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境中的希望（一）
导言
2001年9月，美国康乃尔大学法学博士章家敦先生出版了展望大陆在加入世贸后之政局的书，他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得出结论——《中国即将崩溃》。在章博士出版这本书的前一年，中国作家郑义也出版了《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
从两位学者的书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中国在表面繁荣下潜藏的巨大危机。经济基础和生态底座的坍塌必然导致上层建筑的坍塌，也就是政权的解体。实际上，中共通过几十年谎言和暴力治国，不仅把国民经济和生态推到崩溃的边缘，中国的文化体系和道德体系也被推到了岌岌可危的状态。
历朝历代走到君王无道、民不聊生的时候，都会出现一次社会的大动乱，所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要重新洗牌、整合，改朝换代，江山易主。这个过程短则几年，长的如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上下500年。不过历次动荡之后，只要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新王朝就立即可以开创一个盛世，从“文景之治”到“贞观之治”莫不如此，究其原因，是因为民族精神不死，自然资源仍在。
然而今天中国所面对的却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困境，除了执政者之腐败堕落、普通百姓之走投无路一如过去的王朝末世，更面临着社会道德资源（精神基础）和生态资源（物质基础）的全面崩溃。这两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支柱一旦坍塌，其后果可能是中国不再浴火重生，这个人类历史上历经劫难而唯一幸存的古老文明将彻底走入历史。
可以说，中共通过它五十几年血腥统治和专制独裁，制造了一座足以摧毁这个民族，甚至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活火山。目前这座火山完全是因为中共的暴力镇压和舆论压制才没有喷发出来。然而这种镇压却似饮鸩止渴。最后的爆发，尤其是生态崩溃引发的灾难，即使是圣人出世也回天无力。同时中共自己也看到了，如果它稍微放松一点镇压，还没有等它从火山口全身而退，那石破天惊的岩浆喷发就会在瞬间把它烧为灰烬，因为它是这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
所以，中共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如果把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告诉给民众，随之而来的就是普遍的恐慌和巨大的社会动乱，同时，中共在历史上欠下的累累血债和造成今天局面的政策都要受到清算；然而如果不告诉民众实情，问题只能越积累越严重，超过临界点后，最终的经济崩溃和生态灾难将无可避免，到时候，一切灾难的总爆发对全世界所有国家来说都将是一场浩劫。现在的困境和SARS爆发前后的局面很有些类似之处，但是严重程度却如泰山比于鸿毛。
本文愿意从民族、经济、文化、生态、社会大众心理等各个层面探讨中共继续其高压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找到病症方可对症下药。有很多知识分子也从不同的角度预见到了这种灾难性前景，他们出于深重的使命感而积极为中国的困境寻找出路，但是这些出路却因为中共出于“被清算”前景的担忧，无法自上而下地配合而搁浅。
《世界经济导报》的前编辑张伟国先生曾经形象地形容中共的“反腐败”斗争，称之为不反腐败是“等死”，而认真反腐败则是“找死”。如果把这句话稍作变动的话也仍然成立。虽然一些知识分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地继续努力寻找出路，另一方面，中共却因为不想“找死”而处在一种无所作为的“等死”状态。但最可悲的是，我们的民族似乎无论如何也会被中共拉去垫背。
在一片绝望的分析后，我却发现所有这些看上去无解的难题都指向了同一个出路，因此写出这篇文章，仅做为一家之言，愿意与一切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有识之士进行探讨。全文共分八个部分。
一、兵荒马乱
不仅仅是中国人，就连西方政府和中国问题专家都害怕中共垮台后，会在中国出现内战、饥荒和难民潮。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这种冲击势必要波及所有国家。
纵观中国的历史就会看到，历次改朝换代都会有一段“兵争天下”的时间。从周平王东迁洛邑开始，是五百年春秋战国之乱，然后统一于秦；秦末从陈胜、吴广起义到楚汉相争，打了六年，然后统一于汉；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到五胡乱华、东晋偏安、南北朝对峙，中间经过了四百年的战乱，统一于隋；隋末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路烟尘被李世民扫灭，前后历时大约十年，统一于唐；唐末黄巢起义，经过五十多年的五代十国战乱，统一于宋；宋朝一直受到外族入侵，统一于元；元末红巾军起义，至朱元璋统一经过了十六年；明末从张献忠起义，到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经过了十四年战争，随后清兵入关；清末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体，从1911年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至1928年蒋介石北伐成功、统一全国，中间也经历了十七年的时间。
老子说：“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战争会带来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由于饥荒和杀戮造成的人口减少。一般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才能安顿流民、恢复生产和社会秩序。
