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年多来抵制迫害、证实大法的经历
得大法病体康复、人传人大力弘扬
得法前我患有8种病，疾病的折磨使我感到度日如年，痛不欲生。98年6月我喜得大法，刚炼了几天，身体就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师父帮我净化了身体，多种病痛不翼而飞，真正感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而且刚炼功5天就开了天目，看到了师父讲的通道，和另外空间的殊胜景象，还看到了一只大眼睛，还看到了师父法身。这给刚得法的我很大的鼓舞。
千百年来，有哪一门宗教，哪一个名人能使这么多人在短时间内就超脱疾病的折磨，没有。只有我们伟大的师父做到了，我决心要跟着师父坚定地修炼下去。
由于自己在大法中得到了好处，就开始告诉亲朋好友，同事、邻居等。有一天师父点化我，很多乡下人都还不知道这个大法。我想，那我就该到农村去洪法了。于是我就去了一个村子。村里的人一看我教功又不要钱，很多的人都想学。当时因为我还是新学员，对法理还不太明白，就赶紧回到市里告诉站长。市里又去了十来个同修到那教功，这样在那个村和方圆几个村都建立了炼功点。
法轮功没有组织，就是人传人，心传心，大家通过学法炼功身心受益，当然愿意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炼功人数成倍地增加，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城市农村。那时每天早晨我市大小路口，花园绿地都能听到大法的音乐，看到炼功的人群。我们的祥和感染着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炼功队伍中。
就是这么好的功法，却受到了江泽民这个势利小人的妒嫉。99年7.20，在它的授意下，开始了对大法和大法弟子们的残酷迫害。当时的那种铺天盖地的镇压，真象天塌了一样。我们不明白，我们只是在炼功做好人，为什么要镇压我们。为了让政府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我们就开始了艰难的上访之路。
不畏强权，进京护法
99年7月20日早晨，我正在炼功点上炼功，有人来告诉说我们的站长、副站长都被抓了。于是我们就到市公安局门口去要人。我们去了很多学员，有秩序地站在公安局大门的两边，公安局派了很多警察全副武装的站在我们的前面。路口都戒严了，来晚的学员已进不来，被挡在外面。我们派了代表进去要求放人，可公安局说不能放，是上边的命令。有学员提议，既然是上边的命令，那我们只好到上边去说，我们还是去北京上访。大家都同意于是我就去了北京。
到了北京才知道原来抓捕站长是全国性的，信访办成了抓人办。没有地方讲理。北京到处都是警察和便衣，看到大法弟子就乱打乱抓。22号那天在天安门广场，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都有，在广场炼功，一批一批地被抓走，又一批一批的涌进来。面对暴力，大法弟子们宁静祥和，巍然不动。我为是大法中的一员而感到骄傲。
当时我在升旗的地方，一个武警拖住我向纪念碑方向拖，我告诉他我们学员被抓的事，他说：国家不让炼了，你就不能炼了。其实江泽民根本就代表不了国家，他在利用着政府和国家机器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就这样连拖带推把我推出了广场。从那时我就开始了在北京3个多月的护法、讲真象历程。
在北京很艰苦，白天我们各地的大法弟子到处走，向世人讲着真象。饿了就吃馒头，渴了就喝一口卫生间接来的凉水。晚上睡在路边、草地、公园、地道。哪里都有大法弟子的身影。同时我们还时刻面临着被抓的危险。并经常听到有同修被绑架的消息，但我们无所畏惧。我们各地的同修不断切磋，增强信心。我们不知疲惫地向人们讲啊、讲啊。可那时的人由于受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很难接受我们讲的话。但我们也经常得到一些善良人的帮助。
