，恶警把她单独铐在地下室的老虎凳上一天一夜，不让她喝水，不让她大小便。
张守生，48岁，工人。26日的下半夜三点所长亲自提审。所长第一句话就说：“黑社会讲一对一，为了死无对证。咱们今夜也来个“一对一”，你要不彻底交待，死了也白死。你想好了，说还是不说？！”张守生说：“该说的都说了，难道你还逼着瞎编不行！”所长气急败坏的抓着他的头就往墙上磕，几下就把张磕昏迷了，倒在地上。恶所长又用穿着皮鞋的脚连踢带踹。狡猾的家伙就是不把脸打伤。他打累了，休息了一会又问昏迷中的张守生：“你到底说不说！”张只是摇了摇头。气得所长暴跳如雷，把门窗打开，刺骨的寒风吹进来，然后剥光了张的衣服，往张的身上浇水，一边浇一边恶狠狠地说：“叫你嘴硬，我把你都冻成硬的，想说可就晚了！”张咬着牙蜷缩在刺骨寒的水泥地上。11月末处在寒带的吉林市，气温晚上已经下降到零下二十来度。所长浇完了就回屋睡觉了。到五点多钟，他醒了，突然想起来张还在水泥地上赤条条的冻着，他以为人早就冻成冰棒了。它怕担责任，走到张身边，伸手摸了摸张守生的身子，发现还是软的，才松了口气。
凌晨六点来钟，张守生放出来了。我们看他几乎脱相了。嘴张了张没说出话来，脸铁青得吓人，一举一动都象机器人一样僵硬。但是不但没有冻死，而且连感冒发烧也没有，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按法律规定，派出所只有48个小时的拘禁权。而该所对我们7个人足足审讯，逼供，诱供，骗供了三夜两天。最后它们觉得实在不能再拖了，只好草率的形成了材料，把我们分别送进了拘留所和看守所。
王立新之死
吉林市第三看守所，位于市郊一个山脚下。在我被劫持进看守所十多天后的一天下午，民警推进一位戴着手铐的功友。此功友方脸大眼，中等个，身体很强壮。他从非法关押开始就不吃不喝，一问三不知。第三天，警察查到了他的下落，并把他的父亲找来对证。面对着父亲，他只好实说了。第三天晚上他仍不吃饭。班长说：“你这不是跟我过不去吗？”班长的打手插话说：“你分到这个班，算你烧高香了。要是在别的班，早就把你打个半死，看你吃不吃？！”王立新笑着说：“我们炼法轮功，做好人，反而被抓，我想不通，心里觉得憋屈，吃不下去，这与班长没有什么关系。”他的和善的表情和话语，赢得一个个大法弟子敬佩的目光。一个功友借早上给他洗脸的机会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他说：“有师在，有法在，我什么也不需要。”
第四天上午灌食后，王立新直接被送到了六班，有人听管教在走廊里对六班长说：“别像五班那么无能，他要再不吃饭，给我往死里打，出了事由我顶着！”结果当天晚上王立新仍不吃饭，六班长和两名打手，一顿拳打脚踢，王立新抱着脑袋在地上滚。第五天上午，他又被两个刑事犯架着去灌食。路过五班门口时，我们看到王立新的眼已肿得看不到眼球，拖着一条腿，全靠人架着走，嘴里痛苦地呻吟着。这次灌食不知是盐水太多，还是导管插错了，王立新喊着：“你们没有人性的折磨大法弟子！不会有好下场！”嗓子沙哑的厉害，吐字也不清了。夜里，听到王立新不停地干咳，咳嗽完了就有气无力的呻吟。声音越来越微弱。到天快亮时，呻吟声消失了，走廊里响起了慌乱的脚步。一个青年的大法弟子就这样活活地被折磨死了。
事后，我们知道王立新32岁，未婚，是吉林市某厂的下岗工人。下岗“买断”得的36000元钱全用在大法上。自己买了电脑，收发师父的经文和上网的文章。他就是在街上散发资料时被绑架。吉林市司法局为掩人耳目，把所长和主管六班的管教调换了单位。六班长和两名打手提前作了处理。
“这个头我带不了”
2001年1月5日下午，通知我收拾行李。派出所两名警察把劳教通知书递给我说：“现在悔过还来得及。”我说：“我本来就没有做错，叫我悔过啥？”民警说：“不悔过？那就到劳教所呆两年吧！”