这种必然发生的兵荒马乱，其表面原因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个血统继承的“家天下”社会，因此在体制外不存在天然的继承人。当一个皇帝的荒淫残暴背叛了“天道”的时候，造反的起义军就变成了“替天行道”。虽然如此，皇帝下台后的权力真空到底由谁来填补，各路反王哪个人奉天承运，这个就需要靠实力说话了。
中共在建政后，其独裁程度远远甚于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封建王朝，也从来没有给过百姓真正的民主，同时用无神论砸碎了“君权神授”的传统概念。对于民间控制之严厉使得在中共体制之外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更没有一个人具有统一全国的军事威慑力，很难想象中共现行体制内那些手握重兵的人不会抱着和袁世凯一样的野心成为新的独裁者，或者成为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那样的大军阀。当SARS爆发之后，尚且有许多村庄挖断公路，划村而治，当中共彻底失去镇压能力后，怎能保证民国初年各省通电独立的故事不会重演？
更为严重的是，现代社会已经不再是封建社会或者辛亥革命后的农业经济了，各省无法自给自足，而发展工业的资源当地又不齐全。尤其在中共对环境毫无顾忌地污染和糟蹋之后，中国的生态体系正面临全面崩溃，争夺自然资源、包括饮用水这样最基本生存资源的战争就可能会在各省之间展开。而武器的发展，又早已跨越了冷兵器时代，进入细菌武器、化学武器和原子武器时代。即使不用这些武器，常规武器的杀伤力又岂是过去的大刀长矛所能相比？
中国现在承载着巨大的人口和环境压力。在一个安定的社会秩序下进行生产，才可以勉强维持民众的生活和基本物资的供给。如果社会出现剧烈动荡，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遭到破坏，那么中国陷入大饥荒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国际社会需要拿出多少粮食才能填饱几亿张饥饿的嘴？拿出多少钱来才能遏制中国的难民潮？花费怎样的政治努力才能让中国的各方力量坐下来谈判？这些对于所有地球人来说可能都是一场劫难。
这是第一个看上去无解，但是却并非绝对没有出路的难题。
二、民族分裂
在中共垮台后，民族问题会立即浮出水面，成为新一届政府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一直在争取新疆独立的维吾尔人可能会趁机建立自己的国家，西藏和台湾问题也都会浮出水面。
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一旦垮台，有两种趋势耐人寻味。一个是苏联分裂为十五个加盟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南斯拉夫分裂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以及马其顿共五个国家；与此相反，原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却在1990年宣布统一。我们分开来看看这两种趋势背后的原因。
国家之所以分裂和统一，与民族问题有很大关系。一般来说，一个民族具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信仰、风俗、历史、生活习惯，甚至地域，当然希望按照本民族约定俗成的方式进行生活，由本民族的人进行管理。在前共产党国家，一方面共产党试图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去替代不同民族的不同信仰（精神手段）；另一方面通过经济收买和暴力镇压（物质手段）来对付民族分裂。然而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暴力镇压的力度一旦减弱，曾经因为暴力积累的仇恨就会爆发出来，至少不同的民族都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如全民公决等脱离曾经统治他们的外族人。按照王力雄先生的说法：“专制造成的民族问题往往被专制镇压掩盖，等到民主转型时爆发。”
中共在宣传自己的民族政策时，经常标榜自己给少数民族拨了多少款，多大幅度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了经济，实际上，民族问题跟经济问题并不绝对相关。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例，虽然捷克民族和斯洛伐克民族同属于斯拉夫人，但是历史上斯洛伐克民族长期为匈牙利人征服，经济比较落后；而捷克民族更靠近日耳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即开始工业化，经济比较发达。斯洛伐克却并不想绑在捷克这个富裕的兄弟身上，不顾失业率大幅上扬，外来投资大量减少，毅然与捷克分道扬镳。
很多人会说，中国与这些国家都不相同，因为中国文化中历来有“大一统”的意识，所以在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过了无数次的战乱和分裂，但“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点到了问题的关键。
一个国家要统一就必须有共同的文化基础，这几乎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历史上曾经有不少英雄横空出世，如波斯王大流士、罗马的凯撒大帝、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等，都曾经建立过横跨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庞大帝国。蒙古人崛起大漠的时候，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欧亚大陆。但这些帝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几十年的时间就分崩离析，而且破碎得没有办法再统一起来。究其原因，就是他们在当初创立帝国的时候，纯粹靠的是武力征服。
