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弟子在劳教所中的正念正行
2001年元旦，我们一行三人去天安门证实法，被绑架后送到天安门派出所。恶人审讯我们时让我们骂师父，我们不骂，它们就拳打脚踢，有的功友被打得脸肿很高，有的把腰踢坏了，他们还卡我的脖子，想不让我们说话，我们说警察不能打人，它们说：“我不是警察，是它们雇来的。”然后把我们推进铁笼子里面，铁笼子里装满了大法弟子。在铁笼子里，大家都向看管我们的警察洪法，讲清真相，有几个还有良知的警察被我们的正义打动了，听了后点头含笑而去，而有的善念无存的恶警听我们洪法，就往我们身上吐唾沫，用水瓶子往我们身上浇水。有个带小孩的女大法弟子被拉出去拳打脚踢，孩子吓得哇哇直哭，那位女大法弟子被打得伤痕累累一瘸一拐地走了。
晚上九时许，我们被送上警车不知朝什么方向行驶，北京的夜景灯火辉煌，可是我们无心观赏夜景，坐在车上默念：窒息邪恶，有同修小声背“论语”、《洪吟》，被恶警发现后打一顿嘴巴。大约四十分钟后，我们被送到东城区看守所，这是一幢十字形的五层楼，是江xx特意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盖的（后听说）。下车后，恶警们强迫我们照像，挂牌子，强迫我们上楼，又给我们编号、搜身，它们把身上带的东西全部搜出去，然后让我们上楼，有位七旬老人走路慢了点，恶警吆喝她快走，老人说：“我不得一步一步地走吗？”恶警顿时大发雷霆，抡起狼牙棒便打，还边打边骂：“叫你犟嘴。”在对老人的打骂声中我们被送进各个监号。
第二天我们被提审，问家是什么地方的……我们没有说，因为独裁者下死令，如果我们当地有一个大法弟子上访，政府官员就官降三级，所以我们宁可挨打也不能连累当地政府（当时没悟到，其实这都是在人维护人，不是真正站在维护法的基点上）。我们用和平方式绝食8天，后因一个功友有急于回家的执著，被邪恶钻了空子，恶警骗她说：“只要你说出家乡地址，我们给你买张车票送你回家，不告诉当地政府，不惊动任何人。”老太太信以为真，说出了地址。我们第二天被传讯时，有的功友问：“真的不告诉我们公安局吗？”她说：“你放心吧大妈，我不会骗你们的，我叫陈晶，如果骗你可以告我。”就这样她们当面装人，背后搞鬼，和我们当地公安联系上了。
在东城区看守所的这八天中我们饱尝了人间地狱之苦，晚上睡在光板床上，我们功友互相贴身取暖，有的功友冻得无奈只好坐着睡。每天非法提审一次，提审时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先软后硬，软硬兼施，大家都不说出姓名、地址。在监号里，我们听到男号里打骂声、狂吼声乱成一团。我们女号全体便一齐呼喊：“不许打人、不许打好人，我们没犯法，为什么打我们。”这时五、六个恶警疯了似的扑向我们号里，电棍、狼牙棒狂飞乱舞，大法弟子遭此迫害，没有一个后退的，也没有一个还手的，我们都用善念对待这些毫无人性的家伙，直到它们打累了，才气势汹汹地走了。
第八天晚上非法提审我们，看守所的人领我们左拐右拐，在门外把我们交给了当地公安局。他们互相耳语了一阵就进屋了，摸着黑搞交易，当地公安送给东城区看守所五千元钱（我们在外面听到的），目的是不让他们上报中央，免得当地政府官员受牵连。因为中央邪恶的当权者下死令，无论那省、市、县有法轮功学员来上访的，主管官员就要连降三级。
之后就把我们送到了驻京办事处，刚到办事处就把我们身上的东西近千元钱装入他们自己的腰包，当时贾友骗我们说回到当地就给我们，可至今没给（我的一个功友去年到非法组织“610办公室”找他要，他蛮横无理，就是不给，“610”歹徒都替他说话）。而且罚我们每人5000元钱，又罚当地政府约20000元钱，不知这钱都用在何处了。那位功友被迫违心的表态，也不放人，一直非法关了一个多月。家属只好托人送礼近万元，才把人放出来。