吉林市欢喜岭劳动教养所专门成立了迫害法轮功的中队，我被分到三班。到所的第五天，队长刘某陪着教育科的赵勋科长来找我。所长说：“听说你给党的高级领导人当过警卫？党龄比我的年龄还长，革命了一辈子，晚节不保，多可惜？年轻人都很尊敬你，你带个头，只要你说不炼了，我就叫你回家享受天伦之乐。”
我笑了笑说：“赵科长的好意我领了，这个头我带不了。”我说：自99年7月22日起，所有电视播放的所谓批判师父和大法的文章，包括中科院的文章我都看过，没有一篇令我心服的，一篇篇除了扣大帽子，就是人身攻击。
赵科长有些坐不住了，“你回去好好想想，想好了再找我！”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
“3.14”惨案
吉林市劳教所于2001年3月7日以迫害法轮功的中队为主，把分散到各大队的法轮功学员都集中上来共198名法轮功学员，成立了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大队，下设严管，普管，宽管三个中队。宽管在一楼，普管在三楼，中间二楼是严管中队。集中所的主要力量，加强了对法轮功的迫害。
大队成立的第二天，被非法关押在严管二班的潘敬文，因坐板时两腿没有伸直被打，并被罚了禁闭，关进了小号。二班法轮功学员为此决定绝食。我们一班得到消息，也决定绝食，支持二班的正义行动。
绝食的第三天，大队长梁某出面了，司法局办公室主任也来了。叫这两个班各出三名代表到大队办公室。梁五十多岁，军人出身，大嗓门，急性子。他首先承认了严管中队打人的错误，然后问代表：“有什么要求，群众有什么意见，都可反映上来。”我们提出了三条：一立即解除对潘敬文的惩罚；二是今后不再发生打人事件；三是改变坐板两腿伸直的做法。梁大队长对前两条同意，但认为坐板两腿伸直是司法局定的，不敢做主，得请示。
我看他态度不明确，就从沙发上滑到地板上，一边演示一边说：“两腿伸直重心后移，身子本来往后倒，还得把腰挺直，时间一长，谁也受不了，这是一种残酷的变相体罚。再说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文明习惯就是盘腿坐着，伸着两条长腿被视为无教养的坏毛病。”梁以为我在教训他，很不高兴的问我叫什么名字，叫我规矩点。我想，因为这个伸腿问题是绝食的核心问题，你不高兴我也得说。梁队长沉思了一会说：“只要别打坐练功，散盘还是直伸都可以。暂时先这样，待请示后再定。”局办主任说：“怎么样？梁大队长都答应你们了，回去叫大家吃饭吧！”就这样，第一次绝食历时三天，圆满结束。
事隔三、四天，三楼的功友才得知严管中队绝食的消息，于是他们也找理由绝食了，以支持我们严管中队。这太出乎大队的意外了。他们原以为普管中队的学员都是比较老实的。大队长梁不顾对我们不再打人的承诺，亲自指挥，大打出手。全大队十多名干警，一起动手打人。我们听到楼上劈啪的打人声和功友的惨叫声，心如刀绞：“不许打人，打人犯法！”我们一边喊一边使劲踹地板，叫一楼宽管的功友也知道发生事了。我们要求见大队长，他们不见，一连两三天除了值班的狱警外，其他的都不露面。我们决定再次绝食，并统一开始绝食行动。
3月13日起，全大队开始了绝食行动。整个大楼死一般的沉静。功友们说，这不是好兆头，原来当局正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迫害措施。
3月14日上午9点，三楼又响起了打人声，而且比前两天声音更大，功友的喊叫声更凄惨。我们从窗户看到被打坏的功友，头流着血，几个人抬到楼下院子里，叫来了吉普车，拉到医院抢救。我们再也无法平静了，有的喊，有的敲门，踹地板，敲暖气管子，喝令他们停止暴行。