我丈夫到北京来找我，让我跟他回去。我说：“我在大法中受益你也见到了，这么好的功法说镇压就镇压，还抓了我们那么多人，我的命就是师父给的，现在师父遭到诬陷、谩骂，我作为弟子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不会回去，一定要在这里和各地的大法弟子一起为大法讨个公道。”丈夫跟了我两天，看实在说不动我就给我留了些钱，流着眼泪走了。
99年8月中旬，说政府要开什么会，我们一些各地的大法弟子商量要到天安门去证实法。第二天我们先到的20多名大法弟子坐在广场中心开始炼功。有很多大法弟子没等走进来就被抓上了警车。很多围观的常人说：法轮功，真了不起。当时也有很多外国人在看。警车开过来了，警察跑过来了。警察拽我们让我们上车。我们挽着手臂，谁也不上。恶警就开始连打带拖把我们塞进警车，送到广场派出所，把我们关在铁笼子里。逼问我们是哪儿的，我们都不说，很多大法弟子都遭毒打，有一位东北的大法弟子和一个北京良乡的大法弟子被打得都不能动了。
我当时人心很重，心想出去再说，就随便说了一个地方，没想到很快就被那地方的人给接走了。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招待所，让值班的先看着我。我就向值班的讲真象。一位年岁大一点的人说：别说了，一天没吃饭，快去吃饭吧。一句话点醒了我，这不是让我走吗？于是我从那儿出来又汇入到护法的洪流中。
99年8月底被抓的同修很多，我们各地学员一起切磋，认为应该让更多地同修出来证实法，于是我们就分头回家乡和走不出来的同修切磋。我回到本市后，见到了许多同修，他们并不知道北京的情况，正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向他们讲了北京各地大法弟子的情况后，有很多弟子当时就表示马上进京去上访。后来我们地区一批批走出来很多弟子到北京证实法。
9月北京开始大搜捕了，很多大法弟子被抓，一些没被抓的都到了郊区的山上。在山上风吹雨淋，无吃无喝，下山买一趟吃的东西都很困难。可我们有对大法的坚定信念，再苦也能忍受。后来我们通过切磋，觉的老这样下去也不对劲儿，我们应该走出去，让更多的弟子走出来，让更多的世人知道真象。于是我们下了山，到各地区讲真象和找那里的同修切磋。国庆节过后我再次进京。
10月中旬，我和十几名同修在一起切磋突然被恶警围住，恶警审问我们，什么也没问出来，就把我们送到了北京昌平看守所。那里的大法弟子被迫害得很厉害，一个东北的大法弟子被恶警用针扎手指尖。还有一个被吊起很高，手腕被铐的全是血。还有几个刚从精神病医院带回来，也不知给打得什么药，他们一直吐。这都是我亲眼所见。那些邪恶之徒为了迫害大法弟子简直毫无人性。
几天后我被单位接回。单位领导问话，问我为什么要去北京。我就向他们讲我自己在大法中身心受益，现在大法遭到诬陷，我是要找政府领导人讲镇压大法是错误的。他们说去北京的一切费用都要我来出。当时就向我的家人要了5000元钱。我的工资从99年7月就停发了。单位领导问我还炼不炼。我说：“我炼功后一身的病都好了法轮功能使人道德回升，身体健康，为什么不让炼？”第二天，单位公安处把我送到了拘留所。
关押、亲情都改变不了我坚定大法的心
在拘留所，只要说“炼”就被关在小号里。小号里没有窗户，没有床，阴冷潮湿。那时99年的11月，天已经很冷。在这六平方米的小屋里，一个月要收450元。只给了一条薄薄的被子。
单位找了很多同事来劝说我，逼我写保证。我对他们说：“你们都是很了解我的，我一身的病都好了。信仰是我的自由，难道我不放弃信仰就该被关押吗？你们在座的有的身体也有病，那病痛的滋味让人生不如死呀。我炼功后身体好了，在尽力做一个好人，却遭到如此的待遇，你们说，这公平吗？”说着我流下了眼泪。那几个也都掉泪了。一个领导在旁边说：“快别说了，他们是来转化你的，别再让你转化了。”我还继续向他们讲大法的真象，最后那几个人都走了，谁也不来了。
恶警就把我的家人都叫来拘留所劝说我，我的大姐给我跪下，说：你写个保证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家。我女儿也给我跪下，说在单位里也遭别人的白眼。我说：“孩子，起来吧，一切都会过去的，妈妈炼功没有错，我走的是最正的路，决不会放弃的。”家里人看实在说不动我，无可奈何地走了。