回到当地后，我们三人被非法关进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们三人被送在一个屋子里。窗户上少了一块玻璃，风呼呼地刮进来，天棚上到处滴水，板铺上湿漉漉地，我们冻得瑟瑟发抖。第二天早饭后，有人敲暖气管子，开始我们不敢对话，后来又敲，我的一个功友上前和他对话。他说：“我叫×××，是大法弟子，你们不要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我问：“你能炼功吗？”“能！”那个功友说：“它们把我整去，让我跪下，我说我上跪师父，下跪父母，凭什么给你们这些恶人下跪呢？它们恼羞成怒，就把我绑在凳子上，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它们又给我上大挂吊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我昏过去，它们才把我放下来，最后恶人没办法，只好让我炼功。我每天都炼，他们不管了。”听了功友一席话，我们深深被打动了，我想他一个人能争取炼功环境，我们三人为什么不能呢？能，一定能。于是我提议如不让我们炼功，我们就绝食，她俩也同意。
这时我们被送到1号牢房和那里的功友又见面了，我们之间互相鼓励，共同切磋，我想这都是师父的安排。绝食两天后，听说送我们去劳教所，我们一合计反正送走了，就别绝食了。于是我们开始吃饭。在看守所里我们一日两餐全是喂猪的饲料（包米碴子）做的死面窝头，加上一碗漂着几块冻白菜帮子菜汤。我们四人开始炼功，被恶警所长赵杰在老虎眼里看到了，就打开铁牢门，恶狠狠地吼道：“你们再炼就给你们扣上地环子，看你们还炼不炼。”后来我们还是继续坚持，他们也不管了，这使我们悟到：只要坚定在法上，去掉怕心，邪恶就动不了我们。正如师父告诫我们的：“一个不动能制万动”。
有一天提审我和功友，我们说：“我们没犯法，我们就想炼功有个好身体，凭什么把我们关在这里？”那位警察说：“没办法，这是上指下派，我们也知道你们是好人，没办法，xx党是统治阶级，人家说了算。比如这个苹果是圆的，xx党说是方的，你再说是圆的那就犯法了，不能说，得顺着它说才行。”
有一天下了一夜大雪，天气很冷。第二天男犯都去扫雪，我们的那位男功友也去了，这时看管的那位警察进屋看电视了，这位功友利用仅有的一点空隙把一本《转法轮》从打饭口扔了进来。我们一看是《转法轮》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们急忙把书藏了起来。不一会，听说那位功友跑了，说是从围墙上跑的，这围墙六米多高，竟顺利地跳上去逃出了魔窟，这不是师父在帮助吗？警方出动了大量的人力、车力追捕，结果是徒劳的，它们找了好几天都没找到。
有一次让我们看“天安门自焚”的电视诬蔑，我们对那些警察说：“那全是骗人的，真修法轮大法的弟子绝不会那样做的，那是杀生。”他们听了后，一个姓魏的说我：“明天就给你绑在凳子上，给你浇上汽油，再用两个矿泉水瓶子装上汽油，塞到你身上点着，就说你自己自焚。”我们说：“你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我自己是不会干那傻事的，纸包火是包不住的，雪里埋死孩子又能埋几天呢？早晚你们的丑闻会大白于天下。”
3月6日早晨，当班警察说：“收拾东西送你们回家。”我心里明白，这是送我们去劳教所。就这样，我们没经任何手续，稀里糊涂地就被送劳教了。到地方才知道被非法判一年劳教。到劳教所后，当天我就被送到楼上“转化队”，一进屋一群已妥协的人就象魔似的围了上来，说这里的干警对她们可好了，照顾得可周到了，我问她们：“让你们炼功吗？”她们说不让，我说：“对你们再好不让你炼功、学法，那不是魔在干扰吗？她们对你们好是因为你们配合了她们。”她们又说了很多破坏法的话，听了她们的胡说八道，我觉得头昏沉沉的，我心中暗暗告诫自己，一定得清醒，坚定不能听她们的，一定要站在法上。于是我开始背《论语》、《洪吟》，尽管静不下来，我也强行自己背，好不容易挨到晚上休息了，这时我才觉得轻松点，因为总算没人说话了，我就继续背《论语》和《洪吟》。