楼上刚平静下来，我们严管中队的大铁门哗地开了。管理科的科长郑某，教育科的赵科专，带来两个科的科员和办公室的十来个干警，人人手持电棍或狼牙棒（一种灌了铅的胶质棒，棒上有刺，此棒伤里不伤外，是最阴毒的一种刑具，已列在废除之列，可劳教所还在使用），如狼似虎、凶神恶煞般的冲近来，后面跟着大队长梁某，带领全大队近20名干警，也是人人手持电棍和狼牙棒。他们向疯子似的见人就打，一边打一边歇斯底里喊着：“叫你喊！叫你敲管子！叫你绝食……”这30来人组成的刽子手，毒打手无寸铁而且是“打不还手”的大法弟子不到一小时，接着便一个个“过筛子”，由本中队朝某点名，点到一个，就有两个民警拖到办公室，剥光衣服两个人按着打一个人，只要你不答应吃饭就一直打下去。当场打休克的7人，打破头，打断筋骨，打昏死过去送医院抢救的两人。事后统计“全大队被打90人，重伤害50多名，打休克的15人。分别送卫生所的和医院抢救的5人。
事件发生后，当局做贼心虚，实行全所戒严，包括刑事犯，一律禁止探视。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全所500名工作人员，他们中有不少是法轮功学员的亲朋好友，同情法轮功的也大有人在。所以没几天，整个吉林市都掀起了轩然大波。有的说：“劳教所打死打伤了好多人，有的说，“逃跑了好多法轮功……。”因为劳教所是建在山脚下，站在围墙外的山坡上可以窥视全所的大院，房屋设施。每天都有几百人包围着围墙质问当局为什么不让探视？是不是干了见不得人的事？有的直接找到司法局，有的往院里扔石头……所领导都心虚的躲在屋里不敢见群众。
吉林市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这已不是第一次了。2000年一名大法弟子在此被迫害致死，明慧网发表后，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美国记者曾到吉林采访过。而这次如果被曝光，它们更受不了了。所以为了消灭罪证，它们采用了疏散的办法，把被打的一百来人分两批，第一批50人，都是重伤害者先疏散到辽源，四平通化方面；第二批50人，分到黑龙江方面。他们行动十分诡秘，只提前10分钟通知收拾行李，干什么，到哪里？都不告诉。其中有几名功友是被抬上车的或架上车的。一名姓侯的功友后背被狼牙棒打伤，到辽源后天天发烧、咳嗽。到医院透视发现肺叶全是沙眼，随时都有死亡危险。医生惊叹：“这样严重的伤害还能活到现在。”辽源劳教所怕沾到自己身上，马上通知家属要连夜来接人。
两次联名上告
辽源市劳教所共有40多名法轮功学员都被迫违心表态。国家司法部为此派员来考察，并表扬了他们。恶警们采取了各种措施避免我们吉林市来的15名坚定的大法弟子和被洗脑的人接触。因为我们在同一个餐厅吃饭，为我们做工作，帮助这些昔日同修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们15人单独一个班，管教派了4名站岗的，其中一人是被迫违心表态的。由于我俩岁数接近，共同语言多一些，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虽然一时糊涂，但心属大法，暗中为大法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为我们吉林来的，在生活上都给与帮助，并把辽源的详细情况都介绍给我们。为我们很快地开展讲真相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他看了师父的《强制改变不了人心》的新经文，哭了。决心重新回到修炼的行列。他表示：为了大法他愿意忍辱负重。我把师父的新经文复写了几份，由他发给各大队的功友。
