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杂志：揭开中国SARS危机的面纱（图）

图为4月16日的上海 (AP Photo/Eugene Hoshiko) 。由于官方刻意掩盖，越多中国人生命危在旦夕却不知情。

【明慧网2003年4月17日】时代杂志记者Hannah Beech4月14日星期一发自上海的报导：Unmasking A Crisis。这里是中国卫生部门不愿让你们看到的医院病房。

在北京友安（You'an)医院传染疾病区，有超过100名的SARS病患挤在一间间的小房间里。一位曾在人民解放军301医院工作的张姓（Zhang)护士说：「在这栋楼里的每一个人都是SARS病患」。11天前，当她被诊断出感染SARS时住进了这里。「这里没有数百，至少也有100名SARS病患，这里的情况真的很糟。我们不准离开房间。我们大小便都在这个房间里，连吃饭也在房间里。目前我所知道的，这里至少有一半的病患是来自其他医院的医生跟护士。」由于时代杂志的报导员持续进入病房，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护士阻止他来，并解释：「你看，不是我要赶你走。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这里实在太危险了。这真的是很可怕的疾病，即使我们在这里工作，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何时被感染的。这个医院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这里所有的病房全都是SARS病患，至少超过100名。不要相信政府，他们从不会跟你说实话。他们说致命的疾病只有4％出现死亡。这不是在开玩笑吗？死亡率至少25％。单单这个医院，至少已有10名患者死亡。」

根据中国政府的说词，多数的患者——全国也许数百甚至数千名——并不存在。在记者被粗野地赶出友安医院集体隔离病房前，张护士警告说：「绝对不要相信卫生部门说的话。」

中国在沉醉于赢得主办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跟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后，也许想要向世人展现其乐观、改革的新面孔。但是这个国家在处理致命的SARS传染病（据信源自去年11月南部广东省）所表现的态度，让人感到在禁闭的门后，北京保持神秘及掩盖事实的本性没有改变。过去数周，地方医生提出许多的报告建议国家卫生保健系统维持附属于一个视权力在人类生命之上的政府。上海一位担任传染病谘询委员会委员的呼吸器官疾病专家说：「你们外国人比我们还看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是因为你们国家的人民没有那么多。」「我们主要关切的是社会稳定，若掩盖少部分人死亡的消息有助于维持安定，这么做是值得的。」

图为北京用口罩蒙眼睛的男孩

问题是：在这传染病成为社会稳定的威胁前，还有多少死亡能被保持秘密？数十年来，中国卫生部处心积虑的隐瞒致命疾病的爆发，希望这死亡性的疾病会在国际医疗团体介入细查之前自行消失。毕竟中国是一个大国，突然出现一两个瘟疫或狂犬病的案例是很自然的，为何不必要地去担心民众呢？但是北京的紧急计划可能与SARS招致相反结果，到上周末SARS已打破大陆国家疆界，全球有116人死亡和2,890人受感染。即使这死亡性肺炎在非洲大陆以外的世界各地不断的增加，中国仍然很少报导SARS疫情。在大都会的北京和上海，当地的医生和护士都在传说有上百个病例堆在传染性病房里。一些数十年来对中国健康照顾系统有信心的民众已经开始怀疑他们长期拥有的信托基金是否已经被危险地滥用。

到上周六，即使中国总理温家宝拜访的友安医院医护人员声称所有病例还没并入统计数字，中国卫生官员仍坚持数据为1,300个SARS病例和60位死亡。为努力减轻民众的担心，上周四北京最近指派的市长孟贵农声称，中国卫生官员已全面控制非典型的肺炎。同时医术的权威主张多数在中国广州以外地区的SARS都是“进口的”，证明北京与上海本身不是这疾病的繁殖的土地。