我和几个同修一起炼功，被恶警铐在一个大铁柱上。有时还罚我们跑圈，不停地跑，一直到累趴下为止。关到12月中旬才放我。还罚了5000元。
回家后工资停发，全家兄弟姐妹都受到株连，我尽最大的能力向他们讲真象，慢慢地他们明白了，可就是害怕我再出事。我说，你们放心吧，我自己选择的路知道该怎么做。
再次上访被关押，酷刑折磨
2000年2月，我再次去了北京。到了信访办，看到很多的大法弟子进去就被抓起来，我想不能无故地被抓，于是就去了天安门。在广场上我开始炼功，觉得自己又高又大。警察跑过来把我拖上了警车，送到广场派出所，被关在铁笼子里。没多久就被单位来的人认出，押回单位。单位领导问我为什么又北京。我说：“我也不想去，可是没有办法，你们停了我的工资，没有饭吃。还罚了我那么多钱，你们不是说是政府不让炼吗？那我们只好到最高政府去讨个公道。”第二天，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我被送到了看守所。
到看守所的第三天，有一个学员想炼功，还没炼，就被号里不明真相的人给告了。所长带着一大帮恶警大喊大叫地来了问：是谁要炼功？那个学员站了起来。所长揪住学员的头发，用鞋照脸上左右开弓打起来，一边打一边喊，我看你还炼不炼。我想制止他们，要求说话。还没说出来，也被邪恶所长揪住暴打一顿。脸都打肿了，我就在心里背《洪吟》。恶所长打我时，我天目看到一道白光给挡住了，没有疼的感觉，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恶所长累得气喘吁吁，打完说：我看你再说大法好。我又说：大法好。它气的又接着打我。并叫嚷让我跪下，我就是不跪。它叫几个人把我摁倒在地上，用脚踹我，揪我的头发。当时号里的一些人都被吓哭了。打完后又给我们上了重刑，让中间抱着东西手和脚环绕都给铐上固定住。这种酷刑连死刑犯都不用，女号从来没用过，可是给修炼真善忍的好人用上了。时间长了浑身抽筋一样的难受。手脚根本动不了。当时我已被打的脸都变形了，浑身是伤，又被上重刑18个小时。
在看守所被剥夺了所有做人的尊严，受尽凌辱。如果不是师父的呵护，没有对大法的坚信，我是很难承受过来的。
几个月过去了，同修们陆续都走出了魔窟，可我却被长期关押着。当时自己从法理上没悟上去，认为在哪儿都是修炼，无形中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可心里老是觉得不对劲。后来又有大法弟子进京上访被关了进来，给我背师父的经文《理性》，我才明白监狱决不是我们修炼的地方。
当时我恨自己悟性太低，被邪恶钻了空子，消极承受了7个多月。我想我不能再承受下去了，于是就开始炼功。所长带着人掂着手铐脚镣就来了，把我叫出去问我为什么炼功？当时我心态平稳，我说：“所长你知道我在这里关押多长时间了吗，快8个月了。我们就为做个好人，说句真话就这样无限期的关押我们，我已多次反映情况，根本无人理睬。我一句真话就遭受酷刑，又长期不能学法炼功，身体已非常虚弱，我不但要炼功，还必须马上释放我。”所长说我犯了监规，强迫给我戴上了手铐脚镣。
第二天，全所开大会，一个明白真相的常人跟我说：大姐，可能是冲你来的。我说：不怕，我什么都放下了。这时我想起师父的话：“一个心不动，能制万动。”（《去掉最后的执著》）
集合了，别的大法弟子都替我担心，有的要背我或扶我。我说不用。心里一遍遍背着师父的诗：“生无所求，死不惜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洪吟》无存）拖着沉重的脚镣走向会场。
会场桌上放着一个大电棍，恶所长说这是最大电幅的，专门对那些违反监规的人。下面我就什么也听不到了，耳朵好象封住了一样，心里一直在背法。抬起头看见满天各种颜色的法轮，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能听到了说散会了，师父又一次帮我度过了难关。
散会后，几个号的大法弟子都知道了我的事，开始全体绝食。这一下看守所可吓坏了，大法弟子们要求必须马上摘掉我的戒具。最后邪恶胆寒了只好给我摘掉戒具。从中也看到了我们整体的力量。
2000年11月，我终于堂堂正正地走出了看守所这个魔窟。
