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范家台监狱正念抵制迫害
当时的监区领导杜教导员找我谈话，口口声声说不会强迫转化，又要我学聪明点不要给自己找苦吃，何管教在对我的搜身时把我几张刚满月的小孩照片给搜走了，不许我自己保存，我不明白为什么其他犯人都可以保存相片我却不能，到底是谁没有人性。
对我做所谓的转化工作最多的是教育科的张海斌和熊××，其中熊表现很邪恶。说不了几句话，满口骂人的话，每次谈话他都生怕骂老师、骂大法少了，以为他骂人的话说的越多，我就会转化。
经过多次洗脑我仍不屈服，恶徒们就开始不让我睡觉，等到晚上它们就要我写去天安门的经过，思想汇报呀之类的，每次我都把这当成洪法的机会认认真真地写，所以一写就是三、四点钟，后来我才明白它们就是利用这不让我睡觉。
6月1日我被调到五中队。与我同在五队还有一位大法弟子叫孟祥龙的，他比我早去几天。只几天时间，我发现孟祥龙全身晒的很黑，人也憔悴了许多，简直是变了一个人。
刚到五队由于我对邪恶认识不充分，天真的想，其他刑事犯能做的我也一样能做，自己一开始心情还很轻松，其实新一轮的迫害已经开始了。
第一天出工，早上四点钟就被叫醒。洗漱完后，马上就是给一个馒头，一点稀饭。馒头还没有吃完就要出工了，头上还顶着月亮就到了坯场。当东方刚现鱼肚白时，制砖机就隆隆地运转起来，这时砖坯就源源不断地运了过来，一天的苦力开始了。和我同时化洋车的还有另一名刑事犯，也是我的监督组成员中的一名。本来应是两个人各一半的，而他只化了四分之一，其余的都要我化，满车坯都要在三四分钟之内化完，这样下来一天劳动基本没有停顿的。记得那天下午，由于天气不好，水坯车稍来晚了一点，其他人都在坐着等水坯车来，这时一个姓陈的警察来到我跟前，要我站起来，不允许我坐着休息，这时已经干了十多个小时，人已经很疲劳了。由于自己有执著、怕心在，对这些无理要求也没有做坚决的抵制。
终于到了八点钟，砖机停了下来，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回到监室后，吃完晚饭，洗完澡后就已经十点钟了。这时其他犯人都可以去休息了，而我和孟祥龙却分别被关在了两个屋子里写思想汇报。等到值班警察来收时已是深夜一两点钟了。第二天早上4点又要起来，重复前一天的工作。就这样坚持了十几天，身体越来越疲倦，终于坚持不住了。
记得那天下午，天气越来越热，我实在做不动了，几个包夹的犯人就前推后搡地强行要我继续干。每当这时，值班的警察就会悄悄离开工地。几个包夹犯人仿佛是受到了鼓励，有的拿棒子，有的折树条，肆无忌惮的对我又是骂，又是打，手慢了打手，脚慢了打脚。他们五六个人把我围在中间，稍慢一下就会有棍棒上身，直到我实在拉不动车子了，邪恶之徒猛地把车子往前一推，我一下子控制不住连人带车栽倒在副巷子里，半天起不来。就这样他们也不放过我，把我拉起来继续干。当时是疲劳至极，棍子打在身上都没有了感觉，甚至想一头栽到排水沟里去，只有死才能解脱这痛苦。自己的正念确实没有了，都是常人的思想在指导自己承受。当时双手肿的很厉害，右手小指也被打断了。孟祥龙当时也和我有同样的经历，他右手臂肌肉切断，缝了二三十针，是不能做重活的。可恶徒却不管这些，不计后果的迫害着我们大法弟子。孟祥龙表现得不错，没有让他们收到满意的结果。就这样我们在五队做了三四个月。由于当时在八中队被迫害的大法弟子方隆超私发举报信，监狱就剥夺了不屈服的大法弟子的邮寄信件等合法权利。我们进行户外劳动的，全部收入室内劳动，这样我和孟祥龙相继调到了三监区。
后来我从包夹犯人嘴里得知，它们打人时警察有意离开工地，并指使他们不管以何种手段都要叫我们转化，甚至是监狱法明文不准殴打、体罚的规定，犯人都可以不必遵守，所以它们才敢这样疯狂。