但即使政府持续否定的政策，已有一些揭人短处者开始对北京的数字有争论。一位退休军医院外科医生在星期二声称，单在北京一家医院就有60位SARS病人，而且有七人死亡于这疾病。一位来自深圳的干部告诉时代杂志，在他们上周的内部会议中，一位市卫生官员指出他们那儿到目前为止至少有六位死亡但仍公开否认有任何病例。在上海，当地医生指出在一家医院有14个病例，而上海肺病医院的厉爱梧医生证实有七位外国人士曾因此病被治疗，跟市府之前所说没有任何外国人被怀疑患有SARS完全矛盾。“我猜那代表我不存在”，一位被扣在14楼隔离病房一周的中年英国人开玩笑说。

这位曼彻斯特人利用手机与外界联络。“这里的照顾很好，但我必须承认我感到有点被真实世界隔绝。”

中国的继续模糊导致美国发布旅游警告──没有必要不要到中国去旅游。大约同时，马来西亚禁止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所有游客。在香港，政府面对不断增加的当地病例和批评处理疾病太慢做出的反应是终于下令接触确定病患的家眷全待在住家隔离。旅客希望飞离香港赤腊角机场，必须先量体温才会被允许登机。在大陆，上海高级饭店的住房率由每年此时的超订房率120%大幅降落到30%。高阶旅游，如美国前总统乔治布希，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和世界经合会已被延后或取消。“旅客的滑落比1989年天安门严厉行动，外国人大批离去还惨。”一位上海外交官员喃喃自语。

在一个大规模反叛通常造成统治和政权瘫痪的国度，共产党担心会引起人们的恐慌。目前大陆蓬勃的经济比任何时候更依赖外来投资──例如，上海54%工业产量由外资公司或中外合资公司获得──中共双倍关心维持稳定的外观。“看看香港发生的，每个人都吓得戴面罩。”一位上海副市长的资深助理解释，并抱怨外国媒体激起对致死病毒的神经紧张。“我们不希望每个人无来由的象那样惊慌，而毁了我们的经济。”此外，随着主要的五月一日休假周快速逼近，当地观光主管担心SARS惊吓会阻碍中国人外出旅游花钱。

中国长久以来就不愿面对它的医疗问题。在SARS之前，众所周知这国家就不愿公开承认爱滋病的发展。当新闻慢慢回到三年前，在中国中部有上万个农夫因使用感染的器具卖血给商人而感染了爱滋病，政府延迟至一年后才勉强承认这事实。即使在当时政府仍坚持病毒只污染河南省的那一个小小村庄。终于在2002年，中国领导者在一天内修正其爱滋病估计数由30,000病例增加到一百万例。类似的“黑蒙蒙”策略使当局对上个月在东北部的辽宁省因喝了污染的酸牛奶导致有三位学童死亡和3,000人生病的事件同样保持沉默。即使有几百个学生成群结队地到医院，几周来当地官员仍否认有任何差错。

大多数医生因惧怕失去工作而不敢将隐瞒的真相说出来。一名医生告诉时代周刊的记者，在北京的３０９人民解放军医院的肺结核隔离区有数十位SARS病人，他说：“我因不能跟你讲话而感到尴尬，我真想说出来，但我还年轻，不能承担失去工作的风险。”但其他勇敢的人有勇气讲出来。上周首先由时代周刊报道，一名退休的军医蒋彦永称在３０９医院有６０个SARS病例，７人死亡，３０１军医院（张护士工作的地方）至少１０名医生、护士从病人那传染上该病，蒋最初将他的声明寄到国家的中央４台，但没有回信，他报告更准确的数字是因为他对卫生部的只有１２个病例、３人死亡的数字感到愤怒。据蒋说，另一军队医院３０２承认在该院有两个在三月初由３０１医院诊断的SARS病人，那时正是北京召开政治敏感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时间。蒋说，只有当两名病人都死的时候，卫生当局才召开了一个会议，但不是指导医生如何通过公共教育控制疾病，而是告诉医生，“为了维护稳定”“禁止对外宣传”SARS死人的事。