第二天只要醒来我就背《论语》。早饭后，恶警们让学那些诽谤大法的文章，我就用手使劲把耳朵堵上，不听，继续背《论语》。那些妥协的人胡说什么邪悟的话，我和功友坚定地给她们驳斥得哑口无言。在这里我觉得被一种无形的压力困扰着。想着、想着不觉泪流满面。我们一行三人被劫持到“转化队”，有一个第二天就违心放弃修炼了。我和另一个同修互相鼓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后被恶警知道了，把我们俩隔开，不让我俩在一起，上厕所都有人看着，不让我俩见面，唯一有共同语言的又不让说话了，心里真是闷极了。
为了不看这些犹大（当时没多想，只想不和这些犹大在一起就行）。于是我也找队长，我说：“队长，我是永远都不能转化了，你们要严管禁闭随便吧。”我想这下子能把我调开了，这时那位功友已经调走了。那位队长问：“为什么不能‘转化’？”我说：“因为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怎么能反过来和别人一样住师父身上泼脏水呢？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危难之中你救了我，现在人家说你不好，我也和别人一样去骂你、啐你，那还是人吗？用人的理也说不过去呀！我原来是个病秧子，心脏病、肝炎、动脉硬化、淋巴结核、老风湿病，等等，现在通过学大法都好了，你让我说他不好可能吗？绝对不能。”
在里面真是度日如年哪，学不了法，而我学法学得太少了，有些事情不能在法上认识，一动念都是常人的东西。有一次我做个梦，梦中我好像推磨向前走，好像有人牵一头驴子往回拉，当时我又想磨是圆的，可驴又怎么回事呢？这时被魔利用的人看到我的执著心就钻空子，说磨是圆的这不是圆满了吗？这时一同修突然说：“不对，磨的谐音不是魔吗？这不是魔往回拉你吗？”我当时真是一下子全明白了，这不是师父在点化我吗？还不明白吗？好险啊！通过这次教训使我深深知道学法的重要性，站在法上悟，不要乱悟。
后来又陆续来了些功友。在一次上厕所时有个大法弟子偷给了我一篇经文《强制改变不了人心》，我揣进兜里，心里又高兴、又激动，可是不敢看，晚上又看不着，怎么办？师父又给我安排了一次机会。当天晚上跳舞，把床都搬到一边去，队长说把靠墙的那张床搬出去，把我的床搬到靠墙去。我当时心里一热，这不是师父看我怕，不敢看经文给我安排的吗？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感谢师父。于是中午睡觉时，她们都睡了我正好看，一连看了好几遍，尽管有些心慌，也看了好几遍。第二天又把经文给了那位功友，我说我看完了，同修说：“你不看就给我吧，一定要把他保护好。”听后我又一次深受触动，同样是修炼人，人家敢保护经文，可我呢？胆胆突突地看两遍，相比之下，这是怎么修的呀！
有一天队长问我下中队去不去，下中队就是干活，我顺口说：“去，干活算什么？”我当时只想离开叛徒们的干扰，而还能到外面活动。这样我和另外两个大法弟子被分到九中队，还有五名被分到七中队。在“转化队”不让我们见面，到九中队让我们三人住在一起。当时我们三人真是高兴极了，不论吃多大苦，只要我们在一起就好。晚上在走廊看电视，意外地又看到了8名大法弟子，真是高兴极了。后来这些大法弟子说，一楼、二楼都有。
