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闯出马三家集中营的历程（三）
二零零零年的八月份，刚过一个月，又一轮的疯狂迫害开始了。女一所新成立了一个三中队，全部由二所调来的犹大组成，分两个大分队，从一中队抽出十名坚强不屈的大法弟子，二中队抽出九名坚强不屈的大法弟子，八月二号，我们十九个坚定的弟子来到了三中队。到三中队的第一天晚饭后，当天晚上值班大队长是恶警杨玉，整个三中队全体学员都来到了女一所办公楼的操场上，围坐一圈，除了我们十九个，其余都是犹大，杨玉说是开联欢会，欢迎我们十九个来她们中队，犹大们一个个地表演着她们的节目，我们谁也不动，也不鼓掌，这时杨玉让我们也出来唱歌，她让杨虹出来唱。杨虹是原葫芦岛市辅导站副站长，杨虹站了出来，非常严肃地说，我们可不能软绵绵的，唱个有力量的，咱坚定的大法弟子再上来两个跟我一起唱，这时坚定的大法弟子又上来了一个，这时杨虹望了一下四周，看到我，冲我招手，让我上去，我站起来，走到杨虹身边，杨虹一只手紧握我的手，另一只手紧握那位功友的手，我感到了杨虹那坚不可摧，决不向邪恶屈服的力量，杨虹说我们唱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这是一首老歌，唱起来非常有力量，我和另一位功友不会歌词，但我俩因受杨虹感染，也能随上，我们三个人的歌声在马三家的上空回荡，唱到最后一句，杨虹握着我俩的手，一起举了起来，那是面对邪恶的不屈，犹大们第一天接触我们，她们就感到了压力。这个由坚定的大法弟子组成的群体，被马三家教养院队长称为第一批的硬骨头，不是那么好对付的。那锐不可挡的气势，令邪恶胆寒。
我们每个坚定的大法弟子都有犹大做包夹，不允许出去打饭，不许我们之间说话，看一眼都不行。一次我们中的两个人握了一下手，被犹大告诉队长了，杨玉就逼她们写检讨。包夹二十四小时寸步不离，我们没有任何自由。每天早晨起床后，犹大就开始围着我们轰炸。一天，大队长董彬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对四·二五上访是怎样看的，我说当然是对的，她就拿出非法文件，让我解释，我想这是对付我们的花招，我才不上当呢。我静静地站着不说话，她用手打我头部，并说，怎样，没话说了吧，知道错了吧。我抬起头直视她，我说师父在国外讲法中已经肯定了，我不用怀疑，她说你这不是盲目崇拜吗，你师父就没有错的时候吗，你师父的话比你爸的话对你都好使啊。我就说，我爸他是常人，他当然有错的时候，他的话我得考虑对错，而我师父是佛，我师父的话百分之百是对的，我不用考虑。恶警气得无话可说了，让我回去了。其实那就是我对师父和大法坚信的那颗坚如磐石的心，令邪恶毫无办法。
一天，我正在号里坐着，十几个犹大陪着我，但并不怎么跟我谈，面对我她们也知难而退。这时大队长董彬进来了，拿一本侮辱师父的邪书让我念，我不念，恶警就用书往我嘴上打了两下，这时犹大们也都说，你就答应队长吧，我愤怒地说，如果死和念叫我选择的话，我宁可死都不会念的，恶警当时就坐在了小凳上，看我丝毫没有妥协的余地，就气呼呼地对犹大说，你们给她念，让她站着听，说完走了。我静静地站着，这时，我们中有好多人被关在小号里，罚蹲，罚站，罚蹶着，不让睡觉，扒光衣服用电棍电，但因我们之间都被隔开了，我并不知道恶徒怎样折磨他们，我已感到了三中队比一中队更残忍，这里更恐怖，我站在那里，犹大们念的我并没听到，我感到邪恶要对我下手了，我并没有害怕，我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我只有一念，绝不能妥协，绝不能让师父失望。大队长不时地在窗外观察，我始终一个表情，不到一小时，大队长把我叫到她的寝室，并没让我去办公室，她坐在床上，问我对“转化”问题是怎样想的，我非常严肃地说，地球可能倒转，太阳也可能从西边升起，但我“转化”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你们强制我，你有可能看到我不“转化”的尸体，但决不会看到我“转化”，我已写信告诉我的家人，如果我死了，我决不是自杀，是教养院害死了我。
