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善念替代自私之后的变化

这种只顾自己的状态是很难改变的。很长时间里，我所想的都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总是思考：“怎么样我才能继续提高？怎么样我才能感觉更好一些？什么时候我才会不再难受？”

修炼一段时间之后，我在英文版明慧上读到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意识到他为了达到更高层次而修炼是自私的。由此我非常严肃地审视了我自己的自私。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开始不把自己当作那么重要了。

几个月之前，和我们一起练功的一个人中风了。接着他又心脏病发作了。师父说过：“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我想弄明白这个人是怎么了，以至于他会得心脏病。我跟他谈了谈，他承认他吃药，经常去看病，而且同时他在练其它的东西。他也不相信师父有任何超越常人的能力。

我觉得我应该对此做一些什么。要是我什么也不做，这个人有可能还没等明白大法到底是什么就死了。由于中风，他不能开车了。他住得太远，所以我们不可能接送他参加英文学法讨论。所以我决定在他家开办一个英文学法小组。我不能肯定这个学法小组对他有了什么效果，但我知道他刚刚买了辆自行车，现在他可以四处活动了。

这个大法太令人惊奇了。我所带领的英文学法小组第一次活动之后我失眠了。我哭着想到了那些我所失去的本可以用我的善心去帮助别人的机会。

我很早以前就把自己的名字和电话放到网上了。但我几乎没接到过任何电话。我一直把我自己当作新学员。而在我开始做这个学法小组之后，我开始不断地接到别人的电话，要学大法。一个教会组织邀请我去教功。一个在圣地亚哥的心理学家受封莉莉在阿尔布克克研讨会上的发言所吸引，找到我教她炼功。一个坐着轮椅的人也要学功。我给一家网上公司写了一篇文章简要介绍法轮大法。文章发表之后，一个德国人开始和我通电子信件。我引导他去读德文版的转法轮，现在他已经是个修炼者了。而我也不再是个新学员了。

还有一个例子。我刚开始修炼的时候，炼完功，中国学员就聚在一起，用中文聊天儿。我也想和他们交往熟悉，但他们背对着我，站成一个圆圈，用中文交谈。没有人让开一个位置让我也加入进来。他们也从不邀请我炼完功一起去吃早饭。我于是得出结论，中国人不喜欢和我讨论他们的个人问题。

有一次我和另一个中国学员谈话，我误解了他的意思。于是那个弟子说，他在跟中国人和西方人说话的时候，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他总是必须调整思路。

我的善心越来越强之后，我开始主动和别人说话。我开始更关心他们怎么样了。我真的变得关心别人了。于是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当我对别人感兴趣的时候，别人也开始对我感兴趣了。我惊讶地发现我第一次跟一些中国女子们谈论的话题竟然是，性，以及她们和她们丈夫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我们几乎谈到了所有的个人问题。现在，当我和中国弟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起大笑着开对方的玩笑。我们坦诚地讨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执著，怎样提高自己，以及种种个人问题。

我越是更少地想到自己，我越更多地想到大法和别人，我越更深切地意识到：在修炼者之间，没有文化的不同，只有应该去掉的执著。

另一个变化发生在我参加了6月9日和10日周末在三藩市举办的媒体培训之后。其中的一个练习是，我们要相互讲一讲什么东西影响了我们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正法。我谈到了我非常爱睡觉。还有，为了确保“把事情干好”，我还有个工作模式。在我谈这些的时候，我认识到我还有常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我仍然没有把大法放在我个人的兴趣之前。这其实是我自私的另一个表现。

认识到了这一点，回到圣地亚哥之后，有三个弟子都找我，要我帮忙做大法的事情。我在“妇女良心”这个专题上干过一点事情，所以我们联系人知道我计算机里有这方面的信息。于是她从瑞典的哥得堡给我打电话，要我帮她写一个关于妇女遭受酷刑的7分钟的演讲稿。因为我是犹太人，三藩市的另一个弟子请我想办法邀请三藩市的犹太人参加为支持受酷刑迫害的人而举办的联合国国际日公众信息交流会。还有一个弟子要我帮助他出版一个社论，是关于西方媒体对马三家劳动教养所的报导的。

仅仅因为我认识到我把工作放在大法之前的错误，我就得到了很多做大法事情的机会。也就是说，当我准备好要做更多事情的时候，我就得到了更多的事情要我去做。当我有了内在变化的时候，外部世界就会体现出变化来。

如果说外部世界的变化是由于内心世界的变化而导致的，那么，我要问一问这个问题。我是大法的一个粒子。我有责任发正念铲除邪恶。但师父在2001年加拿大法会上告诉我们：“当然了,我们在清除邪恶的时候大家要注意，抱着显示心理，抱着常人的怕心或者是不纯的念头，都不能达到目的。”但邪恶仍然存在。这是不是因为我还没有彻底改变我的内心呢？显然，我还要继续努力。

（2001年芝加哥法会发言稿2001年6月24日）