下中队后我们都参加劳动挑小豆，上午6小时，中间只有5分钟休息，其余时间都干活，12点收工。吃完饭还没等休息，又让去听她们讲的诬蔑大法的洗脑。我们大法弟子据理力争，常常驳得他们无言以对。晚饭后，又是给大法学员洗脑。一个恶警让妥协的人谈她们的看法，她们满嘴胡言乱语，我们大法弟子忍无可忍站起来，义正词严地说：“闭上你那被魔利用的嘴！”批驳了她们的诬蔑之词，恶人真的被震住了，吓坏了，她们再也不敢胡说八道了。后来又让我们学习罗兰小语，我们说那都是人写出来的都不如学法。学习的时候，就让我们大法弟子在一个屋，她们在一个屋，这不正是我们学法和切磋的好机会吗？这不正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吗？也正是战胜邪恶开创出来的环境。
记得有一次，我到隔壁大法弟子那儿坐会，恶警王玉立说：“快回去，不许乱走。”这时大法弟子刘术玲说：“干什么，我们犯了什么法了，你这是在干坏事。”从那以后再也没人阻拦了，这不更说明正的力量大吗？真是一正压百邪。
记得“五一”节的前夕，中午正在午睡，我们突然被一声撕心裂肺的救命声惊醒，第一感觉告诉我恶人又在迫害大法弟子了，这时警察把门全锁上不让看。事后我们才知道，劳教所让刘术玲去街里检查她不去，刘说：“我没病，几天就好了，你们想拿我当一千四百例没门。”就这样她不去，干警到楼上说她家来人了，刘认为家里真的来人了，就跟她们到楼下，一看没人，就问人在哪里，恶警说一会就来了，刘等一会不见人来，知道是在骗她，刘要回楼上（中队），恶警不让，刘就揭穿她们的骗局。这时救护车来了，刘转身就上楼了，心想我要把她们的骗局告诉大法弟子。这时恶警教导员祝铁红就让盗窃犯王佩杰（膀大腰粗）按住她，又拿毛巾把嘴堵上，企图不让刘喊出声。刘拚命挣扎往楼上跑，恶警拼命往下拽，就这样刘便喊救命。邪恶所做的一切都是见不得人的，既然真心给人看病，为什么骗人家呢？这不说明一切的一切都是阴谋吗？不都是迫害吗？
有一天大法弟子赵亚贤（63岁）正弯腰整理自己的东西，后兜露出一块白纸边，七中队的恶警慕振娟以为是经文，猛地上去掏，赵发现急忙自卫，可是手被慕撞伤，当时就肿起来了，谁也没说让上医院去检查一下，而且还得继续干活。事过好几个月，手始终不敢动。后本人提出上医院检查，到医院一检查，是骨折，在这铁的事实面前，恶警慕振娟却说闹着玩的、没使劲，可能吗？
在2001年5月22日下午，大法弟子付美琳由于非法超期关押，和大队长刘春兰谈话。我们正在操场上走步，忽然听到喊声，大法弟子急忙向办公室跑去，想看个究竟，可是她们把大法弟子关进屋里不让看，恶警们堵着门说没打她。我们说既然没打为什么不让出来呢？我们看看没事我们就回去，恶警李秀锦堵着门不让看，两下一挤玻璃碎了。李秀锦拿起手机就往保卫科打，在保卫科到来之前，在队长和恶警的簇拥下，把我们推回三楼（中队）。这时保卫科的打手拿着电棍等凶器，虎视眈眈地问：“谁带的头？”大法弟子都往前去，只有叛徒们象没事一样，保卫科一看找不出头来，就说派几个人下楼谈话。金丽红、范喜荣、王玉红三人就去谈话，直到吃饭也没见人回来，我们大法弟子心里暗暗着急。到晚上6点多钟还不见她们回来，我和别的功友说，我们应该找他它们要人，不应该这样等下去。
这时让我们到走廊看电视（新闻联播），还没等我们说话，恶警祝铁红就过来说：“起来、起来、站队！”把我们都领到对面楼，开始搜身找经文，一次叫走二、三个，不在一个屋，指使犯人按着翻个遍。叫到我时，我不叫她们搜，我说：“你们这是干坏事，阻碍别人学法。”恶警祝铁红就叫来几个犯人，五、六个彪形大汉，把我按住，我也拼命挣扎，心想不能让她们翻去，可是还是让她们翻去了。我说：“你们这是干坏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切都报。”由于我抗拒了她们，恶警们报告了保卫科，她们要把我单提出去，我说我不去，它们看我喊，拿胶纸把我嘴粘上，还恶狠狠地说：“让你喊。”两个保卫科的把我一顿拳打脚踢，架到南楼（关押大法弟子的地方），把我推到一张只有几张板的床上，双手扣上，这时才把胶纸揭去。保卫科的恶警于大龙说：“打你骂你的也是我，你愿哪告哪告。”我说：“你们这样做会遭报的。”