2001年11月底监狱搞了一个反××展览，在全监范围内散布邪恶谎言。当时全监的警察、职工、犯人都被强制要求去看展览。我觉得这种诽谤，污蔑大法的展览是要坚决抵制的。于是我写了一份抗议书，要求它们立即停止展览，并进行绝食抗议。就这样我被它们连夜上手铐关进了禁闭室。第二天大法弟子方隆超也参与了绝食抗议。邪恶的展览搞了三天就草草收场了。禁闭室条件极差，只有墙角处有个大便器，没有水龙头，喝水，洗碗都在大便器里接水，每次送进来的饭很少，根本吃不饱。在禁闭室一关就是两个月，由于我的抗议书，当时“包教”我的黄管教队长被撤，带班干部、两名包夹我的犯人的减刑也被取消。
2002年1月，我从禁闭室出来回到三监区，我觉得不能服于它们的邪恶政策，于是我有意与孟祥龙讲话、交流，这下把它们的邪恶神经拌动不轻。先是包夹犯人阻止我俩讲话，我们理直气壮的针锋相对，我说凭什么不让我们说话，你们都可以自由与人交流，我们为什么不行。包夹犯人自觉理亏，去找警察汇报去了。于是监区领导“包教”干部都来找我，不许我们讲话。我义正词严的跟他们讲道理，我说“你们不让我们讲话可以那拿出依据来，有哪一条监规，哪一条《监狱法》规定了不许我们讲话”。他们无话可说，最后急了就说“我们有文件，上面有文件这样规定的”。我心想：一定要它们把邪恶的文件拿出来曝曝光，我就说“你拿给我看，看了文件我再执行。”其实文件对我们没有制约作用，结果它们始终不敢拿出文件来，只好把孟祥龙调到另一监区去了。
当时的劳动是从事宝石生产，在强光下用放大镜工作，由于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而且工作时间很长，从早上6点至晚上10点，三月份视力开始下降。
2002年4月7日监狱把我们大部分法轮功学员集中到一起，成立了四监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转化”迫害。这时法轮功学员已经增加到三十几人，我看到廖元华耳朵上还包着纱布，伤势很重，耳朵揪成一坨，据悉是在禁闭室被干部指使犯人给打的。
这次集中“转化”迫害，集中了沙洋局各大监狱管教干部，他们刚来时还信心十足，想把这次任务当作自己管教工作中重要一课，运用自己几十年的整人经验，体现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们找我们的谈话次数很多，我们也运用这次机会向这些做我们工作的干警洪法讲真象，从道理上他们完全站不住脚，所以谈话每次他们都谈不过我们，记得给孟祥龙的谈话他们已经感到了自己理屈词穷。
他们对我们进行了洗脑式的“学习”，把那些诽谤、污蔑大法的各种新闻报告、讲座从早到晚的播放，强迫我们收看。当这些起不到任何作用后，他们又回到了他们最擅长的整人老路上来。它们没有事找事，要我们把晒干的砖坯入库，这些本来是用拖拉机运送的活它要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拉到坯库，每车坯有一千五百斤左右，路上要跑几百米入库后还要卸下来摆放整齐，就这样每天要往返五六十趟，有时它们又把我们拉到好多年没有清理的排污沟里去挖污泥，总之想尽办法把些脏活，累活叫我们干，但这些都是徒劳的。
当时我觉得应该抵制它们的一些命令要求，如：拒绝唱一些犯人的歌曲，背什么罪犯规范，于是它们恼羞成怒拿我开刀了。