上海的医生同样面对类似的政治干预。上星期初，在黄浦区一家医院的医生被其主管单位召集讨论由市政卫生署直接起草的一项新政策。在过去几个月以来，医生们都暗中的在网路上搜寻有关SARS的讯息，希望为他们的主管获得可靠的资讯。他告诉他们在医院不要戴口罩，留给隔离的病房和一些少数选择的诊断病房。聚在一起的医生被搞乱了。一位高阶行政人员温和的说，“我以为戴口罩是为避免把SARS传染给医护人员。”他们的主管简短的回答，“戴口罩会吓到病人。尤其是自从SARS已经在控制之中，我们不希望有惊慌。”

因为没有来自上级的监督，地方卫生部门可以钻漏洞百出的政策的空子，卫生部长张文康实际上在政府体系中的职位比上海，广东省的党委书记要低。这就造成当地的党领导比卫生部长，甚至在医疗政策方面都有大得多的权力。而且，每个城市的疾病控制中心(cdc)首先向当地的党领导汇报，然后才是卫生部，目前疾病控制中心负责更新中国的SARS疫情。每个城市的卫生局长是由当地的党委任命，而不是卫生部。这种结构意味着当地的卫生工作人员不会积极主动地提供真实的危机情况。

甚至工作在第一线的医生也不知道真相，有时这会对他们造成伤害。如，在北京友安医院，张护士估计隔离区一半的患者是来自其它地区医院的医护人员。更复杂的是，在中国唯一有权诊断ＳＡＲＳ的人是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人员，而不是处理病人的医生。位于上海一个树叶茂盛区域的医院，一位在此工作的医生说：“我有一个病人，此人明显有SARS症状，但当我与疾病控制中心联系后，这名病人突然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被转移了，我永远都不知道他到底患没患SARS。”这名医生认为该病人确实得了SARS，不然为什么被秘密地转走了呢？他说：“我们医生有许多疑惑，我认为不让我们知道正在发生的是可耻的。”信息封锁已经导致了一些不必要的死亡，因为当地医生采取不断摸索的方法处理病人，而不是使用已经在其它医院证明相当有效的疗法。如广东省的医生们被北京方面告知，处理SARS，就象治疗支原体肺炎，衣原体肺炎，它们是由病毒感染引起，尽管，他们已经发现抗滤过性病原体药物和类固醇结合效果更好。

部分困惑来源于中国的统计方法。目前诊断SARS的方法还不可靠，世界范围的医生主要通过观察症状，并与其它SARS病人的症状相近比较来诊断。但象北京这样的地方拒绝说出感染的病人数字，这就使证明一个人是否接近SARS病人变得困难，因为那些受害者不应该在现场离开。另外，在确定是SARS之前还有一个更严格的要求，即在世界其它地方许多将被诊断为带有这种病毒的人在中国只能算做“可疑”。如，上海肺结核医院的一名英国病人被隔离了一星期，那儿的医生告诉他没有办法检查出他是否染上SARS。他干咳着，然后说：“在其它国家，我就听说他们能在几天内诊断出来，但为什么诊断不出我们的病例，真奇怪。”（英国人的医生说他正在把病当SARS来治，疾病控制中心也确认这是一例SARS。）

上个星期四，卫生部长甚至也不相信国内关于SARS的统计数字。在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疾病控制中心主任齐肖求说，中国的官方统计数字包括“确认的和可能的病例”。只数分钟后，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告诉记者那些数字只是确认的病例。不管怎么说，专家们一致同意，部里报的数字还是太低。大陆的医生对于该疾病仍被忽视感到忧虑，病毒会传播的更远。错误的信息四处散播：一个叫张孙湘的深圳卫生官员上周警告人们不要带口罩，说那要会妨碍正常呼吸，并引起社会恐慌，这与几乎世界各地人们被告知的相反。大陆由国家控制的报纸建议富含蛋白质的蝉壳和蚕俑子是对付SARS的万能药。更让人担心的是这种疾病在一亿民工社区中传播的可能性，他们没有医疗保险。医生已经怀疑北京的第一例SARS是由在广东打工的人带过来的。如果病毒真的在中国广大流动人口中传播，专家担心病毒很快就会传染到内陆不发达地区。随着广大的中国人口仍不知道这杀人病毒的存在，最糟的情况就要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