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成喜于2000年底在北京散发真相传单被绑架到臭名昭著的北京团河劳教所,曾两次被送进“集训队”迫害,一次被无理延期10个月。在长达两年的迫害中,恶警使用了各种野蛮手段,比如罚站、罚蹲、电棍电击、强行灌食、不让睡觉等种种酷刑妄图逼迫他背叛信仰。作为所里的被“攻坚”(重点洗脑)对象,两年中他饱受了各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而不动摇,是被北京团河劳教所劫持的最坚定的大法弟子之一。
2002年12月龚成喜堂堂正正走出北京团河劳教所;同年8月不幸被邪恶钻空子,再度被绑架,到现在为止一直下落不明。
希望大法弟子和国际社会关注龚成喜的遭遇,积极揭露迫害、予以营救。
我从小体弱多病,青少年时代饱受了病痛和绝望的身心煎熬,比同龄人更深地体味到了活着的艰辛,精神压力很大,在忧郁无助中没有了生活的信心。 98年我接触到法轮大法(法轮功)并很快开始修炼实践,在短短的半个月内就收到了令人兴奋的奇效:病痛感消失了,整个人从灵魂深处脱胎换骨,逐渐变得健康、乐观。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为人处事,使我在学业、人际关系、个人修养、心理素质等诸多方面都有了很大改善,得到了老师同学及亲朋好友们的普遍称赞。
法轮功给我这样的青年带来的是好好活着的勇气与希望,使亲朋好友们不再因我的痛苦而痛苦,同时给了我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优秀条件。
然而,99年4.25后,我却受到校方不准向他人介绍法轮功、撤销班长等学生干部职务、选择修炼还是上学等无理威胁,给我的正常生活和学习带来许多麻烦。
99年7.20后,我们这些信仰“真、善、忍”做好人的大量守法公民,在一夜之间被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推向了政府的对立面,用国家恐怖主义的暴力手段欲将我们“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使无数法轮功修炼者的生存条件面临极大危机,使多少无辜的家庭家破人亡。
99年暑期过后,校团委将我父母从新疆叫到北京,以中断学业要挟二老逼迫本人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在种种毫无道理的迫害和冤屈下,我选择了向政府请愿、上访,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的造谣和镇压,还给我们炼功的合法权利。
1999年10月底我在向政府上访的途中被便衣抓到了天安门分局,在审讯室内,警察强行给我戴上下背铐、罚站马步、用胶皮棒猛抽我的臀部……使我在剧痛中汗流如雨,手铐嵌进了肉里。当晚,我被校方接回后,系党委、校团委对我施以高压,禁止我继续行使公民上访、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合法权利。为能够向政府说明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我被迫于第二天晚上流离失所,一个月后回校,被逼休学一年,由父亲接回家乡。
由于江政权在全国范围内搞恐怖的消灭法轮功运动,家乡的炼功人也被判刑劳教、电话监听、人人表态过关、株连亲属等等,家人十分恐惧,只好将我送到了一个偏远的乡村亲戚家躲避。但在那里,环境也十分紧张,到处抓人,亲戚们整日提心吊胆。
2000年7月22日,我到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和平请愿,被警察连拖带打地推上了警车,并在警车内揪着我的头发施暴。后来,我和其他上百名炼功人被押到另外一个公安局,凶恶的警察强迫我们每个人照相,手掌摁手印。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将每个法轮功修炼者记录在案,以便采用各种方式使所有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无法上学、无法工作、无法有正常的社会交往和家庭生活,被非法关入拘留所、精神病院、劳教所、监狱,遭受酷刑、强体力劳动及精神折磨,失去生存条件,从而迫使他们放弃修炼法轮功。那一次在公安局我被非法关押了48小时,没有任何法律程序、手续。并且被罚站连续好几小时,直到近乎瘫倒。晚上被扔进没有床的小号内,不准睡觉,更不准炼功,否则就要被毒打。
2000年9月休学期满由父母送回校,校方因我“复学申请”中“认为和平上访没罪”不合“要求”而迟迟不予复学。以致本人遭到父亲的棍棒毒打,好端端的家庭被无法无天的迫害正义良知整得鸡犬不宁。父母自知无力向江泽民讲理,为了图自家的一时安逸,就把所有冤恨撒在我的身上,逼我出卖自己的良心。这种悲剧在7.20之后的中国大陆是屡见不鲜的。在残酷的系统的国家恐怖主义镇压下,无数的家庭破裂,无数人流离失所。
2000年10月,我陪同父母去天安门广场游玩,在我们一家上天安门城楼前,警察逼父母辱骂法轮功才准上城楼。
2000年12月20日,本人在北京大学分校和平散发法轮功真相材料时,被分校七八个保卫人员发现并当众殴打后送北京昌平公安分局看守所拘留。刚到看守所的头两天,我的一条腿便被犯人打得淤肿,一个多月不能正常走路。同号的另一名法轮功修炼者经常被扒光衣服,变态的数名犯人竟将牙刷捅进他的肛门寻开心,并经常对他用各种变态流氓方式进行凌辱。
在非法拘留、白天被罚长时间坐板、晚上冻得无法入睡、一个多月不准洗漱、每天吃拉得咽喉生疼的窝头等不公正对待下,我开始绝食表示抗议,三天后,警察对我强行灌食。他们派犯人将我反架着胳膊硬拖了几十米,使我的胳膊几乎被弄折,鞋也拖掉了,直到寒风刺骨的门口被摁倒在地,由一名警察边骂“插死你”边使劲往我鼻孔里插橡皮管,强行注射进一碗水冲奶粉或玉米糊,完后快速扯出橡皮管,使我的鼻膜受到很大刺激。没有任何消毒设施和必要护理、甚至连犯人都可以帮助灌食。有一次,同号的一名法轮功修炼者绝食被摁在地上插管时抗议:“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警察穿着皮鞋照他的头猛踢,导致眉骨处长时间瘀血……
在那里,我们被野蛮剥夺了和平抗议的最后方式——绝食,而遭受了更大的灌食摧残。十几天下来,见过我的人都说我已严重脱相,那时除了呼吸外,我几乎已没有力气,身体极度虚弱。而这一切,相信警察通过监控器看得是清清楚楚,但我仍每天被罚长时间坐板,晚上睡在寒风阵阵的靠门口的水泥地上,伸不开腿,翻不了身。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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