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拉斯观察者报：自由环境里的功（续）
小组其他成员在路边排成扇形，散发着传单。“SOS！紧急救援，”乔伊边说边将传单提供给每个过路者。有些人避开她的眼光，但一些人则注意到了酷刑图片。
“哎哟，多可怕呀！”一位女士说。两位青少年走近展板，阅读图片解说文。他们中的一人问，“他们炼功就遭毒打？”另一个小伙子说，“他们将在那儿举行奥运会？”
几英尺之外，一个坐在亭子边缘的唱歌艺人停止弹拨他的吉它，并直瞪着站在他的收小费的箱子前面的乔伊。“你要在我前面的这块地方做事？”他问，“我在这里挣钱，而且是我先到这儿的。”
乔伊转过身，笑着递给他一份传单，“SOS！紧急救援。”
“听着，”吉它手继续说，“你正好挡在我的前面，这是非常不礼貌的，你甚至不问一下。”
“哦，”乔伊说，“很抱歉。”她走开几步，继续分发传单。吉它手皱着眉，继续他的弹唱。接近午时，吉它手燥动起来。他屡次停下弹唱并沉着脸看着乔伊。但是，他偶而也读几段传单。不久，另一个人迈着沉重的步伐走来。“(略，粗语)，”吉它手告诉他，“他们正在中国受迫害。我开始明白了为什么。”
乔伊知道这个吉它手在努力挣钱，但她没有因他的态度而生气。
“我现在做的是正事，拯救那些不知真象的人们，”乔伊说，“你一旦得知真象，你的心就会改变。”
乔伊是在1997年，即她与丈夫来奥斯汀的前一年开始学法轮功的。回顾在家乡时，她是一名高中化学教师，她的医生告诉她，她没有生育能力。在她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她怀孕了。对于乔伊来说，法轮功给了她奇迹，并使她的生活变得更美好，然而也带来了麻烦。
在德克萨斯大学，乔伊每天在校园里炼功。今年早春，当她发现她的一张炼功照片被贴在她公寓楼的洗衣房时大吃一惊。“XX”二字横在照片上。乔伊不知道照片传单是谁贴的，但她怀疑这或许是一个相信中国政府宣传的中国学生贴的，或许更糟糕，是中国(江泽民)政府自己的特工人员干的。无论怎样，她都得到了这个信息：虽然她和她的丈夫都是中国公民，但他们不能安全回国了。
“假如我到了(中国的)机场，你认为公安人员会让我进入中国吗？”乔伊说，“他们会拦住我，逮捕我。”
孙大昆宣读报告后休息了一下。孙是个腼腆的人，他说法轮功给了他在公众面前演讲的信心和力量，他天天都在运用这一技能。自从(江泽民在)中国取缔法轮功以来，孙把他所有的业余时间，包括假期都用来参加在德克萨斯和其它地区举行的法轮功介绍讲座，以让更多的公众了解法轮功。
“我自愿做这些事是因为我觉得有责任这样做。有时我的朋友会说，‘你变了，以前你只做常规工作，现在你相当活跃。你是否有兴趣做政治工作？’这很难解释，”孙说，“如果不发生迫害，我不会活跃的。我愿意过我的正常的，和平的生活。我会正常上下班，同我的妻子逛商场。”
这段话引出了一段不愉快的回忆。孙说，他的妻子不修炼法轮功。起初她也修炼，但当法轮功在中国被定为非法以后，她因害怕而退出了。目前，他的活跃带来了压力。
“对于我的妻子，这不是一个愉快的、好的改变，”孙说，“她关心我的健康，她经常发牢骚，‘你为什么坚持炼？’或‘你什么时候才会停止？’”
也许孙遗憾的是，他自己已经永远地迈入了法轮功这个大门，而他的妻子将留在门外？他笑了。他并不是觉得这个问题可笑，他只是苦恼。一星期前，他的妻子搬出去住了。他们不是因生气而分开，而是他们的婚姻出了问题。孙说他感到悲哀，但并不害怕后果：不管她是否回心转意，“这是一个考验。”
到下午一点钟，吉它手觉得受够了。他放下了他的吉它，转头向正在小亭子下发正念的炼功者们。“咳，”他说，“(略)！”