后来他们走了，这时我才看到范喜荣、金丽红都扣在这里，根本就没有谈话，这时我惦记她们的心才放下来。我问：“王玉红呢？”她俩说在隔壁。我们就被扣着双手在床板上坐了一夜，没有被子，冻得我们直发抖。第二天提审，范喜荣、金丽红被提走。我被叫到另一审讯室，隔着玻璃我看到王玉红，听不清说什么，只看到恶警打王玉红，张莲英制止时，他们就打张莲英。我和提审我的恶警说：“你们是在干坏事，为什么不允许说话。”那恶警说少管闲事。这时提审我的恶警问我：“干警搜你经文对不对？”说句实在的，我当时心里很害怕，因为他手里拿的电棍叭叭直打火，怎么办？又不能说她们对，这时我含糊地说：“站在我的角度我不能说你们对。”那个恶警说：“什么你角度我角度的，只有对与不对。”我沉吟了一会心一横，不就是挨打吗？愿咋办咋办吧。于是我说：“不对。”恶警说：“为什么不对。”我说：“因为你们阻碍我学法，你们是在干坏事。”这时又问我还有没有啥说的了，我说没有了。就这样我被送回号里，这时我想当你真的放下生死，邪恶是害怕的。
回来时我看到恶警们正在打金丽红，因为他们写的笔录和金丽红说的不一样，金丽红不画押。由于没有配合它们，它们就打她。当时我说不许打人，它们就骂我。金丽红说要见驻所检察院，恶警不让，它们把金丽红的胳膊大拧劲。我说不要打人，它们说关你什么事，便骂我。它们虽然打我，可我并不恨他，反倒觉得它们很可悲，太无知了。就这样我们被扣了七天，恶警几次让我们写检查，保证以后不闹事，我们都没写。
到第七天我们被送到八中队。王玉红和张莲英没送来，听说在同一楼扣的还有安红。八中队大多是大法弟子，到八中队后，恶警高晓华、殷红、苗雪奇、孙某等整天大喊大叫，极其嚣张，一会让我们集合，一会回号，一会跑步，一会上操，一会干这，一会干那，真是鸡蛋里头挑骨头，骂人的话简直说不出口，整天恶狠狠地呵斥我们，整个空间充满了恐怖气氛。每天都在极其紧张和恐怖中度过，特别是上厕所更难，刚开门就说快、快、快，没等上完就往外跑；慢了她们就骂，恶警高晓在帮她亲属干活时，从高处凳子上掉下来把脸都摔破了，这不是报应吗？有一天，恶警高晓华把我们从号里叫出来说上走廊看电视，我们一看放的是诬陷大法的片子，大法弟子齐淑艳第一个站出来冲回号里，我们大家一哄而起都回去了。恶警们没截住，被我们的果断行动给震住了，一个个目瞪口呆只好灰溜溜收场了，以后再没放过这种录像。
有一次劳教所和外地揽了一批活，让我们干，我们不干。这时我们认识到不能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所以我们都不干，也有极个别去干的，大多数都不去干。恶警高晓华气急败坏地呵斥我们，罚我们坐小板凳，让我们听她念法律常识。当时我们意识到我们是神不是人，不能被邪恶左右，于是就暗中背《论语》。她看我们都闭着眼睛，不听她的气坏了。我们说：“你不要给我们学那东西，定法的人都不执法，学它什么用呢？你们自己都在执法犯法。”她念了两遍看没人听，便无可奈何地走开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悟到无论何时何地、在任何情况下，只要站上法上认识法，不配合邪恶，旧势力就无空可钻，邪恶就会自灭。
恶警迫害大法弟子时，它们就把走廊的广播放到最高音量，怕它们的丑事暴露。2001年7月，我们中队出现了拉肚子、痢疾现象。我也拉两天，但并不严重，有个人给大伙煮了点鸡蛋分给每个人（补肚子）。我也吃了两个，当晚去了好几次厕所，吃了煮鸡蛋，不但没好而且还严重了，第二天我悟到了，我就好了，肚子也不疼了。我在七小时不排便的情况下，恶警龚春波要强行给我洗肠。我说我不需要洗肠，她就叫五、六个彪形大汉把我强行按在床上，它们怕我喊，用破抹布把我的嘴堵上，在给我洗肠之前强行把我屋里另外两个大法弟子拽出去。事后我找大队长谈说：“你们这是救人吗？你们是在害人啊，”
