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警对我的野蛮摧残
2001年3月8日，我在县里发真相资料，被警车拦截，六个警察绑架我们三个女大法弟子，当时一位大法弟子就挨了五、六个耳光。我们被非法关押到某拘留所，恶警对我进行非法搜身。随身带的牙刷、毛巾等都被收了去，随后把我们推到牢房里。牢房又黑又脏，谷草扎的草垫子烂成了网。厕所在同一间屋里，因无自来水冲洗，臭气熏天，蛆在地上、墙上、鞋子上爬来爬去。没有开水、冷水供应。
进去的第二天我开始绝食。警察有时到牢房门前问一下“吃饭没有？不吃，饿死，20斤汽油烧了就是，我们不负一点责任。”第七天叫我搬牢房，所长高某某认为我动作慢，抓着我膀子提起来甩在地上，踢我腰、臀部几脚，抽起帚把打了我二十多下，我默念大法，咬紧牙关默默承受。经常审讯我的警察姚某，40多岁的北方人，高个子，脾气暴躁，每次审讯都要打脸、打嘴巴。
我绝食到第十二天，二十多个警察七嘴八舌一起来抓我，有的说：“弄来枪毙”，有的说：“捆来吊起。”……恶警用尼龙绳把我手、脚、腰捆在椅子上，再一齐绑在树上给我强行输液。我一个绝食十二天全身无力的老年妇女，却动用二十多人来对付，而放着许多大案、要案不抓不管，民众怨声载道这就不足为怪了。我被非法判劳教一年半。
2001年7月13日，恶警给我锁上手铐劫持到某女子劳教所。一进去就被搜身、剪发，一丝不挂地站在坝子里晒了一个多小时的太阳才让穿衣服。后来，我被分在七中队。劳教所共十个中队，平均每个中队约150——200人。每天除做药盒子、拈猪毛外，还要看炮制的谎言“录相”，被迫看他们捏造的资料，开“揭批会”等。我看到许多大法弟子为了证实法，拒绝“转化”，高呼“法轮大法好！”酷刑并没有吓倒她们。我目睹二十多岁的一位大法弟子高呼“法轮大法好”，被恶警干事张某把扫屎的扫帚塞进她的嘴里。有的被罚整天在太阳下站或蹲着曝晒；被罚手腕锁铐双手抱树（据近期回来的同修讲，现在已使用更凶残的反剪手抱树）。
以上刑罚除吃饭外均不准解大小便，有的屎尿解在裤子里流到地上，还要脱下她本人的干净衣服擦干净地板；还有的站得脚肿胀、积脓水、肉皮裂开流出血水。
我于2002年3月6日放出来，又继续汇入证实大法的洪流之中。
2002年9月6日晚12点，Z市四部警车十多个警察袭击了我们住处，抄了我们的资料点，包括衣物、床上用品一律收光。我们只穿着短裤、拖鞋被带上手铐绑架到分局，警察怕大法弟子喊叫，把男同修的背心脱下一个塞嘴。男同修被拳打脚踢，几次昏厥。第二天清晨五点多钟，恶警将我们劫到某看守所。由于不配合迫害，进门不喊报告，男同修又遭毒打，一位同修被打昏死。我们女同修再不能沉默了，为了抑制邪恶，我们高喊：“警察不能打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个黑矮个子警察非常恶毒的说：“我打过你们七十多人，我还没报应呢！”
9月8日上午，我看到五个警察把一个姓岑的同修抬上死人床（一种施用酷刑的钢丝床），我就高喊：“警察不能打人！”三十多岁姓曾的女警察跑到牢房里猛掴我耳光十几下，把我的拖鞋塞进我嘴里，几个警察抓着我的手反背起来，将我拖到院子里踢打。拖回牢房时，我腰直不起、腿站不起了，牢房里其他犯人见状都淌出了眼泪。受伤这么严重，下午又被非法提审。审讯时间拖了很长，没给我留饭，我也就没吃。第二天，一个警察嘻皮笑脸地故意问我：“你吃不吃饭？”我说：“只要不打我们，不捆我们，善待我们我就吃，否则我就不吃。”他说：“不吃也得叫你吃。”几个警察过来，按住我的手脚、捏着我的鼻子，用尖嘴钳撬开牙齿，用小铁瓢灌我辣椒水煮的稀饭，实在要吸气时才吞了一下，又咸又辣，难受极了！一大碗稀饭吐了一小半，逼着灌下一大半。后来的几天里舌头、嘴都麻木无味，牙齿松动，喝水都疼得要命，张嘴困难、浑身无力、腹泻。常人说“兔子逼急了要咬人”，然而我们大法弟子心中有师父的大法，没有一丝恶念，始终坚持以善待人。