反观中国的历史，中国对于其版图控制内的民族一直以文化征服为主。在秦朝以前的五帝三王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是最先进的，无论是农业、科技、历法还是礼仪。远方的人为了学习中国的文化，需要经过几重翻译，但是前来朝拜的人仍然绵绵不绝。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推行了“书同文”的政策，这使得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可以轻易地传播到秦朝武力控制的所有地区。
中国文化从轩辕黄帝开始一直是道家文化占主导。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在民间的正统地位正式确立，即使是匈奴等少数民族也深受汉地文化的影响，甚至他们的姓氏都有使用汉姓的。实际上，中国人内向和含蓄的性格都来自于道家的清静和儒家的克己，这种修炼文化注定了这个民族在战争中，他的优势不在武力上，而在谋略上。但是，也正因为这种修炼精神决定了民族文化的道德起点非常高，因此得到了各个少数民族的认同。
由于汉人一直在体力上和少数民族相比占劣势，从秦朝开始，大部分时间统治中国的实际上并不是汉人。秦朝本身属于“西戎”，就是少数民族；汉朝上下四百年属于汉人统治了，但是到西晋司马炎统一三国不到二十年后，就开始了长达一百三十多年少数民族入侵的“五胡乱华”时期。随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鲜卑人）在公元439年统一北方，至隋文帝统一全国又经过了一百四十多年。隋唐这两个朝代都不是纯正的汉族血统，隋文帝杨坚和唐高祖李渊的父亲娶的都是鲜卑人独孤信的女儿，因此隋唐的君主都有鲜卑人的血统，唐太宗的长孙皇后也是鲜卑人（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唐朝一直用少数民族军官如安禄山、哥舒翰等人做藩镇的节度使，也是佛教这样的外来宗教走入鼎盛的朝代）。宋朝时，西夏、辽和金占据了全国将近一半的土地，也都是少数民族。元朝是蒙古人，清朝是女真人。算下来，中国历史上倒有一半以上时间都是胡人做皇帝。
然而特殊的是，中国的文化却一直在传承发展，“儒、释、道”作为信仰和文化的主流一直没有中断。中国文化是一个包容文化，无论是哪个少数民族入侵，都会被汉地文化所同化，而且汉地会把其他民族文化中最好的部分吸收进来。佛家思想进入汉地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元朝的时候喇嘛教、犹太教以及其他西方宗教开始流入汉地；基督教由明朝的礼部侍郎徐光启介绍给汉人，康熙大帝向汤若望学习历法、向白晋学习几何等也都是鲜明的例证。
正是这种先进文化形成了一个民族的粘合剂，北魏、隋、唐、元、清被汉化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五胡乱华时一些国王使用汉姓，南北朝时期北方的统治者也一直在依靠汉族士族，虚心学习汉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来管理国家。昭君出塞、张骞和班超出使西域、文成公主远嫁吐蕃（西藏），鉴真和尚东渡日本，郑和下西洋等也都是汉地向少数民族和国外输出文化的时候。因此，无论国家怎么分裂，最终还是这个文化认同感把中国各个民族统一到了一起。司马迁曾经以“重译款塞”来形容少数民族对汉地文化的崇拜。唐朝的时候，日本甚至不顾航海的巨大风险，不断向汉地派出“遣唐使”。蒙古、朝鲜、越南和大理自愿认中国为宗主国，都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巨大吸引力。
如果说，一个民族的地域是其物质的一方面，那么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有了共同文化做基础，统一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举例来说，从公元70年罗马总督提图斯在耶路撒冷屠城之后，犹太人开始散居世界各地，经过无数次的颠沛流离和屠杀后竟然于1948年复国，在特拉维夫开始重建以色列国。东德的共产党垮台以后，东、西德的统一障碍就被清除，共同的文化又使分裂了四十多年的日耳曼民族走向了统一。
反观中国，中共在执政大陆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恰恰在以摧毁中华文化为己任，这就等于在摧毁民族统一最坚实的基础。说起来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外来学说。它的无神论和中国传统的以人体修炼为核心的文化必然存在冲突。问题是虽然中国文化可以包容无神论，做为共产党来说，他们却绝不敢允许在其学说之外存在一个独立的意识形态。
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历时近一个世纪的实践证明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现在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实用主义”、“机会主义”、“享乐主义”和“金钱至上主义”的个人独裁国家。“马列主义”成了上个世纪造成几千万人头落地的最大谎言。那些中共高官们在夺权的第一天起对此就心知肚明。真理是不怕探讨和争论的，只有谎言才害怕，因此中共为确立“马列洋教”的统治地位，从上台伊始就把所有的舆论工具抓在手里，用暴力来保护谎言，对全民洗脑。
用中国传统的有神论价值观，和“儒、释、道”信仰衡量中共的所作所为会看出其一系列说法的虚伪，一系列做法的反人性和反人类。这就会危及到中共赖以生存的谎言基础。中共的做法是宁可让人没有信仰，也不能让人信仰“马列主义”以外的东西。所以，他们视传统文化为一大威胁，而且破坏起来极其疯狂，用以表达这种破坏欲和指导破坏行动的词也都是“捣毁”、“横扫”和“砸烂”之类。虽然这在短期内帮助他们巩固了统治，却给中华民族的分裂种下了最致命的祸根。且莫说，少数民族是否对中共“党文化”有认同感，即使是汉人又有多少人欣赏“党文化”，并因此产生民族归属感呢？（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