听我这样说，她连忙说，我强制你了吗，我说我感到要开始了。她说，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强制你的，但你想过吗，你坚持下去，三年后是什么结果吗？我说，我早有思想准备，为大法，我可以舍弃一切。说完这句话，我流下了眼泪，她就对我说，我不会再强制你“转化”了，以后你愿意看点自己喜欢的杂志什么的，就看吧，你还应该看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要坚强些。然后她就让我回去了。回到号里，犹大们赶紧把那本诽谤大法的书递给我，让我念，因为以她们以往的经验，被叫到队长办公室是挨酷刑去了，因承受不住，回来就得念。我不念，她们说，你还不念咋的，我说你问大队长去吧。其中一个犹大拿书去了，回来后，再也不提这事了。
从此后，大队长不再找我，犹大们也是装着伪善的样子。而且我的包夹就是以前我们炼功点的一名学员，我当时是辅导员，她对我还比较照顾。这时，从二所又调来了叛徒，这些叛徒的文化程度比较高，他们助纣为虐，到各省市去对大法犯罪。她们到我们三中队后，挨个找我们谈，她们几个人围攻我们一个，再加上我们这里的犹大，我真感到了身边群魔乱舞，但她们对我没有丝毫的影响，我只感到她们那么可怜。看着她们，我常常想起那句话，世人皆迷，唯我独醒，世人皆浊，唯我独清。我非常清楚她们每一个人是在哪一点上迷惑而邪悟，我也想使她们明白过来，可她们每一伙人跟我谈后，就又换一伙，而且邪悟不彻底的也不允许单独与我们谈。
有一天，又有两个犹大找我，跟我唠家常，根本就不提“转化”的事，所以我也就与她们谈，后来就各自看书，后来她俩就谈起了另一个功友，她正在罚站，每天站到夜里十二点。我立即明白了，原来她们就是用这办法对付我们，先不与你谈“转化”，跟你谈别的，如果你跟她谈，就证明你接受了她，她就说你有缝，开始罚你，最后酷刑，我立刻识破了她们的诡计。中午吃完饭后，她们还找我谈，我立即说，不要再谈了，我不想谈。她们说午前不是谈的很好吗，我说午前是因为我们初次谈我没好意思拒绝你们，她们说我们也没与你谈“转化”，我说，不管你提没提“转化”，但你们的最终目的还是通过这方式让我“转化”，你们不要费心了，不要跟我耍花样了，我没有缝，早就豁出去了，我是不会“转化”的。所以，她们一看这一招对我也不好使，就让我在屋里坐着，两个犹大陪着，有时让我干点活，但并不与我谈“转化”。因为师父的好多经文我都会背，当犹大断章取义地用师父法迷惑我时，我立刻揭穿她们，并把师父法的原话背给她们听。有时，她们非常尴尬。拿我没有办法。
这时，有好多功友被她们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我又见不到她们，恶徒们想掩盖恶行，每次酷刑折磨功友时，然后就再也不让我们见，她们虽然没有罚我，但我知道每时每刻都有功友在承受酷刑，我的心一直好痛好痛，犹大们帮助队长折磨功友，回来后就小声议论，但怕我听见。我非常担心其它功友，不知她们都在承受怎样的痛苦，有时晚上默默地流泪。经常听到电棍发出的电击声，还有犹大们高声侮辱功友声，恶警的叫骂声，充满三中队，真是阴森恐怖，身边全是犹大，不能与任何人说话，我感到那么孤单，只是常常想着师父，才感到慰藉。如果偶然能看到哪个功友，哪怕仅仅是背影，我都很高兴。
突然有一天，一个犹大通知我去大队长办公室，我到那后，有好几个功友也在这，过了一会，大队长说，要送我们回原中队，至此我在这里呆了一个月，后来才知道，是大连又送来了一批上访功友，送到三中队，怕我们影响她们，把我们送回来了。
回到一中队后，没有把我们送回三分队，而是分到了普教的两个分队里，进行强度的体力劳动。近一个月后，我们又回到了三分队，每天出工干活。这时我们又换了新队长，是陈秋梅，不久犹大全调走了，我们就一直与普教在一起。教养院为逼我们放弃修炼，又变出了新的花样，在这以前，因为一直不允许我们与家人联系，根据她们所掌握的家人情况，通过亲情，逼我们”转化”，这一招效果甚微，然后又变出花样，把我们一个一个地送到三中队。