三大队的张又文等五个功友，学了师父的新经文后，马上写了严正声明。还有些功友也在酝酿着写声明。教育科科长孔某预感到形势不妙，三大队无论如何要把这几个人打压下去。三大队队长韩某用光缆线拧成的鞭子抽打他们。大法弟子张又文挺过来了。他说，挨打时一直用正念对之，头三鞭有些痛的感觉，过了三鞭后，几乎感觉不到痛了。当抽到15鞭时，后背臀部都打烂了，队长手软了，怕重伤致残，只好罢手。三大队把张又文交给教育科。他们对科长说：“我们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相信教育科会有办法的。”科长孔某说：“绝不能叫张半仙坏了我的大事！”（孔叫张又文“张半仙”）。中午，孔科长喝了一顿闷酒下午借着酒劲就大打出手。打累了叫工作人员擦血，包伤口，他躺在床上休息，血迹擦干了，他也休息好，问张又文：“你还反弹不？”张说：“我反弹定了，你打死我也无用。”气的孔科长脸煞白，又毒打了半个多小时，就这样打一会休息一会，一直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张又文也没松口，最后只好把他关进了笼子似的小号罚15天的禁闭。
禁闭室设在集教队。我利用禁闭放风洗漱和大小便时查看了张又文身上的伤痕，了解了他醒悟后被打的经过。恰在这时，一个被迫违心表态过的人利用吃饭时悄悄递给我一本“文明执法”的小册子，小册子摘录了从宪法、刑法、劳动教养法以及国际人权法等法律章节，特别是人权法和对民警的出发条文，对我很有用。以法惩办打人凶手，我有根有据。很快起草了份“惩办打人凶手释放张又文”的上告信。功友们看后都主动的签上了名，直接交给了所长，所长立即找科长孔某核实，并批评了孔。从此，走过弯路的法轮功学员接连不断地严正声明，重新回到修炼队伍。但再也没有发生打人事件。两个多月的时间除了几位快到期解教的外，全部回到大法弟子的行列。当最后一个法轮功学员把早已写好的严正声明交给科长孔某时，孔看大势已去也无可奈何。正法形势发展的这么快，走弯路的学员觉醒的这么迅速，全靠师父新经文的指引。
孔对我是恨之入骨。只要见到我就说几句，或半开玩笑的挖苦一顿。他公开对我说：“要不看你岁数大，我豁出去科长不干，也要扒你几层皮！”没过几天，他领着司法局的科长郑某、集教队的队长韩某来找我。把我叫到办公室，声色俱厉地问：“谁给你的文明执法手册？”《文明执法手册》是内部资料，你有资格看吗？郑某插话：“你们大法弟子是不会撒谎的，我想你会告诉我们是谁给你的？”关心他人，不干有损他人的事，是大法弟子的一个修炼原则。不该说的可以不说，这不叫撒谎。这时，站在我身边的队长韩某握着拳头黑着脸逼我：“快说！”“老实交代！”我按师父教导的，默念经文，死死的盯着他。几分钟过去了，韩的目光凶焰减灭了。握紧的右拳抬了抬又放下了。我不慌不忙地说：这事与借给我的人无关，是我借的，不是他主动给的；如果因为我看了国家有关法律常识，违反了法律，请给我指示“触犯了哪条？”“真触犯了，给我什么处分，我都接受！”
沉默了一会，孔说：“我们只叫你交出谁借给你的？我们召集人，你能认出来吧？”我说：“我能认出来，但我不认。因为这是我造成的，不能连累他人！”我说完了任凭他们怎么威胁怎么哄骗，我就是不开口。郑看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就自己找台阶下：“既然一时想不通，就先回去吧，什么时候想通了，再告诉孔科长。”谈话算收场了，此事也不了了之。