吉它手收拾了他的小费和乐器，然后点上一支烟，向河那边望去，乔伊匆忙奔向他，并递给了他一份呼吁中国政府结束对法轮功迫害的请愿书。吉它手勉强接过来，边吐烟边扫视上面的字。看完后，他看着乔伊。
“SOS！紧急救援。”这个人签了请愿书。
乔伊轻盈地跑开，面上带着欢欣和泪水。
“你们看，”她说，“他的心已经转变了。”
离开旅游区后，这群人在一个蛋卷外卖小店共用晚餐。在那儿，艾米.李，孙大昆和潘洪义沉浸在汉语的谈话中。孙说他们正在辩论著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两天前将2008年奥林匹克主办权授于北京的决定。
至此，他们谈得最多的是中国是否应该主办这个夏季运动会。他们处于一个两难境地：他们不希望在这件事上持政治态度，却全都有见解。他们的见解各有不同，但大多数认为这个运动会不会改善法轮功的困境，相反地，他们相信中国政府会为了根除法轮功修炼者而远在世界各国到达北京之前加紧镇压法轮功。
如果他们继续发表他们的见解，他们会被认为对奥委会的决定持反对态度。因为法轮功没有组织机构，无人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所以他们询问我的看法，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指向他们那套新闻材料，里面有由自愿者们打印的文献，包括一篇文章，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与阿道夫.希特勒主办的1936年柏林奥运会做了直接的比较。文章包括了一张希特勒的照片和引述他的一句话：“(犹太人)必须从地球上消失。”正对着的是一张中国主席江XX的照片和他的广为报道的话：“用任何手段消除法轮功都不过份。”
此文没有明白地说国际奥委会应该做什么，但它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论据，中国正在走向大规模屠杀之路，所以，不应该由它主办这个运动会。此文当然看起来象一份政治声明。这个小组理解了这个信息，并继续辩论。
当日傍晚，这个小组在当地一位愿意提供住处的修炼者的公寓里休息--虽然他本人出城了。这是一套两个卧室的公寓，简单而实用。起居室有一个长沙发，一台计算机和一套小电视-录相机组合，旁边有一叠李老师的讲法录相带。墙上唯一的装饰是一个大的教功图，上面绘有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一盒袋装土豆片和一箱子瓶装水已事先为小组准备好。
在这儿，此次旅行的基本性质和法轮功运动本身生动地体现出来。小组没有准备睡觉，而是开始工作。潘洪义和乔伊开始写文章，而艾米.李和丹尼奥修改她们的声明。其他人则上网访问明慧网，该网站及法轮大法网站(www.falundafa.org)是由自愿者操作的，也是法轮功网际空间总部。此网连接李老师的讲法、法轮功概况和关于在中国发生的对修炼者们的非法逮捕、拘留和迫害致死的最新新闻报道。
这个小组在网上刊载这次旅行的进展情况，同时他们也查阅其他旅行队伍的进展，有些队开车，有些步行，也有骑单车的，所有队伍都以华盛顿特区为目的地。但是互联网对涉及个人的问题也起著作用。除了电话，互联网是小组成员们能找到他们在中国亲人们的消息的最好途径。
只是他们上网的心情多么急切，不会在几天里就明显表现出来。
当这个小组从新奥尔良到杰克逊(Jackson)，伯明翰，诺克斯维尔(Knoxville)和劳诺克(Roanoke)时，(我)开始习惯了他们的口音，因此开始充分领会到他们的故事。难怪他们称此旅行为“SOS！紧急救援”：原来他们实际上正努力营救他们在中国的亲人们的生命。