正念正行，抵制洗脑
出来后没多久我又联系到了别的弟子，开始继续发资料，贴标语，一直做得很顺利。2001年8月，整个地区资料点被破坏，很多大法弟子被抓；遭受酷刑折磨，有的守不住心性供出了别人，损失惨重。我当时住的地方也被抄，恶警将我强行绑架。
我被带到公安局，第二天又被送到一个招待所。他们审我，让我出卖同修。我坚决不说，他们就打我的脸，踢我的腿，把手铐铐紧再来回掂。当时招待所里有很多常人，它们打我我就大声念正法口诀。邪恶害怕了就把我转移了另一个地方。到那一看，已经有很多大法弟子关在那里，他们都被戴着铐子，恶警对他们动私刑，打人时都是关着门，恶警对我说：“现在喊吧，再喊也没人能听见。”
他们把我吊起来，吊在一人多高的床上，让我出卖同修。我不理它们，恶警就在我身后加了一根棍子，我站不能站，靠不能靠。整个身体坡形的，手腕被吊得钻心的疼，心跳得厉害。一会儿我晕过去了。恶警们才把我放了下来。我趴在地上不能动。过一回我好些了就对恶警们说：“你们执法犯法，对大法弟子动私刑，你们就不怕遭报吗，”它们说：这样对你们还是轻的。它们问我说不说，我没理它们。它们又把我吊起来，这次一吊就是4天4夜，腿脚都肿了。最后他们看什么也问不出来，就拿拘留证让我签字，我不签，在2001年9月，被第三次送进了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我针对不同的人向她们讲真象，很多人都明白了真象，有的说：“我要早明白大法，也不会犯错误了”。
又是几个月过去了，我几次反映我的情况都没有回应。我想，不能再这样消极承受了，就是因为自己有放不下的常人心，被旧势力钻空子，使自己长期处于磨难之中。于是我开始绝食。所长找我谈话，我说，已经关押了我这么长时间了要求立即释放我。并要求释放所有的大法弟子。所长说：你如果吃饭就允许你在这里炼功，再不吃就要灌食了。
四天后开始给我灌食，十几个人摁着我，将一个馆子从鼻子插到胃里，还把管子来回扯动，造成我剧烈的恶心，有些在押人员都哭了，恶警却叫嚷：你们哭什么，给她灌食是为她好。有一个明白真象的人说：你们快放人家法轮功回家吧，他们都是好人，不应该在这里受罪。恶警非但没停止，还给我戴上了脚镣。我当时非常难受，一直流泪，恶医说：你哭什么，法轮功还会哭？我说：我是为你们流泪，你们现在这样迫害大法弟子，将来是偿还不尽的。
绝食到第十六天的时候，晚上作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轻飘飘的飘走了。忽然有一个很大的声音喊我的名字，我一下被震醒了过来。我当时悟到，还有那么多的众生被谎言所蒙蔽，都在等待着救度，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怎么能走呢。坚决不能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就走师父安排的路，谁也别想动我。
在我绝食20天时，邪恶只好把我放了，可是又罚了家人2000元。
回到家还不到一个月，恶警所长又带人到我家要送我进洗脑班，我坚决抵制，坚决不跟它们走。我向它们讲大法的真象，可它们根本听不进去。所长说：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我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我。所长叫来了很多人准备抬我，说，你说你还练不练？我说：炼。所长气得跳了起来，到现在你还敢说炼。就让人抬我。我觉得心跳加速，一下晕了过去。这一下它们傻眼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就在心里继续发正念。过了一会儿，它们只好撤了。
我遭到的迫害只是千百万法轮功学员中的一例，还有很多很多比我遭受的迫害更加恶毒残忍。我呼吁善良的人们都能伸出你们的援助之手，制止这场由江泽民邪恶之首一手制造的这场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学员的残酷迫害，让正义再现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