这时师父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发表的《忍无可忍》我们看到了，这是我进马三家以来看到的第一篇新经文，我们都非常激动，我立刻背了下来。这时陈秋梅让我们写年终总结，我就写了一个修炼体会。陈秋梅看完后，大发雷霆，把稿子摔给我，让我重写，不允许提大法，不允许提修炼。我收起我的体会，什么也不交了。接着又写新一年规划，我又什么也没交，带工刘畅〈普犯的头头，卖淫犯，此人很邪〉让我交，我说没有，想要就别给我规定内容，我写什么你们就接什么。她说，那就把你交到大队长那儿。
这时，我们被集中到一起，看电视，放的是功友们在天安门广场正法的壮举，看着这一幕幕悲壮的镜头，我激动的热泪盈眶，一年多来，我们与外界完全隔绝，一直牵挂着外面功友的情况，看着功友们都在走出来，证实法。我非常高兴。一天早晨出工后，在车间，刘畅说王大队〈王艳平〉找你，我猜想一定是写总结和规划的事，我就来到车间前边，站到离王艳平一段距离处，可王艳平却让我离她近一点，并笑着对我说，你怎么啦，怎么好像不高兴，我没有回答，她说知道队长找你什么事吗，我摇了摇头，她又接着说，看完电视你有什么感想。我笑了笑，她又说，队长想听你的心里话，我就说，我很高兴，我看到有这么多的功友在走出来，为师父和大法鸣冤，我真的高兴，从她们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一年前的自己，一年前我就是这样被送到马三家来的。她说，你真很诚实。我们对你的教育却带来了反效果，以后不能让你看电视了。我又给她解释了电视上一些功友们说的比较高的话，后来就让我回来了。这时还不断有功友被送到三中队，教养院对我们一直用各种办法对付我们，逼我们屈服。
春节过后，一天早晨醒来，功友张秀英〈本溪人〉夜里听到了外边功友放的录音，《强制改变不了人心》，我非常后悔没有听到。不久，我们也看到了这篇经文，和我们一样处境的二中队功友，她们看到了《在北美大湖区法会上讲法》，她们立即行动起来，揭露邪恶，并要求八小时工作时。三月二十四号教养院对我们实行八小时工作日，晚上可以不出工了〈但没实行多少天〉，让我们集中坐小板凳，不许说话，不许低头，不许闭眼，身体必须坐直，有四防和坐班看着，一直坐到普教收工回来，比出工干活还累。第二天功友李淑珍去找大队长，大队长就到我身边问我，说昨晚感觉怎样，我说比出工干活还累。大队长把我们集中一起，问我们能不能保证不传抄经文，我们谁也没说话，大队长就把我叫了起来，说让我代表这些人表个态，我说，师父以前写的会背的那些我不传抄了，因为我发现丢字的特别多，师父的法每个偏旁部首，每个标点符号都是佛的形象，我怕乱法，但有新经文我就不保证了，〈因为新经文都是功友照原文抄写送进来的〉，大队长说，你的意思是不抄写是怕乱法，并不是遵守教养院纪律，我说：“对。”当天晚上，就给我换了包夹，严加看管，我每走一步，包夹都紧跟着，而且把她的脏东西都放到我床头上，夜里我去厕所她也跟着，我就说了一句“狗特务”，她报告了队长，陈秋梅把我叫到车间前边，大声怒吼，根本不允许我说话，让我向包夹赔礼道歉，我坚决不道歉，她就罚我装车，折腾我一上午。后来指导员和大队长都来了，我还是坚决不道歉，但我再也不想说话，站在那默默地流泪，包夹打我们，骂我们，辱侮我们的时候，从没有人过问，她们可以剥夺我的一切权利和自由，而我稍加反抗，队长就逼我道歉，我绝不会再纵容邪恶，坚决不道歉。到教养院一年多来，每次思想汇报，我都向队长讲清真相，用真诚和善心劝戒队长，字里行间浸透着我的真情，所以大队长对我很少恶言恶语，她没有逼我，也就不了了之。
这时，教养院为与韩国客商做服装生意，逼我们限期做出一批高质量服装，竟然三十六小时不休息，不睡觉抢活，连吃饭都在机台上吃，而且陈秋梅还说我们干的慢，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
后来，我们一中队和二中队坚强不屈的大法弟子集中到一起，之后我们被分散在一中队的普教中，我还在陈秋梅分队，晚上我们被强迫集中到一起，恶警让三中队犹大骚扰我们，我们全部抵制她，而且杨虹要问她几个问题，吓得她灰溜溜地逃跑了，只来一晚上就再没有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