那天上午我们三组的人被集中到一个监室，警察也一个个进来与我们相对而坐，房间挤满了人，气氛很紧张。我们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这时李“博士”开始讲话了他故作镇静的说：“今天开个批斗会，批斗的对象就是张爱民。”它们命令两个包夹犯人把我象文革中批斗地主、反革命那样把我架飞机，我拚命挣扎它们就上来几个警察帮忙。李“博士”还在一旁指挥“把脚抵着”“把手抬高”，就这样我被它们架着开始了批斗，李“博士”先讲了一大堆雷锋事迹，又讲到要学雷锋，中心结论是：不唱雷锋歌就是不学雷锋，最后给我扣上了与人民为敌的大帽子。帽子扣上了，接下来就是包夹犯人一个个的表态，然后是一个个干警批判。整个闹剧演了一个多小时，我就被它们一直架着。我始终头转向一边，没有向它们低头。等整个批斗会开完，我的脚已经失去了知觉，不能站立。这时恶警命令我把手放在膝盖上坐正，我对此置之不理。有名的打手张百毛（警察）跑过来对着我的手就是一脚，踢得我的左手顿时肿了起来。我这个年龄的人，没有经历过文革式的迫害的滋味，这就是二十一世纪中国上演的又一次文革。
当然迫害不仅仅是这些，几天几夜不让合眼，是经常的事。我看见廖元华五天五夜不让睡觉，而且晚上被强迫罚站，一站就是一夜，没有任何理由。它们把大法弟子王均震双手象架飞机那样反铐在双层床的上层床架上，脚尖巅起，就这样吊着，一吊七个多小时。
在这期间我们视力开始急速下降，我多次找到监区领导要求它们给予检查，但是都被置之不理，不予以任何治疗和理睬。
经过了进三个月的“转化”，它们在我这没有什么收获，于是以我不认罪伏法为理由，又一次关进了禁闭室，和我同时关禁闭的还有廖元华，在禁闭室里他也受到了包夹犯人的殴打。
到这次“转化”风浪的后期，李“博士”也没有当初的神气了，谈起话来都是哀求学员，它好交差。除特别邪恶的少数人以外，大部分干警对我们也有了重新认识，后期他们只不过是为了敷衍工作罢了。
2002年9月底中秋节刚过，邪恶不甘心失败，把我、孟祥龙、赵询、廖元华挑出来，成立了一个严管组，想用这来吓倒学员，阻止写严正声明修炼大法的浪潮。
成立初期邪恶很猖狂，乌云压顶，几个邪恶的包夹犯人一下子来了精神，仿佛又有用武之地了，但我们心里清楚，这时的邪恶已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多久了。
严管组的作息时间是早晨五点起床，六点不到就到八队去分级。分级是八队最辛苦的工种之一，日晒雨淋，没有休息。晴天一身窑灰，雨天一身泥。到下午收工后，马上进行列队训练，到晚饭后开始“上学习”，“上学习”到11点子才能休息。
这时我们已经不象入监初期那样完全受邪恶摆布了，正念上来，邪恶反倒不敢把我们怎样，干起活来不紧不慢，走起队来也是应付，所以不觉得怎么难受。只是天气已经入冬了，每天得洗个冷水澡（八队的犯人干完活可以洗热水澡），体温半天恢复不上来。恶警们也有意整人，洗完澡马上要我们到风口上去站军姿，北风呼呼吹在我们身上，操场上就我们站着，其他人都躲在室内御寒。于是我们就利用这机会背经文，交流共勉，这难得的包夹犯人不在身边的机会对我们太珍贵了。
到了后期，严管组只是个虚名，许多大法弟子也都相继写了严正声明重新修炼大法，整个形势在向好的方面转化。邪恶也知道这次成立严管组的图谋又落空了。于是，今年1月份，严管组就不了了之了。
进入今年以来，整个形势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大法弟子们都坚定地以各种方式揭露着邪恶，邪恶也没了精神，没了精力，很多大法弟子都坚决的抵制邪恶的一切命令。大法弟子们的正念对邪恶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如：今年6月，邪恶之徒刚要强打精神，在监区大会上规定不完成生产任务的中午就要严管、走队列，想用这来强制我们劳动。而我们几个，如：赵询、廖元华、李发兵等大法弟子根本就不买它们的帐，严管也不予理睬，结果这个规定还没实施，就流产了。
在几年的被迫害中，我们与绝大部分有良知的包教干警都相处得不错，他们也知道这种“转化”是徒劳的，根本改变不了大法弟子对大法坚定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