琳达是一位最近在德克萨斯仪器公司工作的化学工程师，她于1997年来美国爱荷华州读研究生。在中国，她的兄弟及其妻子在90年代中期开始修炼法轮功。那时，中国政府并未将其视为威胁，修炼者们自由地在公园里大规模而有秩序地集体炼功。
90年代中期，修炼者的人数不断增加，政府的态度开始转变。1996年，李老师的第一本著作被禁，此书曾是全国最畅销书。后来，出现了一些新闻文章，将法轮功描述成XX，说其目的是试图推翻XX党。与美国的新闻报道相反，这些报道不是在公开辩论中产生。在中国，政府控制着所有媒体，而新闻报道突然将法轮功称为“XX”，这标志着中国国家主席江XX的容许政策的转变。
1999年4月25日，一万多名法轮功修炼者们和平地聚集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外面，表达他们的意见，说明法轮功没有政治意图，修炼法轮功是有益的。琳达的兄弟和他的妻子也在其中。请愿和平地结束。
“当时看上去事情会有好的结果，”琳达说，“但不幸的是[江泽民政府]开始调查这些法轮功学员。”
三个月以后，江XX取缔了法轮功。琳达的兄弟及其妻子和其他几千名学员再次来到北京，他们在那儿被抓。后来，琳达的兄弟被强迫上电视说谎，公开谴责法轮功。他被释放了，但他继续炼功。结果，他被工作单位解雇。他的工作与中国大部分工作一样，都是在XX党控制之下。
这对夫妻仍然没有放弃修炼。相反，他们写信向中国政府上诉。12月，他们再次去北京上诉。他们还未离开郊区就已被抓，并被送到劳教所，他们至今都被监禁在那里。
琳达说，“我的兄弟被严刑拷打”，他的妻子也遭到酷刑折磨，“他们强迫她在冰雪里站了15天。”
琳达最后一次和她兄弟讲话是在1999年，她说几乎不可能得到有关他近况的信息。“我曾经寄给他一封信，但没有回音。”
明同样担心她68岁的母亲。2000年5月，警察搜查了她母亲在湖南省的家，没收了她的法轮功材料并把她关进了劳教所。在那以后，她被打得失去知觉，他们不让她睡觉，并强迫她靠墙罚站，一站就是数日。
明说，“他们告诉她，如果她放弃[法轮功]，她就可以自由。”明的母亲拒绝放弃。明说在她开始炼法轮功以前，她有严重胃堵塞，以至几乎不能吃东西，而只能靠注射和每日服药维持生命。
“修炼法轮功后，她越来越健康。她能吃食物了。她变得精力充沛。[她的]头发早就白了。炼法轮功以后，她的头发变黑了，”明说，“我母亲说，‘大法给了我生命。如果他们要我放弃，那就和要杀我一样。’”
明的下巴倚在椅背上，叹息着。她说，“那么多的人遭受那么多的痛苦。因为我不会放弃法轮功，如果我回中国，也许我也会被杀害。我不能回去，但我是那么想念我的家人。”
在旅途中，艾米.李越来越忙。在每一站，派来报道这次旅行的当地记者都把兴趣集中在她身上，因为她是这个小组中唯一亲身遭到酷刑迫害的人。当他们快到华盛顿时，她为了接受国家记者们的电话采访而常向别人以“嘘”示意，要大家安静下来。
艾米.李在中国是个服装设计师和艺术家。她也曾有美满的婚姻，有一个小女儿名叫豆豆，这个名字取“开心果”之意。她在中国刑事系统的一番经历证明了针对家庭的镇压是中国(江泽民)政府要彻底消灭法轮功的计划的一部分。
就象琳达的兄弟一样，艾米在法轮功被宣布为非法的当天去了北京。在那里，她被抓进公共汽车并被送到郊区。第二天她回来并再次被捕。这一次，她被强迫看反法轮功的录象。在她被保释以后，她回家了，并开始写信向中国政府上诉。为此，警察来到了她家和工作单位，她被永远地解雇了。他们也去了她丈夫的工作单位，他的老板开始指责他“宣传法轮功”。
2000年5月，她回到天安门广场并拉起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她说七个便衣警察把她摔倒在地，殴打她并把她关进天安门广场派出所。在开始的12小时里，他们不许她上厕所。“你不是讲忍吗？”一个警察问她，“我要看看你能忍多久。”
