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警察和劳教院对我的野蛮折磨
到了晚上，来了两个警察问我：“你前几天干什么了？”我说：“我没干什么。”他们不由我分说，就把我双手反铐在背后，并把我摁在椅子上，一个人踩住我的右腿，另一个人往上抬我的左腿，用力劈我的双腿。我疼痛难忍，我被迫承认写过法轮大法好的话。他们又问我是否将我家的法轮大法书籍放到了朋友家，我告诉他们：“是。”就这样他们走了。又进来一个警察，给我作笔录，并以宣传法轮功好和收藏法轮功书籍为名把我关押到将军拘留所。在拘留所里，警察每天都强迫我“坐板”（即整天坐在地板上，一动也不许动。）在拘留所里的第八天，绑架我的几个人又以“强改”的罪名将我关押到抚顺市劳动教养院，其中一人还说：“便宜你了。”
一进教养院，我就被教养院的劳教犯人剃光头发，并被强迫穿上劳教犯人穿的服装。警察命令劳教犯人蒋本秀严格看管我，不许我同那里被非法关押的其他法轮功修炼者说话。我在那里每天除了三顿饭的时间以外，都被强迫和劳教犯人一起“坐板”，如果动一点，就会被狱警唆使的劳教人员打。睡觉时，必须“立板”（即一个人挨着另一个人，每个人都得侧身躺着，紧紧挤在一起。）把我同劳教犯人一样对待。
2002年5月9日下午，我逃出教养院大门，教养院的警察又把我抓了回去，关在“小号”。晚上，警察命令劳教犯人李平、邵庆、王峰等4、5个人剥光我的衣服，强行将我摁倒在水房的地上，用冰冷透骨的水从头到脚反复地浇冻我，浇冻了好一阵，我被冻得浑身哆嗦不停，他们继续浇冻我。又过了一会儿，他们把我架到狱警大队长武爱东的办公室。又把我的双手背铐在身后，狱警队长武爱东、任福明以及狱警李佳兵、王衍杰、王正金、王丹、王立新、张建新等人坐成一圈，并关上门。紧接着，武爱东先用电棍在我头顶、手臂、后背等处来回电击。之后，狱警任福明用电棍一边电击我一边说：“我让你跑……”；王衍杰拿着一个带钢尖的电棍电击我，电棍的钢尖同时在我身上留下一道道血痕，并吼叫着：“还敢跑不？……”王正金用电棍电我时说：“转不转化……”他们用三根电棍同时电击我，我全身的肌肉被电击得抽搐、紧绷着，这三根18万伏的电棍同时电击在我身上，疼的我在地上直翻滚。“噼啪”作响的火花，烧得我皮肤和毛发发出一阵阵焦糊的味道，浑身上下到处是被电棍电击的密密麻麻的小点……。直到电棍没电了，他们又把我关进“小号”。狱警张建新还特意用两只手铐分别将我的两手一上一下地铐在“小号”铁栅门横梁和地环上，使我既站不起，也蹲不下，只能躬着腰。我被铐着连续4天，无法睡觉，两脚和小腿因连续站4天而被控得浮肿。直到5月25日，我被从“小号”里放出来，又关押进严管牢房。又大约过了一个星期，绑架我的人送来一张判我劳动教养三年的决定书，日期是2002年2月2日——2005年2月1日。就这样，我被劳教犯人管了三个月后被非法劳教了。
2002年9月30日，教养院的警察让劳教犯人强迫我放弃信仰。从早晨开始，我被强制坐在地板上，4个劳教犯人邱宏伟、刘铭江、栾大鹏、李世明在我的前后左右盯着我，只要我稍一动，就肆意地打我。长时间的疲劳使得我不得不欠一下身或弯一点腰，但马上就会被打耳光，或被他们用脚狠踢软肋等。劳教犯人邱宏伟因不愿打我而遭到严管牢头打。夜里，他们仍然轮流看着我，不让我睡觉，并且继续强迫我一动也不许动地坐着。一直坐到第二天的我，被迫违心的写了放弃信仰的保证书。
两个星期后，我宣布我在被强迫中写的所谓保证作废。我的环境又开始紧张起来了，每天被更严厉地看管、监视着。
2003年3月初，我被非法关押到专门关押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大队。一星期后，狱警王立新让我写保证书。我说：“我不写。”接着他逼视着我，再没说什么，走了。几天后，又是他值班。狱警王立新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我做法轮功的转化工作三年了，一回也没被上过网。”他顿了一下又威胁说：“你想好。要是把你送回去，对你可不利。”我明白他要把我送回原来迫害我的地方，我说：“你还有别的要说吗？要是没有我先回去了。”此后，又有3个狱警用语言对我进行威胁，妄想迫使我放弃信仰，他们没能达到目的。几天后，我又被送回到原来关押我的牢房。
回到严管牢房十多天后，我胸中开始疼痛，每天只能躺着或靠着，以此来减轻痛苦。狱警王衍杰、王立国却让我的家人出钱给我做检查。由于我的家人拒绝，狱警不再提及给我看病、检查身体的事了。我只好挺着。
直到2003年7月，病症更严重了，其他的劳教犯人把耳朵贴在我胸部可以听到我呼吸时，肺部“哗哗”的水声。同时，我的肺部如同针扎一样的疼，身体迅速消瘦，脸颊塌陷，眼睛突出，我实在承受不住了，狱警却不管，还想让我继续挺着。后来，我在十天内苦苦找了狱警王衍杰和王立国八次，狱警王衍杰、王立国和庞某才带我到医院检查和通知我的家人，并让我的家人支付诊费。经几次确诊，才知道此时的我已经患肺结核胸膜炎肺积水。由于当时的我身体极度虚弱，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抚顺教养院怕担责任，但又不给医治，才让我的家人交2000圆钱，自己回家治病。
然而，刚回到家没几天时，教养院的警察又以家访为名，来看我身体是否好转，并让我写放弃信仰的保证书，图谋待我身体有所恢复时再次将我绑架。无奈，我不得不被迫离家，开始流离失所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