第二次上告信，发生在同年七月中旬。因为一名刑事犯发现一位功友兜里有经文，未经许可就强行掏功友的兜。为此，两人干起来。掏兜是侵犯人权，可是值班的民警却只把这名法轮功学员关了禁闭，而掏兜的刑事犯自由自在。事虽不大，但影响大，不能叫他们利用刑事犯监督法轮功学员的阴谋得逞。于是，我赶紧起草了“立即释放×××”上告信，所有功友都签了名，由我直接送给所长。所长了解情况后，迫于所有大法弟子的压力，立即把被关押者放了出来。
联名上告信的经历告诉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大法弟子团结一心，才能战胜邪恶，有效地维护好大法。
善待“包夹”
辽源劳教所于2001年8月29日把我单独送到省司法厅，省司法厅批到长春市司法局，局又批到了长春市奋进劳教所。奋进是司法部的“先进所”。设施、伙食都比辽源强。但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上也比辽源更严重。特别是施行“包夹”。我头一次听到“包夹”这个词。就问：“什么是包夹？”高说：“说白了，我们安排四个人昼夜看着你，你的一言一行都要听‘包夹'的。”我生气地说：“我犯了什么罪，还得昼夜看着？判了死刑的人，也不会这样对待吧？”高说：“这是局里定的，我们只是照办。”
开始我很不习惯，吃饭、打水自己单独走了。管教看到了不说我，却严厉批评包夹。包夹有些哀求地说：“老爷子，我们也不愿为难你，可是不这样做，管教就批评我们，还扣我们的分。你老就算为我们做的，习惯了就好了。”当局知道大法弟子都是为他人着想，所以就利用这一点，安排“包夹”，给他们压力，实质就是给我压力。后来我想通了，“对修炼人来说没有偶然的事”，肯定有我要去的东西，否则不会这么安排的。因我一个人拿出四个人帮我提高，多难得啊！想到此，思想敞亮多了。为此，我还写了首小诗自励。题目是：我也有“卫兵”。
当年吾当警卫兵/首长有我显威风/今天我也有“卫兵”。/因我炼了法轮功/我的卫兵权力大/我行我素可不中/外出“卫兵”两包夹/三人同行我居中/夜里睡觉守床边/一直守到天大明。
作为大法弟子，遇到什么环境，不是自己决定的，但是适应环境，开拓环境却是自己的事。我要用理智去对付“包夹”，用智慧去利用“包夹”。全面的讲清真相，捍卫大法。
首先，我要和“包夹”建立密切的关系。急“包夹”所急，帮“包夹”所需；其次是在关系融洽的前提下，多宣传人生的道理。讲有神论的故事。叫他们明白，什么是人的真正生命，人活着到底为什么，和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自觉地做一个好人。这样，他们确实成了我的“卫兵”，有人不尊敬法轮功，他们替我争理；谁想占我的便宜，他们就制止；特别是我抄法，学法，他们不管不问，我炼功时，他们给我站岗放哨；夜里我打坐，他睡觉，来了查岗的我把他踹醒。基本做到了，动功、静功常炼不断，还背熟了20多篇新经文。
在劳教所，说明真相是很困难的。劳教犯大都是偷窃、抢劫进来的，除了金钱、女人，别的什么也不信。他不问你，你要说，他就说你在宣传法轮大法。为此，我采取了区别对待，顺其自然，找准说话或插话的切入点，恰到好处的投其所好地弘法或说明真相。再者，注意报刊杂志上有关符合大法法理的文章，看到了就抄摘或剪下来，作为谈话的题材。像报上登的外国人对人的元神不灭的实验；文摘等等；《梦幻间谍的故事》等都证明人是有元神的，而且可以离体帮人做一些事情。类似这样的报道、故事，我不但给刑教讲，也给队里干警讲……并巧妙地插入大法的观点。再就是利用写思想汇报或给子女写信的形式宣扬大法。我曾三次每次500字上下的汇报材料，给管教、队长看。给子女写了两次长信，第一次写了1万5千字，因里面出现了“法轮功”的字样，被没收；第二次写了两万字的长信，把我所理解的大法法理几乎全写上了。通篇没有一个“法轮功”出现，通篇全是大法的法理，我的“包夹”先看，又给我认为不错的有缘人看。因为是给子女的信，他们都愿意看，既使他们受到了教育，又密切了我跟他们的关系，应看的人都看过后，老伴来探视时带回去，邮给儿子和女儿，也算我留给他们的精神财富。