9月12日，恶警把我从牢房里揪出来，铐上手铐，戴上黑色头套，甩进车里。车子大约开了十多分钟，他们把我拉下车，又走了好一段路进了门才把头套拉下来。我看出这是一个专门针对大法弟子设的秘密审讯处。他们要我说，资料是谁人做的？资金从哪里来？谁在指挥？纸从什么地方买？我一一回答不知道。他们就用细的尼龙绳反背绑着手往上吊起来，脚底离地。将我吊了一个多钟头后，我开始手脚发胀，随之麻木失去知觉；从头发根、眉毛里涌出的汗水汇至指头，大颗大颗的往地板上滴，滴湿了一大滩，后来，我牙关咬得咕咕响，提气都很困难……再后来就完全失去了知觉。什么时候被放下来的，我也不知道，只隐隐感觉有人在按嘴唇，进而知道被推按胸口、摇动臂膀，有人说：“注意哟，一两个人弄进来，死了没人知道无所谓，这次送进来十多个，人多封不住嘴。”我用力都睁不开眼睛。
待我清醒过来后，恶警又威胁说：“你再不说，还要吊高点、吊紧点。”他们边审边骂，我就边讲真相边劝善，一直审、一直讲，直到晚上八点钟，才将我拉回看守所。
2003年元月16日下午两点钟，说释放我们三人，我们信以为真，把衣服、被子送给了狱中犯人。当我向他们索要被寄存的手表（灰色男式自动手表，售价310元）时，一个40多岁矮个子国脸警察接过我的手表存放收据。转背间他就不认账，从而侵吞了我的手表。
说是释放我们，我们三人却被四男二女六个警察押解着上了火车，那个矮个子警察口头宣布判我们三人劳教，说我是两年。我当即说：“你们为什么不在法院里判？还要欺骗我们说释放，又偷偷摸摸在火车上来口头宣判，这是卑鄙行为。送我去也不算数，不会收。”我盖上被子，立掌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大法弟子不该承受的不承受，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恶警们说的不算，我师父说的才算，劳教不是目的，向人讲真相、救度众生才是目的，……”这样发正念、背师父经文交替进行，一直坚持至第二天到达劳教所。量血压、作心电图，医生问：“你得过高血压、心脏病吗？”我一下悟到是师父在帮我了。劳教所说我有高血压、心脏病，不收我。六个警察分三个看管我们，三个进去游说了两个钟头，妄图开后门把我送进去，结果扫兴而归。返回时，他们报复不给我饭吃，不准大小便，一路上谩骂我，还要给我戴手铐。我又讲真相，并语重心长地说：“我都跟你们爹妈一般大，做事不要太绝，给自己留点后路吧……”
第二天到了Z市局、又到某分局、再拉到邻县Y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二十多天。
想想看，对我这个瘦弱的农民出身的老年妇女，尚且不放过，还如此的大动干戈，更何况迫害是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动用如此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对付我们这样一群道德高尚的行善之人值得吗？这么大面积、大规模的镇压在中国是一般人说了算的吗？是一般人能调动的吗？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最底层的我只能从表面现象来推理，除此之外，还能在什么地方找到文件根据或者谈话记录呢？据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指示：一旦指示传达完毕立即销毁。中国有句俗语：“麻雀飞过都要留声响”。天理昭昭，江××恶行必遭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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