后来，艾米被打了一个小时。警察拖她的头发，把她的头向地上猛撞，他们一直把她踢昏过去。当她醒来时，她发现他们剥光了她的衣服，她的身上布满了瘀伤。一个警察骂她装死。几天以后，她被送进精神病院，在那里，一群警察和护士把一根管子插进她的鼻孔，把红辣椒水灌进她胃里。
艾米说，“当这管子进到我的胃里时，我想呕吐。那时我以为我要死了。已有那么多人被这种方法折磨致死。”
不久艾米被释放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她继续给政府写信赞扬法轮功。警察把她软禁在家中。他们也强迫她的丈夫签字保证艾米不再炼法轮功，不再写任何呼吁信。当艾米拒绝去那种强迫修炼者放弃法轮功的“转化班”时，当地的党书记告诉她他们将在她的家里办班。在他们到来之前，艾米带着豆豆逃到一个租来的公寓。当警察追踪到她，抢走了豆豆并强迫她去洗脑班时，她才知道她的手提电话被监听了。
在重述那天的情况时，豆豆被带走是整个故事中唯一使艾米落泪的地方。她说，“很痛苦，从心底里痛。你知道吗？”
后来，艾米收到她的丈夫被迫写的离婚申请书。除了签字以外，她别无选择。当她被释放时，她意识到如果她想活下去，就只有一个选择：逃出这个国家，离开她的丈夫和女儿。回家后，她的丈夫被要求按例写“自我批评”和谴责艾米的行为。
记者常常问艾米.李被折磨时的感受。即使英语是艾米的母语，也不能肯定她--或任何一个有同样经历的人--能找到合适的词来表达她的感觉。
艾米.李参加这次旅行会给她的丈夫和女儿带来危险，但她说她不会沉默。她也不会让政府从精神上压垮她。
她说“我还是觉得很愉快，因为我没有做违心的事。”
在旅途中，华盛顿特区的游行从星期五提前到星期四--7月19日。这个改变带来的混乱并没有减弱参加者们的情绪。象开始许诺的一样，约3,000名修炼者在早晨8点开始汇集在华盛顿纪念碑下。大型集体炼功后，修炼者们自动排成队伍开始游行，当他们缓慢地沿着宪法大道（Constitution Boulevard）向国会大厦行进时，马路上的交通停止了。
在台阶上，设立了一个临时的讲台，周围是密密麻麻的呈半圆形围坐着的记者，摄影师和摄像组。在田纳西州的某个地方，有人打手提电话问艾米.李是否会在国会山新闻发布会上发言。当时她说她还没有准备好，但今天她站在讲台后，拿着一张她讲熟了的发言稿。穿着蓝色的衬衫，白色的宽松裤，她看起来即不愉快也不紧张。她只是显得很坚定。
在新闻发布会安排表上，艾米.李被预定为第三位发言者。然而，当发布会进行时，一些政治家来到讲台。一个接一个地宣布他们对法轮功的支持。最终，艾米.李在一排折叠椅上坐下来。
那天晚些时候，美国众议院击败了一项要求搁置对华正常贸易关系的提案，该提案是由一些被中国人权记录激怒了的众议员提出来的。同时，在中国，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一份购买价值20亿的战斗机的合同。
在艾米.李等待发言的时候，我想起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民权纪念公园度过了一个夜晚后，她所说的话。在一辆面包车里，这个小组愉快地嚼着冰淇淋，讨论著美国电影。他们最喜欢的是“阿甘正传”（Forrest Gump）。
艾米.李说，“美国人不喜欢悲剧。”我半天没有明白她这话的意思，但最终我明白了。
她的意思是美国人喜欢愉快的结局。
艾米.李在多次被逮捕和折磨后，最近逃离了中国，离开了她的丈夫和女儿。虽然她在美国的活动会继续影响到他们的安全，她说，她将坚持不懈地站出来说话，不这样做的话，就不符合法轮功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