就这样，我在奋进度过了一年多的“包夹”生活。有“包夹”比没有“包夹”更自由，更有利于弘法和讲清真相，也更有利于个人修炼。
“第三次转化攻坚战”不了了之
2002年10月8日，我有被转到长春市朝阳沟劳教所。在新生班，20多篇新经文被搜出，轰动了全所。我的眼被打肿了，耳朵被打聋了，还给了我加期一个月的处分，不到20天，我被分到了2大队2班。全所共有7个大队，一、二大队对法轮功学员最残忍。过去分到这两个大队的法轮功学员，不妥协的很少，所以得了个“铁争狼队”的名声。我下决心“要命一条，要叫我背叛大法，辱骂师父，一万个办不到。”
一楼大厅的电子显示的红标语——“打好教育转化的攻坚战”不停地显现着。其实这是当局的一种心理战。不久，所有坚贞不屈的法轮功学员都被集中到四大队的会议室办班。第一天是所长王某动员报告。他说：“根据局统一部署，第三次教育转化攻坚战今天开始。我们现在跟法轮功的斗争，已经上升为敌我斗争。所有不转化的顽固分子都是反动分子……。我们要采取一些措施，在规定的时间不转化也得转化！”动员报告充满了血腥味，充满了杀气。前两次攻坚战是在2001年末和2002年上半年进行的。我们二班有一名姓安的大专生，就经历过二次攻坚战的残酷折磨。当时，把他打昏过去，抬到卫生所，抢救过来，问他“转化不？”他摇了摇头，刚吐出了个“不”字又昏了过去。
一大队在第二次转化攻坚前的动员大会上曾表示，要打个百分之百转化的漂亮战，结果事与愿违。遇上一位硬骨头，电棍、皮鞭、老虎凳等刑具全用了，就是不屈服。最后十个手指盖下全插进了钢针，痛昏过几次，就是不吐口。使这个全15所有名的“铁争狼队”无计可施。
王所长作完动员报告，管理科组织学习各种法律条文和所谓“帮教团”中的“转化典型”材料。
晚上回到班里重点“转化”对象一个个坐在水泥地上，由刑教和值班的管教看着，通宵不让合眼，谁要打瞌睡，闭眼，轻者骂几句，捅醒；重者，一顿拳脚打精神，白天照常参加学习班。在学习班上，由管理科的干警来回巡逻。看谁打瞌睡，就揪出来，交给本大队处理。在场的功友说：“再这样无人性的折磨，我们也得想点措施。”是自杀、还是杀人？还是逃跑？管教怎么追问也不说。弄得不法官员很紧张，第三天夜里就取消了不准睡觉的残酷摧残。
学习班共办了六天，七十多名大法弟子没有一个转化的。学习班既没有开总结大会，也没宣布结束，就这样不了了之。功友们心里明白，他们除了罪名的升级，再也无计可施，这是正法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我一进朝阳沟劳教所，听到的全是：“不转化，就别想出去。”“不转化就是无期徒刑。”“×××已超期七个月了还没放。”对此，我知道它们做什么都是徒劳的，动不了我，所以我不再有度日如年的感觉。可是，出我意料的是，2003年1月24日。正好我老伴来探视，在接待室里接到管教送来的“解除劳教的通知书”。我老伴拿着“通知书”回吉林市找“610”办公室，办好了一切手续，接我出去。二大队的管教说：“没有转化，有没有当地‘610’来人就释放的？没有！你老李是第一个，开了我所的先河。”我非常清楚这份幸运是怎么来的：全靠大法的指引和恩师的点悟啊！
（初稿2003年4月末，修改于同年5月28日）
English Version: https://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04/2/22/4533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