一次，恶警高晓华领着学法律常识，大法弟子门晓华向高晓华讲真相，还没等说完，大队长何强冲进屋上前就把门晓华拉出来打。我们说凭什么打人，这时大法弟子也都站起来，恶警不由分说地把门晓华、李平、张宏、梁立、刘秀芳扣到楼下，她们绝食抗争，恶警给她们插管、灌食，扣了24天后才放她们回到中队。
有一次我们上厕所看到一个挂着骂师父的标语牌，我和同屋功友商量怎么把它摘下来，如果强摘牵扯别人加期怎么办。我们决定和中队谈，然后找大队让他换块别的。于是我们就和队长王秀荣谈了，她说和大队反映一下，让我们听信儿。几天后没消息，在一次放便时我们大伙都上把它拿下来，一拿它就碎了。这时看管我们的犯人喊来了干警，何强、祝铁红等恶警冲到楼上，恶狠狠地说谁带头，大法弟子都往前冲，把我和那个功友推到后面，形成一道铜墙铁壁。恶警一看找不出带头的，那个看管我们的犯人说是我和赵亚贤、佟丽。
于是它们就把我们三人叫到楼下，问为什么摘牌子，我们向她们洪法，我说没有佟丽，后让佟丽回中队了，就把我和赵扣上了。我们绝食不吃饭，她们就插管，她们连60多岁老太太也不放过，真恶。第六天说来检查，让我们收拾房间，把扣子打开说让我们吃饭，我们还是不吃。第六天恶警龚春波来说让我们收拾行李回中队，赵姐说：“扣了六天，我们要再呆一天缓缓胳膊。”龚说可以，但必须让我回去，我说我俩一起来就一起回去，龚说：“不行你得回去，你要不回去，八中队就反了。”就这样她们连拉带推把我推到楼上，到中队我看到大法弟子一个个消瘦的面孔心里明白了。原来把我俩扣下去后，大法弟子们在楼上绝食声援，我们真是一正压百邪。在那里不让我们闭眼，不让发正念，不让盘腿，不让披衣服……后决定给我加期两个月。
在那里大法弟子悟到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这里不是我们呆的地方，我们要出去证实法，向世人讲真相。于是就开始绝食，绝食第二天就给灌食、插管，而且灌食里面都是盐水非常咸。
劳教所二楼门口上挂着诽谤师父的大牌子，我们天天从这走心里都很难受，一天我们大法弟子商量，应该把它摘下去。一天吃完早饭回楼的时候，大伙齐上把它摘下来了。这时恶警们都冲上来了，把我推回号里，恶警们象疯了似地一顿呵斥：下楼站队！当我们走到一楼出口时，恶警何强叫站住，上前用力打第一个大法弟子于春梅，又把刘秀芳拉出去狠狠地打了一个大嘴巴，血顺着嘴就流下来了，人马上要晕倒，我急忙上前扶住，恶警们说不许扶，我说她都要倒了为什么不让扶，那个恶警一下子就把她拉出去，大法弟子说不许打人。就这样它们把保卫科找来，抬来两个老虎椅，杀气腾腾，大法弟子齐发正念清除邪恶。几天后宣布了给五个大法弟子分别加期了一、二、三个月，还把大法弟子李平家里送的三百元钱扣下了，说是扣牌子钱，我们说你们当时公布意见时没说罚款，凭什么扣钱，它们蛮不讲理，又强行扣了好几个大法弟子的钱。何强告诉恶警：“不行给我打，往死里打，出事我负责。这回我要大开杀戒了。”
后期又让我们参加劳动，我们不干，何强他们就找来打手说不干活打，让我们不干活的在一起站着。我们大法弟子齐发正念，心里背师父经文。几天后看我们也没害怕，也没让步，只好拉倒了。这使我悟到师尊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由于我们没参加劳动，不让我们下楼吃饭，所谓严管。恶警洪伟骂我们说：“光吃饭不干活，……。”还经常搜我们的经文，我们和她说：“你们就是邪，不然你们怕经文干什么，那个经文就是一张写有我们师父几句话的纸，对你们来说就是白纸黑字，对我们来说能指导我们修炼，你们搜他干什么？这不是说明你们怕吗？”
在我解教的那天，家属去接我，恶警陈春梅向我家属要100元钱，由于家属接人心切要什么给什么，陈接100元钱，也没给做任何手续，当时洪伟在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